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三兄弟，以鲁迅名气为最大，周作人原本也颇有才学，如果好好做人，不走错误路线，那么也该是一个才俊，只可惜生平之事，颇为争议。但是，论仕途走得最远，却要属鲁迅的三弟。作为鲁迅的三弟，他的人生也颇为曲折，就说这婚姻之事，所娶第一任妻子是二哥周作人老婆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但是，这一切都要拜羽太信子所赐，羽太信子一方面为了找妹妹来照顾自己，一方面却谋划把妹妹嫁给老三，以巩固自己在周家的地位。
原本婚后感情尚可，但是羽太芳子太拘泥于姐姐的控制，最终与周建人的感情越来越淡。其实，说到底，两人的感情基础太薄弱。另外，两人的思想认识差距也比较大。周建人不断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而羽太芳子却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没什么文化的日本女人而已。
总之，感情的裂痕，最终两人感情到头，周建人娶了自己的女学生，跟哥哥鲁迅有点像，但是却获得了婚姻的真正幸福。大概，中国女子更靠谱。
后来他在仕途上走得最远也最高，先后担任国家重要干部，官至副国级。
一：生逢乱世。
光绪十四年冬月初九（1888年11月12日），绍兴新台门周家传来婴儿啼哭。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周建人。他出生时，周家还是绍兴城里有名的官宦世家。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点过翰林，做过江西金溪知县，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父亲周伯宜是个秀才，母亲鲁瑞出身书香门第。
周家台门坐落在绍兴东昌坊口，是一座五进大宅。门前挂着“翰林第”匾额，台门里住着六房人家，上百口人。阿松的童年记忆里，最热闹的是过年时祭祖——大厅里摆满祭品，香烟缭绕，族人们穿着长袍马褂，按辈分跪拜。祖父从北京寄回的年礼里，总有他最爱吃的京式蜜饯。
但这份繁华已是强弩之末。阿松三岁那年（1891年），祖父丁忧回乡守丧。
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周家的命运。
1888年的中国，正处在洋务运动的尾声。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已成规模，张之洞在广东筹建枪炮厂。而在绍兴这样的江南古城，读书人还在为科举苦读。周家台门的孩子们，早晨要去三味书屋念“子曰诗云”，下午则偷偷溜到百草园捉蟋蟀。
阿松五岁开蒙时，祖父别出心裁，不用《三字经》《百家姓》，而是选了《鉴略》——一本简明的中国历史读本。祖父摸着胡须说：“读史使人明志，比死记硬背那些蒙学读物强。”这个决定，让阿松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兴趣。
然而好景不长。1893年秋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周家。
二：家族崩塌的童年。
那年重阳节刚过，绍兴城里突然传来消息：周福清卷入科场舞弊案，被朝廷捉拿！原来，绍兴几家大户想为子弟在乡试中谋个举人功名，凑了一万两银子，托周福清向主考官行贿。周福清起初拒绝，但经不住软磨硬泡，最终写了封信，还在名单后加上了自己儿子周伯宜的名字。
事情败露后，光绪皇帝震怒。周福清被判“斩监候”——秋后问斩。消息传到绍兴，会稽县的差役冲进周家台门，高喊“捉拿犯官周福清！”那声吆喝如晴天霹雳，把五岁的阿松吓坏了。
更可怕的是，两个哥哥——15岁的樟寿（鲁迅）和9岁的櫆寿（周作人）被连夜送到乡下舅父家避难。阿松抓着母亲的衣角问：“大哥二哥什么时候回来？”母亲鲁瑞强忍泪水：“等风头过了就回。”
这一等就是三年。其间，周家变卖家产打点官司，祖父的命保住了，改判“斩监候”为“永远监禁”。但家底已经掏空。雪上加霜的是，1896年，父亲周伯宜因肺结核去世，年仅37岁。
八岁的阿松跪在父亲灵前，看着母亲哭晕过去。家里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最后还是从叔祖藕琴公取下腕上的枫藤镯，当了六十块大洋，才勉强下葬。
从1892年到1907年，周家先后死了十多位亲人。阿松后来回忆：“常常是这场丧事还没办完，下一场又来了。”频繁的丧事让这个原本富裕的家庭债台高筑。母亲鲁瑞开始变卖首饰，阿松则从五岁起就帮母亲糊银锭——那种祭奠用的纸元宝，糊一百个才得一文钱。
三：自学成才的“小学毕业生”。
1902年，两个哥哥先后去南京求学，后来又东渡日本。14岁的阿松也想跟着去，但看着母亲孤零零的身影，他咽下了这句话。晚年他常感慨：“一个人做事，千万不要‘喔格’（绍兴话，意为犹豫后悔），‘喔格’一声，就会遗憾一世。”
他留在绍兴，进了会稽县学堂。这是所新式学堂，除了四书五经，还教算学、地理、体操。阿松最喜欢博物课，老师带他们去野外认植物、捉昆虫。但只读了三年，因家贫辍学。
1906年，绍兴僧教会办小学，18岁的周建人当上了僧立小学的教员兼校长。每月薪水八块大洋，他留两块零用，其余全交给母亲。同事笑话他：“周校长，你这身长衫都洗得发白了。”他笑笑：“干净就好。”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大哥鲁迅从日本寄来的四本书：德国人写的《植物学》英译本、《野花时节》、《植物学辞典》、《植物的故事》。随书附信说：“在中国搞其他科学实验难，但植物到处都有，适合自学。”
