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打开任何一个主流短视频平台,搜索“明朝”或者“清朝”,你看到的几乎全是带着火药味的骂战。诸如“满遗滚出中国”“明粉都是皇汉”等带有人身攻击意味的句子,在评论区随处可见。

与此同时,“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被喊成了绝对的真理,但明朝宦官专权、党争内耗、民不聊生的史实却被刻意抹掉;清朝奠定现代中国疆域的历史贡献几乎被全盘否定,近代以来所有的苦难,都被简单粗暴地扣在“异族统治”头上。

长江日报的评论文章认为,“一些言论偏离了客观理性的历史讨论,陷入情绪对立、民族分裂、历史虚无的话语陷阱。”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每个朝代似乎都能在网上都能找到粉丝,为什么偏偏是明粉和清粉吵得最凶?

对此,有观点认为,朝代只是皮肤,争论的真正对象其实是当下的自己——争的是合法性,是意义,是哪个朝代更值得我认同。换言之,这是一场披着历史外衣的当代情绪“代理人战争”。

那么问题来了,这场席卷中文互联网至今的“明清大乱斗”,双方到底在争什么?它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

1)风起何处:一本畅销书引爆的“历史出圈”

很多人以为,明粉清粉之争是近年短视频兴起后才有的。事实远非如此。这场论战有清晰的引爆点,完整的孕育链条,以及深层的社会心理逻辑。

2006年。“当年明月”在天涯社区“煮酒论史”板块开始连载《明朝那些事儿》。他用近乎评书的幽默口吻讲明史,迅速攒起海量拥趸。

2009年全书七册完结后,销量一路狂飙——先破500万册,五年内破1000万册,到2020年已突破了3000万册,累计版税超过4200万元。3000万册什么概念?大约每47个中国人就有一套。

这种传播能量不止于让人们“喜欢明朝”,它把孤立的好感聚变成了一种群体性的身份标识。在此之前,历史爱好者大多是沉默的个人读者;在此之后,“明粉”正式登上中文互联网的舆论舞台。

可以说,自从《明朝那些事儿》出版以后,明粉的数量有了质的飞跃,

但真正深远的影响,在于它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认知模式。

有学者指出,学校的历史教育侧重宏观叙事,忽略个体生命的复杂性。从而导致部分年轻人需要娱乐化,用搞笑化内容填补认知空白,将历史人物简化为“人设”。

在这种认知空缺里,《明朝那些事儿》充当了不同于教科书的“第一记忆”,用小说化的手法把海瑞抬棺上谏变成了“棺材与奏折齐飞”的黑色幽默,把“万历三十年不上朝”解读为“文官集团与皇权的消极博弈”。

经由这种通俗化传播,“部分爱好者开始形成了对明朝的狂热崇拜,形成已知最早的历史饭圈雏形”。

当新一代网民因这本书爱上明朝,他们爱上的其实已经是高度故事化、人设化、带着英雄主义滤镜的明朝,而不是《明实录》《国榷》和契约文书拼出的那个复杂立体的明帝国。

这为后来情绪压倒事实的剧烈发酵,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当然,《明朝那些事儿》的爆火绝非凭空而来。在此之前,中文互联网的历史论坛里已经积压了大量对清宫戏的强烈不满情绪。

比如水木社区曾有活跃用户以亲历者口吻,复盘了这股情绪的渐变层理:

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辫子戏太猖獗,导致民族主义强烈反弹。一些清文化爱好者占据了各大论坛版主位置,大肆吹捧满清贬低汉人,天涯煮酒、百度各满清帝王吧、冷兵器贴吧,不遗余力辱骂贬低汉人,催生了最早的“皇汉”群体。 皇汉开始研究宣传明末清初的历史,并顺势搞起了汉服运动。当年明月就是在这样一个氛围下写出了《明朝那些事儿》,顺理成章地普及了一把明史。

