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振武营是怎么来的？一群“无赖”凑成的部队
要讲清楚这场兵变，得先从这支部队本身说起。
嘉靖年间，倭寇在东南沿海闹得正凶。南京虽然是留都，也怕倭寇打上门来。嘉靖二十四年，南京兵部尚书张鏊想了个主意：从各营里挑选精锐，再从淮安、扬州一带招募一些身手敏捷的青壮，组建一支新部队，专门用来防倭。
想法挺好，但执行起来就变了味。南京各卫所的士兵早就废弛多年，所谓“精锐”根本挑不出几个像样的，能选中的不到十分之一二。空出来的名额怎么办？只能从社会上招募。可当地老实本分的人家谁愿意当兵？最后招进来的，多半是游手好闲的街头混混。当时就有人说，这支部队“率多无赖子弟，骄悍难制”。
振武营就这么成立了，额定三千人。几年之后，这支部队果然出了大事。
二、是谁惹怒了这群兵？
导火索是钱粮。
按照旧例，南京各营士兵每月发米，有妻子的发一石，没妻子的减四成。每年春秋两季，每石米按五钱银子折算发放——这叫“折色”，意思是把实物换成银两发放。
嘉靖三十八年，南京户部尚书马坤上了一道奏疏，说国库吃紧，折色银从每石五钱减到四钱。士兵们心里已经开始不痛快了。
紧接着，督储侍郎黄懋官又补了一刀。他下令：那些后来招募补入的士兵，妻子的口粮一律停发。理由是，这些人是募补的，不是原来卫所的世袭军户，家属不该享受同样的待遇。
士兵们彻底炸了。
更要命的是，那年南京正好闹饥荒，米价涨到八钱银子一石。士兵们本来就吃不饱，折色银还被砍了，妻子口粮也被停了，发饷还一再拖延。按照惯例，每月上旬就该发饷，可到了二月下旬，银子和米都还没见到影子。
二月二十一日，张鏊到振武营阅兵。士兵们趁这个机会集体鼓噪，包围了黄懋官的官署。黄懋官慌了，一边派人去请张鏊、守备太监何绶、魏国公徐鹏举等人来救场，一边自己翻墙想跑。可他平日养尊处优，翻墙时脚下不稳，一头栽倒在地。追过来的乱兵逮住他，当场打死了他。
这还不够。他们把黄懋官的尸体扒光衣服，拖到大中桥的牌坊上挂起来示众。有人朝尸体射箭，有人往上面扔东西。堂堂三品大员，死后连个体面都没留下。
三、乱局怎么收场的？
消息传到北京，嘉靖帝震怒。但怎么处理，是个棘手的问题。
南京城里，乱兵还在闹。他们冲进兵部衙门，要求张鏊给赏银。张鏊吓得说不出话。关键时刻，诚意伯刘世延站出来，对乱兵说：你们不就是想要赏钱吗？听我的，什么都好说。守备太监何绶当场许诺以十万金犒赏——这笔钱其实是临时从内库借支的应急款——乱兵才暂时安定下来。南京兵部侍郎李遂也承诺恢复妻子口粮和折色银旧额，乱兵才渐渐散去。
但安抚只是缓兵之计。事后，南京方面秘密调查，确定了兵变的首领——一个叫周山的人，加上另外二十四个骨干。当年四月，这二十五人被全部逮捕。朝廷下令：周山等三人被判斩刑，但三人在判决前已死于狱中；其余二十一人发配边卫充军。
黄懋官也没落得好下场。嘉靖帝下令追夺他的官职，理由是“心存欺谤”——意思是，你身为朝廷大员，搞出这种烂摊子，死了也是活该。
张鏊受牵连被罢职。振武营这个番号又撑了几年，到隆庆元年被正式撤销，剩下的士兵分散编入了其他各营。闹了这么大的乱子，这支部队终究没能善终。
四、池河营跟着闹：裁掉一个“帮丁”，引发又一场兵变
振武营的事还没消停，第二年，南京江北的池河营又出事了。
池河营的编制也是三千人，士兵来自飞熊、英武、广武三卫的军余——也就是卫所军户中除正军之外的余丁。按照制度，他们每年春秋两季轮班操守，每次在营四个月，每月发粮三斗。后来因为往来费用不够，又给每名士兵配了一名“帮丁”，帮忙出六钱银子的补贴。这个规矩已经延续了二十多年。