从此，周建人开始了漫长的自学生涯。每天放学后，他背着标本夹走遍绍兴的山野。塔山、府山、蕺山、禹陵、兰亭、东湖……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11年，他和回乡任教的鲁迅合写《辛亥游录》，记录在会稽山采集植物的经历，发表在《越社丛刊》上。这是他的处女作，署名“会稽周建人乔峰”。
时代风云：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绍兴。作为反清文学团体“越社”的成员，周建人和鲁迅一起上街宣传革命。他后来回忆：“当杭州光复的消息传来，绍兴府的官老爷们慌成一团，那些平日摆臭架子的绅士，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把小辫子盘在头顶上密谋对策。”革命成功后，他和鲁迅联名在《越铎日报》发表《维持小学之意见》，呼吁让所有学龄儿童接受新式教育。
四：婚姻与北漂。
1912年，24岁的周建人迎来人生大事——结婚。新娘是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一个日本姑娘。这桩婚事表面是母亲鲁瑞和二哥周作人撮合的，但是实际上是羽太信子的意图。
婚礼很简单，在绍兴老宅摆了两桌酒。芳子穿着和服，周建人穿着新做的长衫。客人散去后，两人相对无言——周建人不会日语，芳子中文只会说“吃饭”“睡觉”。
虽然没有什么精神交流，但最初的几年还算是和睦的。1915年到1919年，周建人在明道女中、成章女校教书，月薪涨到二十块大洋。芳子先后生下女儿马理（1917年）、儿子丰二（1919年）。周建人白天教书，晚上翻译植物学资料，芳子操持家务，日子平淡而安稳。
转折发生在1919年。那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浪潮席卷全国。大哥鲁迅来信说：“北京需要新青年，母亲也想来京居住，你们一同来吧。”
年底，周建人带着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北上投奔两位兄长。他们住进北京八道湾11号——一座三进四合院，鲁迅买下的宅子。三兄弟终于团聚，但矛盾也悄然滋生。
五：八道湾的裂痕。
八道湾的生活起初是热闹的。周家三兄弟加上家眷、佣人，二十多口人同住。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周作人在北大教书，周建人则在北大旁听哲学和科学总论。
但问题很快出现：周建人没有正式工作。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些生物学文章，稿费微薄。家里开支主要靠两位兄长，这让他很不是滋味。更麻烦的是，芳子和姐姐信子（周作人妻子）关系过于亲密，整天说日语，把周建人当外人。
说到底，他们夫妻终究是没有更深厚的精神和情感交流。
1921年，转机来了。经胡适介绍，上海商务印书馆愿意聘周建人为编辑，月薪六十大洋。他兴奋地告诉芳子：“我们去上海吧，我能养活你们。”
没想到芳子坚决反对：“上海人生地不熟，我要和姐姐在一起。”无论周建人怎么劝说，芳子就是不肯离开八道湾。那时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丰三。
1921年9月，周建人独自南下上海。临行前，他对芳子说：“等我在上海安顿好，就来接你们。”芳子低头不语。
这一别，竟是永诀。
六：上海的新生与旧痛。
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周建人如鱼得水。他编辑《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撰写科普文章，笔名“克士”“高山”渐渐为人所知。1923年，经沈雁冰（茅盾）介绍，他结识了瞿秋白，应邀在上海大学教授生物学。
也是在这期间，他重逢了王蕴如——当年在绍兴女中的学生。王蕴如从杭州女子师范毕业，在上海教书。两人志趣相投，渐生情愫。1926年，他们同居了，同年长女周晔出生。
但周建人没有忘记北京的家。他每月按时寄钱给芳子，生活拮据。王蕴如理解他的难处，从无怨言。1927年二女周瑾出生，1932年三女周蕖出生。
1936年春节，周建人带着王蕴如和三个女儿回北京给母亲拜寿。这是八道湾十多年来第一次大团圆，却演变成一场风暴。
芳子和信子当众指责周建人“停妻再娶”，儿子丰二（当时17岁）也站在母亲一边，指着王蕴如说：“她不是我妈！”周建人气得浑身发抖，周作人则写信斥责弟弟：“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只能作妾看……在中国这仍是蓄妾。”
争吵过后，周建人不再寄钱。1936年10月，大哥鲁迅逝世，他赶回北京奔丧。在鲁迅灵前，他哭得像个孩子——那个指引他自学、给他寄书、教他做人的大哥，永远离开了。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1941年3月24日，周建人收到噩耗：他与芳子的小儿子丰三，用周作人警卫的手枪，在八道湾家中自杀，年仅19岁。原因成谜，有人说是因为家庭矛盾，有人说是因为抗日时期的苦闷。
周建人把自己关在书房三天三夜。出来时，头发白了一半。