这段记忆虽带着强烈情绪,却清晰标注了底层的因果链条——清宫戏泛滥→民族情绪反弹→皇汉群体形成→汉服运动崛起→《明朝那些事儿》顺势出圈。

台湾学者吴启讷也分析表示:

这类情绪话语在互联网的蔓延,实质上是把“殖民”“断裂”等西方概念一知半解地拼凑起来,套在中国内部王朝更迭上。追溯源头,部分与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为分裂中国而炮制的“征服王朝论”“满蒙非中国论”存在着逻辑同构性。

尽管我国学界的共识是,中国历史始终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明清易代正是中国内部王朝更迭的一部分。

但是,这并不妨碍部分网民把带有“非汉”属性的清朝想象成为“外来殖民政权”。

值得一提的是,《联合早报》高级数码编辑薛之白曾在今年4月的评论文章中,提供了更完整的分析框架:

首先,《明朝那些事儿》等通俗历史读物走红,使“明粉”大增;其次,带有一定满族色彩的“京圈”在文娱领域握有较大话语权,清宫戏数量繁多令部分观众反感;第三,少数民族高考降分政策、高校留学生待遇等让汉族学生感到不公平;第四,全球政治光谱整体右移,普遍出现强调主体民族地位、排斥少数族裔和移民的思潮。

四条主线,涵盖了文化传播、文娱生态、现实政策和全球思潮,拼出一幅完整的背景图卷。

而移动互联网普及与算法推荐,就是把它推向全民舆论场的“加速器”。

对此,有研究者表示,真正让朝代粉饭圈化和破圈的因素,主要是基于兴趣分发机制而出现的各种信息流平台和互联网平台。

这一进程的开启,彻底改变了很多事情的运行逻辑。

兴趣推荐重塑着传播格局,尖锐刻薄的话术与刻板印象,很容易形成“魔弹”般的放大效应。再加上信息流和短视频的算法,天然偏好激化对立的内容——愤怒、悲伤和仇恨最具传播力,而温和理性的历史讨论常常连推荐池都进不去。

其结果就是,一个“满清误我三百年”的视频可以轻松拿下百万播放量,一篇客观分析明清海禁政策异同的学术文章正在角落积灰。

再加上二次元、同人创作等亚文化将历史人物“萌化”“拟人化”,借娱乐方式进一步加速饭圈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明粉”也就从一个松散的网络圈子迅速膨胀为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历史饭圈。

2)双方到底在捍卫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明粉”与“清粉”表面是争斗的镜像,本质上却完全不对等——前者人数碾压,后者更像是被迫应战的“抬旗俘虏”。

有博主认为,明清两朝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争吵的核心,是因为它们“太适合作为剧本代入”进来:

东林党、魏忠贤、袁崇焕、张居正、和珅、曾国藩,每个历史人物都像可供选边的角色卡;党争、改革、边疆、民族、海洋、财政崩盘,每一条线索都能映照现实的组织生活与人性困境。

所以,明粉与清粉争的不是历史真相,而是“吵一套‘我愿意相信的世界运行方式’”。

当明粉将“不割地、不和亲、不赔款”转化为替代性满足,他们其实是在借明朝的形象完成了一次现实表达。

明粉心中的最大公约数,无疑是这样一个核心命题——清朝取代明朝,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如果明朝没亡,中国将提前走向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这一叙事在“1644史观”那里被高度凝练成了这样:

1644年成了比1840年更根本的文明断裂点,清朝统治者的身份被上升为中国国运转折的根本变量。倘若满清没能顺利入关,大明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极有可能成功搞起了工业革命,然后中国长期碾压全球。

这条主线像钢铁骨架,向外延展出四组辅助论点:

其一,资本主义萌芽“中断论”。

这是明粉最核心的经济叙事,认为明末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本可以发育出市场经济乃至工业文明,却被满清入关一刀斩断。

