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大学》的诠释脉络，其修身立德、内圣外王的智慧，至今仍能涵养人心、润泽世风，为重建个体德性自觉、涵养共同体伦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路径，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
原文 ：《 <大学> 诠释的历史与价值》
作者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孟祥兴
图片 |网络
[前文详见2026年4月19日二条推送]
03
王阳明的《大学》诠释历程
王阳明的《大学》诠释是心学诠释的典范。其诠释历程可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早年，他受朱子“即物穷理”说的启发，致力于“格竹”实践，试图洞悉“天理”，失败后一度转向佛老之学；中年，他经历了“龙场悟道”，顿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遂转而批判朱熹的“穷理”观点。此时，他以“诚意”为《大学》修学的核心，推崇《大学》古本，撰有《大学古本旁释》《大学古本序》等著作。晚年，他以“致良知”来阐释“致知”，将其视为学问的头脑，并形成心学思想结晶《大学问》，这一著作被尊为“师门之教典”，足以作为其《大学》诠释的最后定论。
自“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解决了“格竹”带来的思想困境，确立了“心即理”的心学立场，开始着力构建心学视域下的“格物”观。他将“格物”诠释为“正念头”或“格心”，将朱熹向外求索的路径转变为向内反省，完成了“格物”的心学化诠释，这构成了他早期的格物论。晚年时期，他将“格物”与“致良知”相贯通，认为“格物”即“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这一转变意味着，他由早年重视“正念头”的内向性工夫，升华为于“随事随物”中体察本体良知之天理的工夫，即更加注重“格物”的“即物”取向。
阳明早年在诠释《大学》时，将“诚意”视为“修身”的根本与学问的基石；晚年提出“致良知”理念后，虽然学问重心有所转移，但“诚意”在“修身”工夫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关于《大学》中的“正心”工夫，阳明从两个维度进行阐释：一方面，从“心之体”的角度，弱化了“正心”作为独立工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心之用”的视角，阐明了“正心”工夫的重要性，且“正心”总是与“诚意”紧密相连。“致良知”不仅是阳明心学思想的精髓，更在《大学》诠释史上成为可与朱子“即物穷理”论相媲美的高峰。
王阳明坚持“亲民”说而批判朱子“新民”说。他认为“亲民”兼具养民与教民双重意涵，更符合先秦孔孟之精神；同时指出“明明德”与“亲民”是体用一源之关系，“亲民”是“明明德”工夫的必然要求。对于“止于至善”，阳明将其阐释为“心之本体”，强调“心外无理”“心外无善”，使其成为“明德”与“亲民”的法则和理想境界。在《大学问》中，阳明基于“万物一体”论，展开了对《大学》首章的诠释，将“大人”定义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为“大人之学”构建了一个立体的思想结构：以“万物一体”作为理论根基，以“明明德”为工夫践履，以“亲民”为政教活动，以“止于至善”为“明明德”“亲民”之法则与最高境界。
04
在不断诠释中呈现经典的价值
回顾《大学》的诠释历史，不仅揭示了中国哲学的经典诠释传统，更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以及经典文本在思想创造过程中的重要价值。经典的价值与意义正是在历代持续不断的诠释中得以呈现，这对于当下如何对待传统具有重要的启发。我们应在经典与现实的互动中激活《大学》的思想生命力，汲取其“三纲领”“八条目”等核心理念的有益养分，使之成为滋养德性生命、助推社会治理、守护人文价值的思想源泉。尤其在当代社会价值多元并存、技术理性过度膨胀、人际疏离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大学》所强调的“内圣外王”统一之道、“格物致知”的修身智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秩序，非但并未过时，反而以其整全性与根源性，为重建个体德性自觉、涵养共同体伦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路径，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学》诠释研究”（20CZX020）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97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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