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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2009年的拆迁协议，指纹经确认确为本人所留，但协议上的签名无法证实为本人亲笔书写。一笔46万元的转账款项，被认定为全部拆迁补偿款，而四川金堂村民曾某福始终主张该笔费用仅为补偿预付款。
这份内容存疑的拆迁协议，致曾某福耗时16年逐级维权，历经两级诉讼败诉。时至今日，他依旧心存困惑与不解：不是本人签署的名字，为何会成为约束自身权益的依据？
曾某福，系四川省金堂县栖贤乡岳公村村民，同时也是成都某玲生态园艺场的投资人。二十年多年来，他潜心深耕苗圃产业，悉心耕耘土地，这片园地也成为其一家人稳定的生活保障与主要生计来源。
2009年，受金堂大道项目建设规划影响，其房屋及地上附着物被纳入拆迁范围。此后，一笔46万元款项转入其妻子账户，相关工作人员告知该笔款项为先行拨付的补助，用于配合前期拆迁工作，后续将完成整体评估，并统一核算结算补偿。曾某福对此予以信任，并主动配合完成了房屋拆除。却未曾料到，这次拆迁，竟是他长达十余年的维权开端。
2024年，曾某福向金堂县相关政府申请落实安置补偿相关事宜，却被告知，其早在2009年便已签订拆迁协议，全部补偿款项早已发放完毕，不再另行补偿。也正是这时，他才首次完整看到这份事关自身切身权益的拆迁协议。
为厘清事实、还原经过，曾某福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案涉拆迁协议无效。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委托西南某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协议中的签名及指印进行专业司法鉴定，鉴定结论存在明显矛盾：
1、签名部分：结合比对现有笔迹样本，无法认定协议上 “曾某福” 三字为其本人亲笔书写；
2、指纹部分：协议落款处的指印，经鉴定为曾某福右手拇指所留。
该协议出现 “指纹属实、签名存疑” 的特殊情形，与常规签约流程相悖，也成为本案最关键的疑点。按照正常的办事规范，协议签署应由本人亲笔签名并自行捺印。反观这份拆迁协议，笔迹无法确认，指纹却真实有效？这份指纹究竟是在何种情形留下？曾某福始终未得到合理解释。
案件历经一审、二审，直至四川省高级相关法院终审裁定。均以协议“指纹真实、款项已实际收取、房屋亦已拆除”为由，认定案涉拆迁协议有效，依法驳回了曾某福的诉讼请求。裁判的核心考量在于，曾某福接收款项、配合搬迁拆除的行为，即视为认可协议内容。
但曾某福始终持有不同意见。他表示，46万元是“前期预付款项”，并非完整的拆迁补偿总额；自己未曾亲笔签字确认。同时，他认为该补偿按包干标准核算，远低于同期法定补偿标准，因此并不认可这份协议的相关约定。
除此之外，更令曾某福难以认同的是，2015年他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被办理变更登记。对于相关申请文件签名与指印，他均否认由本人出具，后续申请司法鉴定也未被准许。
相关主管部门则以“该土地属于国有划拨性质，不适用于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为由，不予参照2016年正式征地批复出台后的统一补偿标准，重新核算相关安置补偿费用。
同一路段、同一征收片区内，其他被征收村民均可按新的补偿标准核算待遇，唯有曾某福的补偿，被固定在2009年的金额标准中。16年间，曾某福因缺乏专业法律知识，也没有充足的经济条件，去支撑漫长且繁琐的维权历程。
他始终怀揣着最朴素的诉求：非本人签署的签名，不应具备法律效力；在信息不充分情况下领取的预付款，也不宜直接认定为全部补偿款项。多年来，他持续提交申请鉴定、递交材料，提起行政复议与诉讼，却一次次被驳回。
这份存在 “签名存疑、指纹属实” 情况的拆迁协议，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基层拆迁工作程序环节的关注。在拆迁相关的行政履职过程中，能否仅以当事人收款、房屋拆除的行为推定其自愿认可协议内容，是否需对协议这类关键文书的签名真伪进行严谨甄别，成为此次事件延伸出的核心讨论方向。与此同时，拆迁过程中普通民众的知情权与公平补偿权如何得到有效保障，也随之成为社会层面热议的相关议题。
曾某福的涉拆迁相关事宜，已走过 16 年的跟进历程。这件事所牵动的，除了他个人的拆迁补偿诉求，更有普通民众对于拆迁安置中权益保障、公平对待的普遍关注。
如今，该案件终审判决已落定，对应的法定行政程序也已全部走完。
但对曾某福而言，仍有多件核心事项的疑问未能得到解答：一份签名真伪无法核实的协议，为何会被认定为有效协议？当初关于先行付款的口头告知，最终为何被认定为 “补偿全部结清”？同属一个征收项目、同样因公共建设出让土地，为何补偿标准会出现明显差异？16 年的辗转奔走与持续跟进，他始终希望，能为这些疑问找到一个清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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