坦诚说,明朝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市井小说类书籍广泛流行(侧面佐证了识字率较高)”,本身争议不大,但后续推论则走向了极端——他们把清朝统治判定为大规模禁民间出版、严控书院私塾、故意降低识字率并大搞闭关锁国的罪魁祸首。

从学术角度看,辨识明清两代印刷市场与识字率的差异有其必要,但把多个长时段趋势全归为单一政权的有意行为,在实证上风险极高。

彭慕兰等人的“大分流”讨论指出,18世纪前的中国江南与英格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大致相当,真正的分水岭在于制度环境与煤炭资源的偶然可利用性,单一王朝定性远不能解释这一历史岔口。

还有观点认为,明朝商品经济之所以没有发展为近代资本主义,根源在农业自然经济结构之上皇权专制、儒家思想与科层制官僚制度三者的高度耦合。这种结构性困境,不是一两个王朝的更替能根本改变的。

其二,“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的风骨论。

明粉普遍推崇“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句流行语确实概括了明朝的高光时刻:朱棣迁都北京直面边患,崇祯煤山自缢,明朝也没有屈辱性的和亲条约。

但历史远比口号复杂。

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瓦剌俘虏,明朝最终用赎回的方式接回这位“叫门天子”;明朝的“不割地”固然刚烈,但其鼎盛期的直接控制区也没有到达新疆和西藏的核心腹地。情绪化的概括带来激昂的金句,也必然遮蔽复杂原貌。

更关键的是,脱离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片面夸大明代科技成就,着不是还原历史,而是彻底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

其三,封锁与开放的二元对立。

明粉认为“闭关锁国”始于清朝,明朝是开放的海上强国。但这判断经不起审视。但华东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包诗卿的研究证实,明朝终世都在开海与禁海之间反复不定,万国朝圣的背后是国库空虚,重农抑商策略严重限制海外贸易的经济意义。

把明朝的一切技术进步无限拔高,以此反衬清朝的“倒退”,本身就是一种双重标准的误读。明清两代在海禁问题上,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

其四,“元清非中国”的激进民族论。

极端明粉不仅批评清朝的治理成绩,更从根本上把清朝排除在中国之外,视其为“殖民统治”。

比如有网红博主秉持“满清非中国”的文明割裂论,否认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突出特性,抹杀多民族共同缔造中国历史的史实。

通常认为,这种叙事背后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至西方的“征服王朝论”以及近代日本的“满蒙非中国论”,本质上是把外部殖民话语披上了中文本土的外衣,用以分裂中华民族共同体。

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这场争议提供了学理定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各民族融合的历史,北方、南方各族群不断向汉族输入新血液,部分汉族也融入边疆各族群,逐步形成多民族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还有观点认为,清朝对边疆的有效管辖,促进了多民族融合,康乾时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核心转型期。

说完了明粉,再来看看清粉。

绝大多数被贴上“清粉”标签的人,其实只是拒绝接受上述极端论点的普通网民。他们被拖入战场,形成了最基本的防御逻辑。

其一,版图实控贡献论。

清朝是第一个在法理和事实上同时对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台湾实现有效行政管辖的中央王朝。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也将这一遗产视为现代中国领土主张的历史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教授也强调,在与外部世界碰撞中,超越王朝的“中国”国名与“中国人”国族认同逐渐确立,西方列强的侵略催生了强烈的“主权”意识,共同威胁将各族人民命运紧密相连。

其二,帝王治理业绩论。

他们认为,所谓“康乾盛世”是康雍乾三朝共同营建的发展成果,清朝不仅在事实上完成了中华民族认同由“自在”到“自觉”的历史性转折,更为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制度基础。

第三,阶级叙事对冲。

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明清两代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专政,民族属性属于次要维度。

清粉据此指出,明粉混淆了主次矛盾,把该属于阶级批判的问题偷换成民族批判——明朝地主不会因为和农民同属汉族就手下留情,清朝满族农民也不会因为和皇帝同族就免于被剥削。