嘉靖四十年，英武卫千户吴钦上了一道建议，说帮丁制度不合规矩，请求取消。消息传开，士兵们怒了——二十年的老规矩你说取消就取消？他们把吴钦绑到营台上，一顿痛打。
南京兵部尚书江东赶紧派人去安抚，答应帮丁制度照旧不变，吴钦才被放了出来。事后，南京方面逮捕了九个带头闹事的士兵。
但这回朝廷的处理方式更狠。南京科道官弹劾江东“治兵无纪，举措乖张”，嘉靖帝直接下令：江东免职，回老家听候发落。而在此之前，朝廷已命浙直副总兵刘显带五百川兵前往池河营提督，用外来部队弹压本地骄兵。
连续两年，两场兵变，南京城里的高级官员死的死、罢的罢，没有一个人全身而退。
五、比争饷更可怕的：南京城里还有人想造反
如果说振武营和池河营的兵变是为了“求活”，那么南京城里还发生过两起完全不同的反叛——它们是为了“夺权”。
第一起发生在正德十四年。江西宁王朱宸濠起兵造反，号称十万大军，扬言旦夕之间拿下南京。他之所以敢说这个大话，是因为在南京城里安插了一个内应——守备太监刘瑯。
刘瑯收了朱宸濠的重贿，提前在南京城中埋伏了三百多名死士，准备等宁王大军一到，里应外合拿下留都。朱宸濠起兵后，刘瑯又以“察奸”为名，滥杀无辜，搞得城中人心惶惶。
幸亏南京兵部尚书乔宇是个明白人。他表面谈笑自如，暗中摸清了刘瑯的底细，迅速控制住刘瑯身边的人，然后全城大搜捕，把潜伏的三百多死士全部斩首，人头挂在江边示众。朱宸濠听说内应被拔了，知道南京已有防备，不敢东进，只能转攻安庆。后来王阳明平定叛乱，朱宸濠被俘，刘瑯也被押往锦衣卫禁锢。
第二起发生在万历三十四年。主角叫刘天绪，河南永城人，流落到凤阳后混进了无为教，一路忽悠，聚集了上千名信徒，自称“龙华帝主”。他连朝廷班子都配齐了——封一个南京寡妇岳氏为“观音”和皇后，封岳氏的儿子为“护国将军”，手下十多个骨干各封国公、侯伯。
刘天绪计划在冬至日发动叛乱，趁南京文武百官去孝陵祭拜时一网打尽，先抢仓库，再劫持百官，最后攻打皇陵。结果被操府家丁陈继学提前告发。御史李云鹄连夜抓捕，一夜之间把刘天绪和二十多个骨干一网打尽。第二年五月，刘天绪和张名被剉尸枭首，五人斩首，其余发配边卫。
从争饷到造反，从白莲教到宁王内应，南京这座留都在晚明百年间，先后经历了四场兵变和反叛。每一次都被镇压下去了，但每一次都在动摇这座城市的根基。
四场兵变，两种性质。振武营和池河营是“争饷”——士兵被克扣到活不下去，铤而走险闹出了人命。刘瑯和刘天绪则是“谋反”——一个勾结藩王，一个建立地下小朝廷，都想要朱家的江山。
但说到底，这两类事件的根源是一样的：晚明的南京城，早已不是洪武、永乐年间那个铁桶般的留都了。军屯荒废，士兵逃亡，剩下的不是老弱病残就是街头无赖。官员贪腐，克扣军饷，底层士卒的生存空间被一压再压。而与此同时，各种民间教派在暗中滋生蔓延，一有机会就要揭竿而起。
南京是明朝在南方的根本重地。连根本重地都接连发生兵变和反叛，这个王朝的根基已经烂到了什么程度，可想而知。
几十年后，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吊死煤山。回头再看南京这几场兵变，它们就像是远处隐隐传来的雷声——当时没人在意，但暴雨已经不远了。
参考文献
《明史》，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钦定续文献通考》，清乾隆年间官修；周志斌：《晚明南京兵变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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