七：战火中的坚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建人留在“孤岛”上海。他参加“复社”，秘密出版《鲁迅全集》《西行漫记》。1938年，他翻译的《物种起源》（与别人合译）出版，这是达尔文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生活异常艰苦。有次小女儿周蕖生病，需要盘尼西林（青霉素），一支要一两黄金。王蕴当掉结婚戒指，才凑够钱。但周建人坚持不向日伪低头。日本学者内山完造（鲁迅好友）曾问他：“周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他回答：“我是中国人。”
1945年抗战胜利，周建人积极投身民主运动。12月30日，他与马叙伦、王绍鏊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948年4月，经人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在党组织安排下，他带着家人辗转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委会副主任。
历史时刻：1949年9月，周建人作为民进代表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亲眼看着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那一刻，这个从绍兴台门走出来的“小学毕业生”，热泪盈眶。
八：从出版署到浙江省长。
新中国成立后，周建人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1958年，70岁的他出任浙江省省长。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个荣誉职务，但周建人认真得让人吃惊。他下乡调研从不事先通知，穿着旧中山装，戴顶草帽，像个老农。有次去温州，当地准备盛宴接待，他摆摆手：“老百姓吃什么，我吃什么。”最后吃了碗番薯粥。
他关心教育，力主在山区建学校。有干部说：“省长，山里孩子读书有什么用？”他瞪眼道：“我当年就是自学出来的，怎么没用？”
他保护文物。1966年“破四旧”时，红卫兵要砸灵隐寺，70多岁的周建人连夜从杭州赶到现场，站在大殿前说：“要砸先砸我！”最终保住了这座千年古刹。
但家庭阴影始终笼罩。1962年，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还在指责：“内人之女弟为我之弟妇，亦见遗弃……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周建人看到这封信，沉默良久，对女儿说：“有些事，说不清。”
九：晚年的坚守与离去。
“wg”开始后，周建人受到冲击。他被批斗、关牛棚，但始终不承认“罪行”。有次造反派逼他写材料诬陷老同志，他把笔一扔：“我周建人从不害人。”
1972年，在周恩来干预下，他恢复工作。1975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副国级。1978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再次确定其副国级政治地位和待遇。但他最珍视的身份，还是“科普工作者”。晚年他每天坚持读书写作，翻译赫胥黎著作，撰写鲁迅回忆录。
三个女儿都很有出息：周晔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周瑾是解放军药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周蕖是北师大教授。她们记得父亲常说：“做人应当能吃冷饭、喝凉水。”——意思是能吃苦、耐得住寂寞。
1984年初，周建人被确诊鼻癌。住院期间，他让女儿把书稿带到病房，忍着病痛修改。7月27日，他拉着小女儿周蕖的手说：“我死后，遗体捐给医院做研究，骨灰……撒到海里吧。”
两天后，1984年7月29日，周建人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遵照遗嘱，遗体由北京医院解剖，骨灰撒在天津新港外大海。
周建人客厅里挂着一副对联：
“士穷节乃见，民主安无倾。”
这是他一生写照。
从绍兴台门的破落子弟，到共和国省长；从只有小学学历，到翻译《物种起源》的学者；从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到自由恋爱的践行者——他的一生，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他遗憾没能像两位兄长那样留学深造，却靠自学成为生物学家；他经历两次婚姻的伤痛，却给了三个女儿完整的爱；他在政治运动中几经沉浮，却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风骨。
骨灰撒入大海那天，女儿周蕖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人就像一粒种子，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这个从百草园走出来的绍兴少年，最终归于浩瀚，但他的故事，仍在历史的土壤里继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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