长江日报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给出根本结论:“任何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其根本动力并非源自某些个人意志或偶然事件,而是源于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用民族身份替代生产关系作为历史解释的核心变量,本身就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还有观点认为,热衷攻讦的极端“皇汉”群体中,“有相当一批人在现实中感到失意无力,难以找到情绪释放的出口,于是便将一腔愤懑发泄在互联网上”,这与民粹主义的替罪羊逻辑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明粉需要一个可供指责的他者来消解现实无力感,清粉的防御性反驳只是不对等对决中被动的回音。

3)围绕电影《澎湖海战》的大辩论

2025年秋冬由电影《澎湖海战》引爆的全网争论,就是一个更具当下时效性的现象级案例。

它不再局限于一个小圈子的极端辩护,而是把明清史观的对立直接推向主流舆论场——一部尚未公映的电影,仅凭一支不到一分钟的预告片,就点燃了一场席卷全网的历史观交锋。

资料显示,《澎湖海战》讲述的是1683年康熙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兵统一台湾的历史事件。2021年由国家电影局备案,梗概开宗明义——“康熙皇帝为阻止郑家悍然独立的企图,派出水师提督施琅收复台湾”。

2025年10月25日,即台湾光复80周年纪念日当天,影片发布了“势不可挡”版先导预告,官宣王学圻饰演施琅,易烊千玺饰演康熙。预告片末尾还打出了“统一台湾,势不可挡”的口号,但立刻触发了一个制作方未曾预料的反应。

预告片发布后,大量网民在社媒发起抵制和谴责,“同情明郑、厌恶满清、讨厌叛将施琅的情绪遍布中国互联网”。

有报道进一步指出:

网民对台湾明郑政权被击败充满了同情,认为这是蛮夷政权将中华文明、汉人文明的最后一个文化堡垒和据点给消灭了。

更有网民以讽刺逻辑反问:

既然歌颂清廷攻台,何不“拍一部《民族英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或者干脆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拍成电影《扬州十日狂欢》和《嘉定大捷》”?

在B站,关于预告片的超四万人观影投票中,“不想看”的比例超过八成。豆瓣随后关闭了该片的讨论区和点评功能,短评从上千条被删到仅剩二百余条。

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屏蔽了相关负面舆论,搜索影片只能看到官方内容。一部预计投资五亿的影片,凭一支预告片就成为全网争议焦点。

回望这场争论,当事人的立场可分为四个层次,每一层都是舆论战场的一块阵地。

第一层,以“皇汉”情绪为核心的抵制派。

这是声量最大的群体。在他们看来,施琅不是“统一功臣”,而是“汉奸”——他本是郑成功旧部,因嫌隙叛逃降清,最终率清军击败明郑。

豆瓣一篇高赞评论如此定性:“满清本身就是个北亚蛮族政权”,清廷攻击明郑“并不是为了什么大一统”,而是因为“明郑是明朝的残留复兴力量,是威胁外来者满清政治地位的不安定因素”,进而将明郑合法性概括为“国姓朱姓来自南明皇帝的赏赐,而不是北亚蛮族政权的赐予”。

另有豆瓣用户抛出极具煽惑性的类比:“就像纳粹德国曾经也是德国的一部分,但现在德国人不喜欢看赞扬纳粹德国的政绩,差不多一个道理。”

第二层:支持统一但反感“清朝叙事”的矛盾群体。

他们明确支持影片的“统一”主题,但以清朝作为统一叙事的主角,令他们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这群人陷入双重困境——既没办法站在清朝一边,又无法旗帜鲜明地支持明郑的“割据”。

第三层:力挺的部分官媒与知名学者。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公开发文回应,将各种批评声音一股脑地定性为“用美国新清史的殖民征服论、日本搞的满蒙非中华论,以及历史虚无主义流派的清朝与日本侵华同质论,这三种挑头带节奏”,认为反对者所依据的史学框架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根本性谬误。

