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择做学术呢？有两种情况较为典型：人生问题求觉解，家国天下应担当。很多读哲学的人，与其说是主动地思考人生意义问题，毋宁说是被人生意义的问题抓住了。有无、生死、命运、时间，这对很多人来说不是问题，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会被这些问题反复缠绕。因此，学术研究被当作了回答问题和获得救赎的一种方式，这在青年时期尤为典型。
作为青年学者，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无论是求索人生问题还是构想家国秩序，都需要极强的动能去实现知与行的合一。这样的合一，它本质上是一种偏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学术研究生活方式与社会的现实性与规则性接触、碰撞、融合的过程。在实际的生活经验中，完成知行的相须和互发是不容易的。但是，真正的学问毕竟是知行合一的，这已经被无数的前辈学者们印证过了。
从撰写博士论文起，直到今日，我的学术研究始终以奥古斯丁思想为主，学术追求从来没有动摇或转换过，反而越发体会到，深入研究这样一位关键性的转折人物，不仅可以推动对西方文明史的精准把握，还可以在文明互鉴中增益我们自己。
伴随着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召开，国内高校开始设置古典学专业，社会上也不断掀起古典学热潮，这都要求学者们应当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其中，深入研究奥古斯丁所汇聚的西方古典思想，细致考察其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大力拓展相关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就可以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消除对东西方历史的脸谱化、线条化的片面理解，看到东西方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发生的复杂的物理式碰撞和化学式化合的关系，从而展示出中华文明在新时代所焕发出的更强大、更包容和更具世界性的活力。这也将表明，汉传400余年的奥古斯丁不再仅仅是“奥古斯丁在中国”，而已经成为“中国的奥古斯丁”。
“通古今之变”，理解现代性，是我大学以来立志从事学术研究的潜在动机。尽管在学术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逐渐地被各个学科的实证研究所掩盖。“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在于理解现代性的历史生成，给我们反思当下生活提供一个参照。古代与现代不仅仅是时间概念，它们的张力广泛地体现于同一个空间内的心理结构、人际关系、生活惯习、组织形态等各个方面；现代性也不总是意味着“进步”与“前卫”，它更多地指向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念、行为方式乃至信仰形态。
如何在彻底内在化的世界中寻找超越，这既是近代哲学的课题，也是现代世界的使命。如果你不想要仅仅沉湎感性，纵情声色，如果你不想要被现代性的牢笼和工具理性束缚，如果你的生命还要寻求意义和崇高，那么超越是必然的出路。
对我而言，哲学学术之路，即个人追寻幸福之路。这条道路，可以概括为从热爱到沉淀，再到践行的哲学人生。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奥古斯丁乃至整个教父哲学都具有非常强烈的实践伦理指向：哲学不仅是为了回答某一理论问题，更在于指导人的生活，帮助人获得幸福。在奥古斯丁看来，幸福生活并不等同于主观体验，而是涉及真理、德性、情感等多个维度——包括对真理的追寻、德性的修炼以及情感的治疗，而这些都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
在教学与研究之中，我时时感受着自己的成长与进步，把热爱变成事业，让兴趣落地为能力。这当然很幸福，但还有一种幸福，在于用学术去关怀社会、承担责任。
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在海德堡大学的课堂上亲历延斯•哈弗瓦森（Jens Halfwassen）和卡鲁斯•斯蒂尔（Carlos Steel）争论《巴门尼德篇》的场景，那时的我恍惚间觉得似乎普洛丁（Plotinus）和普洛克勒斯（Proclus）在我眼前复活了。那种顶尖学者对自身研究领域绝对的控制力和阐发细节时所迸发出的利剑一般的穿透力，令我神往；那时的我便发下宏愿，要像他们那样成为世界一流的古希腊哲学研究者。多年来历经历练、初心未改，高山仰止、景行景止，虽还未至、心向往并努力之。
拉斐尔在《雅典学派》中把柏拉图刻画为以手指天、亚里士多德以掌抚地，以此凸显柏拉图哲学理想主义、亚里士多德哲学现实主义的特征。现实主义可以被视为下限原则，处理事务时不求最佳但求实现，以务实为第一要务，尽己所能做当下能做到之事；理想主义可以被视为上限原则，处理事务时只求最佳、不计后果、不计代价，即便当下或长时间都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如果允许我给青年学者（包括我自己）给点人生建议的话，那便是外在环境内卷、内在心境就不能内耗，既然初心未变、那就一往无前。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任编辑： 李秀伟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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