92年那会儿，村里还穷，家家户户靠种地糊口，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眼看着身边的同龄人一个个往南方跑，说进厂打工一个月挣的钱，比在家种一年地都多，我心里也痒痒，一心想出去闯闯，给家里添点收入，也给自己攒点嫁妆。那时候没出过远门，连县城都没去过几次，啥都不懂，就想着能挣钱就行，轻信了村里一个远房婶子的话，她说她在南方有熟人，能给我找个轻松的服装厂活，管吃管住，工资还高，我想都没想，就跟着她出了门。

临走那天，我妈把我送到村口，往我兜里塞了二百块钱，又塞了一袋煮鸡蛋。她说出门在外，别舍不得吃，别跟人起冲突，实在不行就回来。我说知道了，心里却想的是回来多丢人，人家都能在外面站住脚，我怎么就不行？

那个远房婶子叫秀兰，平时在村里人缘不错，嘴甜，见谁都是一脸笑。她男人在外面跑生意，她也跟着出去过两年，回来的时候穿金戴银的，村里人都说她有本事。她说她在东莞那边认识一个服装厂的老板，专门招女工，活儿轻松，一个月能拿一千多，还包吃住。一千多啊，我爹在地里刨食，一年到头也就攒个两三千。我听得眼睛都直了，恨不得当天就走。

我们坐的是绿皮火车，硬座，从郑州到广州，要二十多个小时。秀兰婶子一路上都在跟旁边的人聊天，说她认识谁谁谁，做多大生意，开多好的车。我听得云里雾里的，心里又是羡慕又是紧张。火车越往南开，窗外的房子就越不一样，从土坯房变成了小洋楼，田里的庄稼也从麦子变成了水稻。我看着窗外，觉得自己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到广州的时候是凌晨，火车站里人山人海，到处都是背着蛇皮袋子的打工仔打工妹。我紧紧跟在秀兰婶子后面，生怕走丢了。她带着我出了站，找了一辆面包车，跟司机说了个地名，我们就上路了。车开了快两个小时，越走越偏，路也越来越烂。我问秀兰婶子还有多远，她说快了快了，就在前面。

车最后停在一个小镇上，不是我想象中的大城市，更没有什么高楼大厦。秀兰婶子把我带到一栋三四层的楼房前，说这就是厂里给我们租的宿舍。我上楼一看，一个大房间里摆了七八张铁架床，被褥又脏又旧，地上到处是烟头和垃圾。房间里已经住了几个姑娘，有的躺在床上，有的坐在床边发呆。她们看见我，没什么表情，连招呼都没打。

我有点发懵，问秀兰婶子这是啥地方？她说这就是服装厂啊，你先住下，明天就去上班。我说不是说管吃管住吗？这地方怎么住人？她笑着说农村出来的丫头，别那么娇气，人家都住得，你怎么住不得？我想反驳，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来都来了，车票也花了钱，总不能现在就回去吧？

第二天，我被带到了上班的地方。那根本不是服装厂，是一个地下作坊，在一栋民房的二楼，几十台缝纫机密密麻麻摆着，窗户用黑布遮得严严实实，里面又闷又热，机器的声音震得耳朵疼。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嘴里叼着烟，看我的眼神让我浑身不自在。秀兰婶子把我交给他，拿了五百块钱，笑着走了。

我后来才知道，那不是工资，是介绍费。秀兰婶子把我卖了，一个人头五百块。

作坊里干的也不是正经服装厂的活，是一些杂牌衣服的贴牌加工，什么牌子都有，什么标志都能给你缝上去。每天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十点，中间休息一个小时吃饭，一个月休息两天。工资说是计件的，做一件给多少钱，可我干了第一个月，拿到手的只有两百多。我问老板为什么这么少，他说扣了住宿费伙食费，还说我手慢，做的件数少。

我不敢跟家里说，怕他们担心。也不敢跟秀兰婶子理论，她早就不见了踪影。我想走，可身上没钱，连回去的路费都凑不够。那些日子我每天晚上躺在那个又脏又乱的房间里，听着别的姑娘的呼噜声，眼泪就往枕头里流。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你怎么就这么傻？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没长脑子吗？

那个作坊里跟我一样被骗来的姑娘有好几个，有的比我待得久，有的刚来。我们慢慢熟了之后，她们告诉我，秀兰婶子就是专门干这个的，从老家那边骗姑娘过来，一个人头她能拿三百到五百。有些姑娘被送来之后，连工资都拿不到，想跑又跑不掉，老板把身份证都扣了，出门都出不去。

我住了三个月，攒了一百多块钱，是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走的那天我没跟任何人说，趁半夜大家都睡了，偷偷起来，把行李收拾好，翻窗户出去的。三楼，我顺着水管滑下去的，手磨破了皮，裤子也扯了个口子。我不敢走大路，沿着田埂跑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到了一个小镇，坐上了去广州的大巴。

到了广州火车站，我攥着兜里仅剩的几十块钱，在售票窗口前站了很久。回老家的票要六十多，我差二十块。我不敢买票，怕上了车被查票赶下来。我在广场上转了好几圈，最后蹲在花坛边上哭了。不是伤心，是害怕。害怕自己回不了家，害怕这辈子就这么交代了。

一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看见我，过来问我怎么了。我说钱不够买票回不了家。他看了我的身份证，又问了几个问题，带我去窗口买了一张半价的学生票。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越来越远的城市，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我在外面这几个月，没挣到钱，没学到本事，反倒是被骗得精光，连人都差点搭进去。可我又觉得，我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在那天晚上翻出了那扇窗。

回到家，我妈看见我瘦了一圈，手上还有伤，什么也没问，去厨房给我下了一碗面，卧了两个荷包蛋。我端着碗，面条的热气熏着眼睛，眼泪又掉下来了。我妈背对着我在灶台前洗碗，也没回头，就说了一句：“回来就好。”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秀兰婶子。听说她在外面又骗了好几个姑娘，后来被人找上门，打断了一条腿，再也没回过村里。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没有高兴，也没有解气，反而觉得挺没意思的。一个人为了几百块钱，把自己活成这副样子，值什么呢？

那趟出门，我什么都没带回来，只带回了一句话，我经常跟村里的小辈们说：出门挣钱是好事，但千万别信那些嘴上抹了蜜的人，越说得好听，越要留个心眼。他们听不听是他们的事，但我说了，心里就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