第四层:持“宏观叙事”立场的维护派。

他们认为,施琅虽在人品和履历上不乏争议,但客观上完成了统一台湾的历史任务,其力劝康熙保留台湾的《恭陈台湾弃留疏》更是写下中国对台湾主权的法理基础。

比如观察者网一派认为,“民族统一大节无亏就得了,其他都是小节,施琅只是工具人,重要的是收回台湾这个事件”。

这试图把施琅从“忠臣/汉奸”标签中解放出来,却也因此被抵制派视为“颠倒黑白”。

但回到争论的逻辑出发点,我们就会发现,争论的深层根源不在施琅,也不在“满汉对立”,而在于——明郑政权到底该如何定性?

正如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纪赟所指出的:

说到底,这部电影的争议点还是在于对明郑政权的定性——郑成功治下的台湾到底是以武谋独的偏安政权(正好可影射当下的两岸政治),还是击败荷兰外敌、收复疆土的功臣? 两个定性完全不可调和,一旦代入当代台海语境,便分别为“统一正统”和“民族气节”提供了截然相反的参照系——把明郑定性为“偏安政权”,可以历史影射当今的台独分裂势力;定性为“抗清阵地”,则统一史变成了“征服史”。

仅凭一支预告片就将史观冲突引爆至全网沸腾,背后有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彭涛在联合早报的评论中揭示了两条不能忽略的线索。

其一,2001年《康熙王朝》用不小篇幅展现了清廷攻台,却未引发大规模抵制——因为当时以央视为代表的官方媒体拥有无可匹敌的话语权和议题掌控力,观众讨论的渠道相对有限,不同声音难以汇聚。

而今天《澎湖海战》面对的是一个相当程度上去中心化的舆论场,微博、豆瓣、知乎、B站、抖音上,任何作品都会被不同立场的群体拿着放大镜从各自角度解构批判。

其二,宏大叙事当下正遭遇两种衰减。

先是观众的审美疲劳——“当银幕上充斥着同质化的‘民族胜利’‘大国崛起’,观众开始要求更扎实的剧本、更丰满的人物、更深刻的情感,而不仅仅是政治正确的口号”,一旦影片艺术层面存在瑕疵,宏大叙事的光环便遮不住它,反会招致更猛烈的反噬。

更根本的则是社会心态的“祛魅”:

大经济增长的逻辑正在改变,个体生活压力成为比抽象的国家荣誉更切身的感受。在这样的背景下,纯粹歌颂‘牺牲’与‘胜利’的宏大叙事,很容易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产生疏离感。人们开始本能地‘回归个体’,转而追问:‘这一切与我何干?’

面对分化的舆论,沈逸在回应中明确提出三个核心观点——中国历史观不可套用西方民族国家模式;警惕内外亚史观与元清非中国论等伪学说干扰,反对将中国历史窄化为汉族政权并割裂主权主张。

这与长江日报评论文章划出的“红线”一脉相承:

中国历史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任何把明清易代定性为“外族入侵”的叙事,都从根本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

用发展的眼光看,《澎湖海战》事件的标本意义,不在于提供了什么答案,而在于它完整展现了一个共识如何被全面解构。

讨论和铭记历史,不是为了挑起对立,而是在认清来路之后清醒团结地向前进。但是,《澎湖海战》引发的恰恰是一场相反的运动——它让不同立场迅速站队,让历史讨论退化为人身攻击,让一部还没上映的电影变成明清史观的站队试金石。

争议之初便有观点直指要害——倘若这部影片若在艺术层面仅停留于概念化,无法真正打动人,观众的负面情绪必然会沿着“清朝叙事→民族情感→宏大叙事质疑”的路径层层叠加,最终反噬宣传效果。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一次关于“满汉”或“明清”的讨论,而是一出当代互联网生态与史观撕裂的经典寓言——官方的宏大叙事还在推进,民间的情绪却已分出四道岔路。

当一部旨在凝聚共识的主旋律影片,最终成为了撕裂社会共识的导火索,它所暴露的是整个社会在历史认知上日益扩大的裂隙——而这道裂隙,比任何一场网络骂战都更值得深思。

4)明清之争背后的四重推力

明粉清粉之争为何能燃烧十几年而不熄?为什么每次争论都迅速滑向人身攻击?为什么理性讨论的空间越来越小?

