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阿芳
对书最初的记忆，来自我的父亲。
父亲是当年最早一批农业技术员，因此，我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他的专业书。大彩页，精美极了，上面画着庄稼，画着虫子——当然是各种害虫。我那时不过三四岁，坐在父亲膝头，拿铅笔在书上写写画画，对着那些小虫子，絮絮叨叨地编着一段又一段的故事。
父亲从不嫌我烦，也不怕我弄脏他的书，只是笑着听，笑着点头。多年后才懂得：那不仅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宽容，更在孩子心中种下了一粒种子。
十七岁，我考上了县高中。那时候，校园很多捧着言情小说的女生。我也看，可我不只是想看，我还想写出来。于是，我就开始偷偷地在自己日记本上写小说，把心里想的又不好意思说给别人听的话，都变成文字。
后来的事，就像一场噩梦。日记本被同学偷走，在班里私下传了开来，故事也越传越离谱，最后，传到校领导耳朵里。我成了全校师生的反面教材，也成了所有人眼里的怪物。
青春的阳光多灿烂啊！可我的青春没有阳光，只剩一个孤单的角落，那里阴云密布，大雨滂沱，而我，被抛弃在这里。
学校要求找家长来，给我记大过。父亲来了学校，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暴风雨的来袭。可是，父亲并没有和校领导一起批评我，他摸摸我的头说道：“咱不用自卑，你没有错，谁都从青春走过。别管别人怎么看你，该怎么过还怎么过。难受了就多读书，把生气烦恼的时间用来读书。相信爹，书会给你答案的……”
我就那样被父亲和书救了下来。从那以后，校园里多了一个落寞却坚定的女孩。她穿过喧闹的操场，穿过人群异样的目光，走到丁香花丛下面，安安静静地读书。
书不懂嘲讽，不会嫌弃，它像一位沉默的朋友，在那个多雨的十七岁，为我默默撑开了一把伞。
三十四岁那年，公司遭遇重大困难。业务停滞，人心惶惶，我像一只困兽。我恨那些伤害过我的人，恨那些落井下石的人，恨得咬牙切齿，恨得生无可恋。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读到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书里有个姑娘叫暖暖，聪慧、坚韧。她回乡创业，被排挤，从零开始致富，又一无所有。走投无路时，她说：我心里有了憎恨，请帮我把它拔出吧。
那是一个清冷的秋日下午，看到这句话时，我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我学着暖暖的样子，对着空荡荡的办公室，轻轻说：我心里有了憎恨，请你帮我把它拔出吧。
暖暖比我苦多了。她都能走出来，我凭什么不能？不管怎么样，我还要再努力一次，我不要憎恨。
我收起颓废，重新投入工作。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公司慢慢走出困境，我又成了那个笑得最响的女人。
有人问读书有什么用？我想这就是答案了。它会在你最黑暗的时刻，点亮一盏灯。它会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在每一个不经意又自然而然的瞬间，轻声提醒你：再试一次。
四十岁以后，我成立了海边小城第一间半公益读书会。
记得和书友们分享的第一本书是《非暴力沟通》。大家都感叹：原来那么多自以为是的关怀，都是语言暴力；原来那么多对亲人的“好”，都带着刺。
书友们纷纷加入读书沙龙，大家一本一本地看，一本一本地分享，掀起了读书小高潮：一个人读书，只能温暖一个人；一群人读书，就能温暖一座城。
随着书读得越来越多，慢慢地，朋友们说我变得更加柔和了，根本不像风风火火的女生意人，没有了咄咄逼人，反倒多了几分知性从容。家里人也说我更加通情达理了，变得更愿意倾听、共情、理解别人了。
我知道，这，都是书给我带来的改变。
前几日整理旧物，翻到父亲当年的一本农技书。书页已经风化脆了，但我四岁时画的圈圈点点还在，还有父亲用红笔写的批注：苗期、抽穗、灌浆。
看着这本接近五十岁的书，突然有了感悟：这多像人的一生。我们都是从苗期走过来的。那时，有人浇灌我们，有人锄草，有人施肥，有人也只是路过。而书，是这片田里的光和水。它在每一个节骨眼儿上，在最需要的时候，悄悄降临。
许多年后，我终于明白了当初父亲那句话的真正意义。
读书，是找一个可以终身不弃的朋友，找一个即使所有人都离开时还陪在你身边的人。它不会说话，却字字珠玑；它没有温度，却能焐热最冷的夜。
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坚持着对书的热爱。因为我知道，即便不能拥有完美的人生，也能在书香的花园里净化心灵，跨越人生最艰辛的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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