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千凡 来源：日本华侨报
太宰治是谁，大概已无需赘言。他是日本“无赖派”文学的旗手，一生五度赴死，最终于1948年殉情身亡。他的《人间失格》、《斜阳》，至今仍是中日两国无数年轻人心照不宣的精神暗号。然而今天，我不想谈论太宰治本人，只想借着一本关于他的书——井伏鳟二的《追忆太宰治》，以及书中那位名叫“初代”的女子，走进那段被文学史略略带过的尘封往事。
近日，居家重读井伏鳟二的《追忆太宰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第一版）。随手翻至第230页，是一段关于太宰治的访谈记录。井伏谈到一位女性——“初代”，形容她“老实、正直，十分可爱，并不是那种强词夺理的女人”。她操着一口浓重的津轻方言，亲昵地唤太宰治为“老爷子”。彼时的井伏并不知道，这位看似朴素的女子，实则是出身于烟花巷的艺伎。
顺着文字往下走，视线落在了千叶县船桥町。那一段时期，太宰治与初代搬到了此地。旅日数年间，我曾多次前往船桥。记忆最深的是2026年3月3日，恰逢日本女儿节，细雨如织。我独自搭乘电车抵达船桥站，一路寻至船桥市宫本一丁目，终于在街巷深处找到了太宰治在船桥的旧居遗址。
遗憾的是，物是人非，当年太宰治笔下那株令他心折的夹竹桃，早已无处可觅。我只能凭借1936年他在《盲草纸》中的记述，在脑海中复原当时的景象：“我是1935年7月1日搬到这里居住的。八月中旬，隔壁庭院的三株夹竹桃吸引了我，令我心动。我渴望得到它。我让妻子到隔壁请求人家转让其中的任意一株。”
如今，旧居门前立着一块红色大理石碑，上书“太宰治旧居踪”六字。我在碑前徘徊良久，心中清楚，这里并非纪念馆，不过是太宰治曾经租住的民宅，如今已是当地普通居民的住处。我终究没有上前叩门，只是在心里安慰自己：能站在这里，已经足够。
太宰治寓居船桥之时，正因腹膜炎饱受折磨，每日依赖麻醉剂度日，生活极为困顿。他在自传体文字中写道：“整天躺在藤椅上，只有早晚做一点温和的散步，医生每个礼拜会从东京来出诊一次。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个多月。”
然而，就在这段艰难岁月里，日本文坛巨擘川端康成却在《文艺春秋》上撰文讥讽：“作者（太宰治）目前的生活乌烟瘴气。”太宰治读罢，激愤难平，直呼“老实说，我愤怒至极，几个晚上都睡不着”。
在这样的背景下，初代恳请井伏鳟二出面，劝太宰治入院治疗，住进了武藏野医院。也是透过这段记录，我才意外得知，太宰治其实颇为讲究衣着。老家的换季衣物寄来后，若手头拮据，便不得不将其中一部分送进当铺。而初代身为艺伎，衣饰本就不菲，自然也难逃同样的命运。
太宰治曾在《如是我闻》中这样回忆：“船桥时代虽然贫穷，却是我和妻子两人度过的最平静的时光。那屋子会漏雨，但从走廊看到的绿色风景令人难忘。”
然而，命运的吊诡在于，太宰治与初代的情缘，恰恰断送在船桥。初代的出轨发生在太宰住院期间。丑闻曝光后，两人曾前往谷川温泉一带，试图服用安眠药殉情，终告失败。离婚后，初代回到青森，在家里经营的鱼店中谋生。
太宰治在《东京八景》中写道：“我借住在船桥的田园地带一间便宜的出租屋里。周围是农田和杂木林，夜晚寂静漆黑。远离东京的那种孤寂，反而成了我能集中精力写作的环境。”但他亦不得不承认：“船桥那个家，在我住院期间已经被废弃了。”
尽管如此，在1946年写就的回忆录《十五年间》，太宰治仍坦率地表示，在他颠沛流离、辗转于东京周边的一生中，千叶县船桥是他“最深深眷恋”的城市，是他短暂人生中“最爱意”的街道。
从最初抗拒阅读太宰治，唯恐被其阴郁气息吞没，到如今愿意深入文本，探寻一个文人对“家”的执念与幻灭，我清楚地感受到自己阅读积累的缓慢生长。
细雨中的船桥，旧居前的红碑，夹竹桃不再，唯有文字长存。那株未曾见到的花，仿佛也成了我与太宰治之间某种隐秘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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