要回答这些,我们必须跳出“谁对谁错”的辩论框架,而是基于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与认知方式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

1)文化场:清宫戏的“霸权”倾轧与明制汉服的“反扑”

文化娱乐领域长期生态位失衡,是双方对立的直接引爆源。

有豆瓣网友的基础统计勾勒出宏观比例,90年代大陆制作的926部电视剧中,古装剧185部,清代背景的就有63部——占古装剧三分之一;五代十国仅李煜的故事被搬上屏幕。

界面数据进一步显示,1983年至2018年中国至少播出60部清宫剧,《还珠格格》最高收视率突破62.8%,《延禧攻略》单日播放量达6.5亿。《康熙王朝》《甄嬛传》豆瓣评分高至9分。

这不只是数据霸权,更是审美上的长期格式化——当屏幕里的“古装”几乎等同于马蹄袖、辫子头,观众数十年间被反复强化着审美疲劳乃至价值反感。

2025年,一群年轻人身着明制汉服在故宫拍照喊出了“紫禁城的主人回来了”,引发全网热议。微妙之处在于——汉服本身是当代文化活力的体现,但当它被赋予“政权回归”的潜台词,审美就悄然滑向排他。

更令人玩味的,是天坛景区旅拍市场的“无声投票”——有观察报道记录了这一戏剧性转向:“商家们疯了一样,连夜把压箱底的飞鱼服、织金马面全给翻了出来”,“当明制的订单暴涨320%,当清宫服第一次被反超,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家开始不满足了”。

就像有网友所说的那样,“我们想穿的,不仅仅是一件好看的衣服。我们是在用身体,给历史投一张票。”

然而,更细致的因果关系重构来自豆瓣影视讨论区——汉唐明历史粉“战绩彪炳”,“这么容易被聚,自然市场只会拍没那么多人‘粉’的清宫戏或架空啊”。

清宫戏的“霸屏”与明粉群体的规模增长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生关系——明粉抱怨清宫戏太多,但清宫戏之所以多,恰恰因为拍明朝题材更容易遭到历史粉的投诉。

一场循环套,两者互为因果。

再加上明制汉服从民间小众走向主流,为明粉提供了具象化的文化载体。

2025年的横店更有了一场“蓄谋已久的文艺复兴”——明制美学影视风潮从《家业》《表妹万福》到《兰香如故》《玉茗茶骨》密集涌现。

但正如潮新闻评论点评故宫事件时指出的,普通参与者“并非要改写历史结论,而是在尝试与历史建立更具象的联系”,可当这种联系被赋予特定政治隐喻时,纯粹的文化追求便沿着一道不易察觉的斜坡滑入身份排他性。

与其说这是历史认知层面的分歧,不如说是一场在紫禁城这个特殊舞台上的身份确认仪式。每一件汉服都是一份无声的“正朔”声明,每张故宫自拍都是对“谁才是这里真正主人”的情绪性回答。

2)生意经:情绪生产的灰色产业链

搜索“明朝”,最火的不是学术论文,而是“明朝若没灭亡,中国早已称霸全球”之类的惊悚标题短视频。这绝非偶然,背后是一条完整的流量变现产业链。

有分析认为,“1644史观”受追捧的驱动力之一正是“网络物质的诱惑”——在算法驱动的社交媒体上,制造对立、煽动情绪是获取注意力的最有效手段。

对此,长江日报评论文章精辟概括了其商业密码——“以情感替代考证,以立场取代真理,以身份绑架历史。它提供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即时消费的精神慰藉与认同”。

