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我让助理去海南旁听一起民事纠纷转诈骗罪的案件开庭，其跟我说庭审非常精彩，尤其是作为第一被告人辩护人赵煜律师、李世慧律师和第二被告辩护人刘明律师的庭审发问、质证和辩护如行云流水般。作为学习和研究之用，经三位律师同意，本公号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后，分头条和此条分别刊发该案辩护人在第二次开庭期间的辩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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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刘小白本人及其近亲属的委托，广东知恒（海口）律师事务所指派我们担任刘小白的辩护人，依法为其辩护。接受指派后，辩护人认真研究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并多次会见了刘小白，听取其辩解，全程参与了本案的两次庭审，已对本案有了充分的了解。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合议时参考。

辩护人总体认为：这不是一起诈骗案，而是“行贿惯犯”买通公权力的司法迫害！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本案的本质根本不是诈骗，而是一场原实控人为了逃避巨额债务，重金买通腐败侦查员而精心炮制的“以刑代民”司法迫害惨剧！本案的客观真相是，2010年，刘小白作为翡翠水城项目的操盘手，为推进项目合法吸收了严泽胜2100万元的借款投入联华公司。事后，联华公司原实控人朱某贵将刘小白等人赶出项目并拒绝认账。严泽胜无奈之下通过合法的民事诉讼维权，并获得了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多级法院的胜诉判决支持。朱某贵在民事诉讼全面败诉、面临巨额执行的绝境下，竟行贿公安侦查人员，以公权力强行插手经济纠纷，试图将这起合法民间借贷包装成刑事诈骗。辩护人将从以下几个维度分别论证：

一、程序严重违法已经揭穿了本案“买凶办案”的底色

我们认为，本案在侦查启动与取证程序上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已经失去了作为一起刑事案件基本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具体有以下三点：

（一）立案和管辖的时间顺序存在明显倒置，属于违规插手经济纠纷。

我们翻看案卷里的客观文书，会发现三个非常不合常理的时间点：海南省公安厅是在2023年10月7日出具的《指定管辖决定书》；然而，琼海市公安局是在两天后的10月9日才出具《受案登记表》；更让人费解的是，10月10日，办案民警千里迢迢从琼海赶赴海口到被害人的办公室给朱万禄提供“上门服务”，制作了第一份报案的《询问笔录》。

这在程序上是完全说不通的。按照正常的办案逻辑，公安机关必须先接到报案或者发现线索，经过受案审查，发现自己没有管辖权，才会向上级申请指定管辖。但在本案中，被害人还没报案，省公安厅就已经提前三天知道了案情，并且做出了异地管辖的决定。这种“先指定、后报案”的做法，说明本案并不是一起正常的刑事报案，而是典型的利用公权力违规插手普通的经济纠纷。

（二）主办警官涉嫌受贿且缺少同步录音录像，相关证据应当依法排除。

本案的一名核心侦查人员刘某霄，因为在办案期间收受了报案人朱某贵的财物，已经被纪委监委立案调查。针对这个严重的问题，公诉机关提交了一份省公安厅内部出具的《情况说明》，想以此说明刘某霄虽然收了钱，但没有违法办案。

大家可以想一想，既然纪委监委已经介入调查，为什么反腐败的权威机关没有提供卷宗，也没有出具类似的说明？原因很简单，侦查人员拿了控告方的钱，这基本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纪委监委不愿意为这样的腐败分子“背书”。

而基于刘某霄受贿犯罪的事实，我们甚至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海南省监委迟迟不愿提供案卷材料，也不愿提供类似海南省公安厅的情况说明，是否可以说明：监察部门并不认可刘某霄收钱后还能正常办案，所以不愿意出具类似说明；监察部门/公诉机关认为如果提供了刘某霄的受贿案卷，我相信其中肯定不止一笔刘某霄受贿的犯罪事实，肯定还会有其他的受贿犯罪事实，这样一来，一旦提供卷宗，刘某霄收钱还正常办事的人设就崩塌了，省公安厅就被打脸了，侦查机关原本想打造的刘小白伪造证据，是一个诈骗惯犯的形象，瞬间就会被扭转为侦查人员是收受贿赂、违法办案的惯犯形象了

并且，由于本案的取证程序已经存在重大的违法线索，辩护人早就依法申请调取全案的同步录音录像。但直到庭审结束，公诉机关依然拿不出相关的录音录像来证明取证过程的合法性。根据排非的相关规定，公诉机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刘某霄参与收集的那些被害人陈述和带有诱导性的证人笔录，以及其他证据，依法都应当被排除，不能作为给刘小白定罪的依据。

（三）报案人具有多次行贿的劣迹，本案实为恶意控告。

公诉机关在起诉时，花了很多篇幅引入外围的证人证言，还不厌其烦地大肆搜集所谓的书证，试图把刘小白描绘成一个伪造证据的“诉讼诈骗惯犯”。但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案件背景就会发现，本案的报案人朱某贵，他自身有着非常严重的不良底色。