在信息流平台上,愤怒、悲伤和仇恨最具传播力,算法天然偏好激化对立的内容,温和理性的讨论往往连推荐池都进不去——流量世界的逻辑形成倒金字塔,越极端的观点传播越广。

而最具代表性的“情绪买卖”案例,莫过于“《永乐大典》记载了蒸汽机原理”的谣言。

持此说法者依赖的“证据”是《永乐大典》收录的两条内容,其一关键句为“水汽得火而上行也”。但史料溯源发现,两条引文分别出自西汉贾谊和南宋戴侗——根本不是明朝的科技,而是早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本照搬。

更何况,“‘烧开水=蒸汽机’的朴素联想忽略了一个根本事实。

即便是瓦特,也是在前人的萨弗里机、纽克门机基础上进行看大量热力学改进,才制造出近代蒸汽机”,他“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把热能高效转化成功,否则只能用蒸汽把物体顶上去,没法收回复位,是半一次性设备,根本算不上动力”。

在此基础上,围绕伪史传播的流量产业链迅速延伸出了更多操作模式:

把“西方文明皆为抄袭明朝”的离奇结论,嫁接到了《永乐大典》上面(诸如“Machine词源即Mo与China”);批量生产“康熙是洪承畴之子”“红楼梦是反清复明密码本”“明朝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等离奇标题。

薛之白在联合早报中指出,这些“观点”共同点是“过于离奇”但“能够轻松斩获超过百万的播放量”——学者考据的明朝史料无人问津,网络大V炮制的“明朝人发明核弹”却万人空巷。

它们揭示出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历史正在被改造成“精神爽文”——不需要思考,只需要爽。

3)社会心理:现实焦虑的历史“替罪羊”

争论更深层的驱动力,是这个时代的集体焦虑。

薛之白的分析一针见血——在“皇汉”群体里,很大一部分人对真正的历史并无兴趣,也没什么严肃政治纲领,多是现实中失意无聊的人,一腔愤懑找不到出口,便借网络迷因跟风发泄。

实际上,“满清”的作用就像“资本”“美帝”,是解释复杂又痛苦的现实问题时最容易找到的替罪羊,“何况这还是一只死羊”。

吴启讷在观察者网对话中给出社会心理学诊断——把近代中国所有问题归咎于数百年前的王朝更迭,“本质上是一种‘不想面对现实’的回避策略”——不愿直面当下的复杂挑战,转而从对历史的简单审判中获取虚假的道德优越感。

替罪羊机制遵循世代不变的心理逻辑——危机产生→目标锁定(寻找“异质性”群体)→污名建构→仪式驱逐→循环再生——真正的问题从未被解决,下一轮危机需要新的替罪羊。

值得一提的是,薛之白还披露了现实情绪的主要源头——少数民族高考降分政策等现实因素,让部分汉族群体内心不平衡。

这种现实焦虑一旦与历史记忆粗暴叠积,便急剧放大明清之争的激烈程度。近代百年屈辱的血泪叙事,被简化成一条单线因果链——归结到“满清入关”的偶然断裂,就成了一个容易释放所有压力的弹性靶子。

更宏观地看,这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困境——当一个人在现实中无力参与公共事务,历史就成了最安全的“替身政治”。

也就是说,在朝代争论中声嘶力竭的人,往往在现实中长期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能做的选择很少,能影响的事情更少”。