相关的生效裁判文书显示，朱某贵过去为了打赢民事官司，曾经向原海南高院副院长张家慧、原民一庭副庭长王庆伟等人大肆行贿。可以说，他在面对经济纠纷时，习惯了用金钱去开路和摆平问题。这次，他在与严泽胜等人的民事诉讼中全面败诉，受到法院的强制执行。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故技重施，用钱买通了公安侦查人员，试图通过恶意控告把合法的债权人和操盘手抓起来，进而逆转裁判。对于这样一个有过多次行贿劣迹的人发起的报复性控告，法庭在审查本案时应当更加审慎，绝不能轻易成为其帮凶。

二、没有客观事实与科学鉴定支撑，“伪造借据”的指控无法成立

公诉机关指控刘小白诈骗，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是认为严泽胜手里的那张2100万《借据》是事后伪造、倒签的。但是，我们在案卷中并没有看到任何直接的证据。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其实一直是在绕弯子——他们花了大量篇幅引入赵某海等人的证言，试图向法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因为刘小白曾经教唆赵某海用旧打印机造过假，所以刘小白是个“造假惯犯”，进而推断严泽胜案里的这张借据，肯定也是他用同样手法伪造的。

对于这种用“品格”和“相似事实”来推定犯罪的做法，辩护人认为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在事实上也是完全错误的。

（一）赵某海编造的“邮寄旧打印机造假”的故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赵某海在笔录里说，2018年他在海口的康年皇冠酒店和刘小白面谈，刘小白让他从杭州寄一台十几年前的老旧打印机过来，用来伪造借条。但这只是赵某海的一面之词，我们看看其他相关人员是怎么说的：

首先是寄件人。赵某海说他是借用朋友夏某的身份寄的，但夏某在公安机关明确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帮赵某海寄过任何东西，是赵某海冒用了他的身份。其次是收件人。赵某海说把打印机寄给了张某友律师。但张某友明确表示，自己根本没收到过什么打印机，他自己就有打印机，不可能从别的地方再收一台。张某友当时之所以留那个地址，仅仅是为了让刘小白把民事庭审要用的1.56亿元财务转账凭证等材料邮寄给他。最后是在场的证人。赵某海说当时在酒店商量造假的时候，司恩东也在场。但司恩东证实，他当时根本没有听到过任何关于“倒签时间”、“伪造借据”的讨论。

寄件人没寄，收件人没收，在场的人没听见。这个用来支撑刘小白是“造假惯犯”的底层故事，完全是漏洞百出。既然这个前提故事都不存在，那公诉机关凭什么推断严泽胜的借条也是刘小白伪造的呢？

（四）从科学鉴定的角度来看，“倒签伪造”的说法也无法成立。

退一步讲，如果这张《借据》真的像指控的那样，是在2019年左右才新鲜打印并签名的，那么纸张上的墨迹和碳粉挥发物是非常容易被现代技术检测出来的。

但实际情况是，在之前的民事诉讼中，业内非常专业的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在审查了这份检材后，直接做出了退案处理，理由是“检材不具备鉴定条件”。法院也因此中止了鉴定。专业机构的退案，恰恰从科学的角度说明，这份文件已经经过了十来年的自然老化，失去了检测时间的基础，它根本不是这几年才刚打印出来的新东西。

综上，公诉机关既没有科学的技术鉴定能证明这份《借据》是伪造的，他们试图用来“举例说明”的赵某海造假故事，也被多名证人直接否认。剥去这层虚构出来的“惯犯”外衣，指控刘小白伪造借据诈骗的说法，就失去了所有的证据支撑。

三、是真实的借款，且已被生效裁判所确认

公诉机关指控的另一个核心，是说刘小白和严泽胜虚构了这2100万的债务。但事实是，这笔钱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它的合法性早就被多级法院确认过了。

第一，2100万的资金流向非常清楚，联华公司实际收到并使用了这笔钱。案卷里的银行流水清楚地显示，2010年11月和12月，严泽胜的2100万元资金分两笔，通过创域公司的账户打进了联华公司。这笔钱实打实地用在了翡翠水城项目的建设上。钱真实地进去了，联华公司也实际用了，这怎么能叫虚构债务呢？

第二，刘小白当时完全有权利代表公司去借这笔钱。公诉人质疑，如果真是公司借款，为什么借条上只有刘小白个人的签字，没有加盖联华公司的公章？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联华公司的公章和财务U盾一直控制在朱某贵手里，刘小白根本拿不到。但是，刘小白当时是翡翠水城项目的总经理，当时的《委托书》上写得明明白白，他作为操盘手有权进行“对外融资及利息支付”。在项目急需用钱，朱某贵又拿着公章不配合的情况下，刘小白作为项目的最高负责人，签字确认这笔借款以解项目的燃眉之急，这是完全合法的职务行为。

第三，多级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了这笔借款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笔2100万的借款，在此之前已经经过了鄂州中院、湖北高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的反复审理。法院经过详细的“穿透式审查”，明确排除了这笔钱是其他人股权款的说法，在法律上确认了这就是严泽胜借给联华公司的钱，借贷关系合法有效。

总结来说，本案的底层逻辑非常简单，就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朱某贵在民事官司里打输了，为了挽回执行损失，就跑来利用刑事手段报案。如果我们今天用刑事指控去推翻最高法的生效裁判，帮着败诉方索回债务，那么法律的底线和公信力在哪里？

四、被放弃的审计报告导致“非法占有目的”的指控不再可信

公诉机关要想把这个案子定性为诈骗，就必须证明刘小白有非法占有联华公司财产的目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公诉机关抛出了一个观点：刘小白在联华公司的实际投入是个“负数”。而得出这个“负数”结论的唯一依据，就是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那份审计报告。

但是，经过前几天的法庭调查，这个指控逻辑已经完全站不住脚了，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作为定罪基础的审计报告，已经被公诉人当庭放弃使用。

这份审计报告在程序和实体上都有非常严重的问题。鉴定人在没有去进行外部核实（函证）的情况下，完全无视了历次生效的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而是按照委托人（侦查机关，甚至可以说是刘某霄）的意志，把刘小白合法的5600万利息和2.5亿补偿款全都给扣减掉了，强行拼凑出一个“负数”的结论来配合定罪，这显然是不客观的。

也正是因为这份报告存在这么大的问题，公诉人在法庭上已经明确表态，不再把这份审计报告的结论作为指控证据来使用了。

这就带来了一个最直接的结果：既然公诉人放弃了这份审计报告，那么控方就彻底失去了证明刘小白“资金投入为负数”的财务依据。没有了财务数据的支撑，公诉机关说刘小白是为了“非法占有”公司财产，这就成了一句空话。

（五）关于1000万的所谓“分赃款”，两人的口供差异恰恰证明了没有合谋。

公诉机关指控的另一个点是，严泽胜在打赢官司拿到钱之后，给刘小白转了1000万，公诉人认为这就是他们合谋诈骗后的“分赃”。

但我们看看这两名当事人自己是怎么说的。严泽胜在法庭上和笔录里都明确表示，这1000万是他“借”给刘小白的。因为他知道联华公司不会善罢甘休，他借钱给刘小白去治病、请律师申诉，实际上也是在保护他自己，因为只有刘小白能说清楚这些复杂的账目。可是，刘小白却认为，这1000万是严泽胜在还以前两人合作其他项目（比如牛岭项目）时欠下的旧账。如果这真的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诈骗，如果这1000万真的是分赃的钱，他们两个人怎么可能不在事前对好口供呢？这种完全没有对过台词的“认知差异”，恰恰说明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事先串通、事后分赃”的诈骗合谋。这仅仅是两个有着十多年复杂经济往来的生意人之间，正常的账务结算纠纷而已。

我们提请合议庭注意，在昨天的举证质证环节，公诉人回应辩护人关于赵某海作伪证的意见时曾说过，“如果赵某海和刘某霄合谋作伪证的话，就不会出现漏洞，会做的更完美”，那么，为什么严泽胜和刘小白现在对不上口供就被公诉人认为是合谋了呢？在有利于控方时，对不上就是合谋，不利于控方时，对不上就是合理，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不是双标？

经过这几天的法庭调查和辩论，本案的真相已经非常清楚了。这根本不是一起刑事诈骗案，它纯粹是一场令人发指的、由“行贿惯犯”重金买通腐败公权力的司法迫害惨剧！严泽胜借给联华公司的2100万元是真金白银。这笔借款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早已经过鄂州中院、湖北高院，甚至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详细审查，并且作出了生效的裁判予以确认。

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联华公司的原实控人朱某贵身上。他在民事诉讼中全面败诉，妄图抢回被执行走的财产，为此，他花钱买通了腐败的公安侦查人员，硬生生地利用公权力插手经济纠纷，把别人合法的民事维权污蔑成了刑事犯罪。

本案从证据、逻辑、常识等多方面已被攻击的千疮百孔，指控已然崩塌。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刑事诉讼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而不是某些人予取予求的趁手工具，更不是配合他们把别人送进监狱的帮凶！

因此，辩护人郑重向合议庭提出以下两点请求：

第一，恳请合议庭坚守证据裁判规则，顶住一切法外压力，尊重最高人民法院等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依法宣告刘小白、严泽胜无罪。第二，请求法庭依法要求有关机关将本案背后的行贿罪犯朱某贵押回受审，将刘某霄的同伙和余毒涉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违法犯罪线索，移交纪委监委进行调查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予以采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