于是,“朝代争论变成一种‘替身战场’,表面在聊古人古事,实则在确认——我是谁,我和谁是一伙的”——“它争吵不休,因为争论给了太多人终于能‘作主’的罕见体验”。

实际上,对于清朝咬牙切齿的人中,相当部分可能并不真正了解清代制度史,但他必须赢得这场辩论,因为这早已不是为历史,而是为确认自己的存在感。

4)认知误区:“穿越式审判”与“浪漫化滤镜”的双重夹击

用今天的“民族平等”“主权国家”等现代政治概念去衡量三四百年前的封建王朝,无异于要求清朝农民理解“GDP增速”。

长江日报对此给出了严厉批评,某些博主“直接将现代观念和标准对古人进行审判”——这连最基础的历史意识训练都达不到。

吴启讷也认为,上述做法实质上“将各类现代概念、西方话语一知半解地拼凑起来生硬解读中国历史”,把多元文化视为族群隔离,最终分裂中华民族共同体。

而且,对明朝的无限美化叙事——“如果明朝没亡,中国已率先走进工业文明”——完全回避了明朝自身的社会矛盾,比如厂卫的恐怖统治、大规模爆发的农民起义、党争的持续内耗、海禁政策的反复无常。

所以,脱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把一切单方面归因于特定王朝更迭,本身就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典型表现。任何封建王朝的灭亡,都不是一两支军队决定的,而是整个社会制度走向僵化的必然结果。

有豆瓣网友一针见血:“反感明粉是因为说明朝一点不好就要被出警……反感清粉是因为只敢拉着明朝比,丝毫不敢跟同时期的英国法国比。”

这句话精准戳中要害——在一个封闭的“明清比烂”系统里循环互殴,最安全、最易引发共情、也最省认知成本。

彭慕兰《大分流》的核心理念在此提供最具杀伤力的对照:

18世纪前的江南与英格兰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真正的分水岭在制度环境和自然资源,而非哪个王朝的民族属性。双方在一个封闭系统里互殴,却回避了更宏大的命题,明清之争的真正参照系,应是世界历史坐标系中的大分流。
5)尾声:学会与历史和解

所有案例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明粉清粉之争最终伤害的,不是“敌方”的尊严,而是当代中国人理解自身历史的能力。

两个王朝的交替,本质上是同一场封建社会舞台上的“主演”换人。明朝的厂卫廷杖不会因为统治者的汉族身份就变温和,清朝的文字狱也不会因为统治者的满族身份就更值得原谅。

学界认定“问题不在谁统治,而在用什么制度统治”。比如包诗卿的研究框架指出,两朝海禁政策的反复不定,根源都在防务与财政考虑的钳制,而非简单的“开放”或“保守”之分。

至于“如果明朝不亡中国就会率先近代化”这种感性假设——它回避了一组关键的制度分析:明朝的体制瓶颈不在开放与否,而在封建制度的根本上限。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详细论证,18世纪前的江南与英格兰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真正的分水岭在制度环境(金融创新、法律保障、议会政治)与煤炭资源的偶然可利用性,单一王朝定性远不足以解释这一历史岔口。

更何况,自秦以来,中国在郡县制框架下靠科举整合士人构建大一统秩序:

士人官僚权力依赖皇权而非自己,产生牢固人身依附,借儒家伦理将尊卑有序的封建家长制铸入制度之中;这种政治秩序下,商业资本虽时有涌动,却反复被吸纳消解,难以独立发育为西欧工商业城市的路权政治。

民族属性在这套制度演进中的地位,远没有明粉以为的那样根本。

最后想说的是,明朝的“风骨”解不了你当下的困境,清朝的“锅”也背不动你的怨气。

真正的文化自信,在于我们既不看低清朝对中国版图的贡献,也不神化明朝虚构的完美,而是能心平气和地审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所有过往——包括它的光明、它的黑暗、它的遗憾,以及它的不可假设。

记得自己是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成为怎样的人。与其沉湎于不存在的旧梦,不如开放包容地迎接未来。

历史不是用来站队的工具。把历史还给学术,把情绪放下,我们才能看清自己到底是谁、从哪里来、又将去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