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韩松刚携新书《批评的抵达》做客南京先锋书店，与作家毕飞宇，评论家汪政、何平，主持人叶子展开对话，一同聊聊当代的文学批评。
作为文学博士、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得主，韩松刚长期深耕中国当代文学现场，著有《词的黑暗》《谎言的默许》等作品。新近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批评的抵达》，收录了他十余年批评实践的重要成果。全书分四个部分，从毕飞宇、刘亮程、范小青等名家长篇小说的精微解读，到余华、胡学文、马金莲等不同代际作家的创作勘察；从“80后”写作的持续追踪，到地方性、新生代写作等问题的理论反思。每一篇都试图回答：批评如何穿透文本的表象，抵达文学的核心？
一部批评家的“综合能力”之书
“我不赞同把作家和批评家进行人为的割裂。”在《批评的抵达》的后记中，韩松刚如是说。
在他看来，好的作家一定有“批评”的眼光，好的批评家也少不了“创造”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和批评家是一个人，而不是两种身份。书名“批评的抵达”蕴含了韩松刚的写作初衷：“一个批评家，不管面对文本，还是面对生活、面对世界，总是要通过批评的方式去抵达世界和人心的角角落落。”
毕飞宇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需具备三种能力：作品论、作家论和代际或思潮研究。作品论更多考验审美能力、走进作品的能力、分析作品的能力以及最后的表达能力；作家论要把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美学轨迹、与周边作家的比较进行宏观认识；代际或思潮研究则视野更加广阔。因此，文学批评家的成长远比小说家、诗人艰难。
毕飞宇坦言，作为小说家，自己虽写过《小说课》这样的作品论，“但要让我写作家研究、代际研究或思潮研究，我寸步难行，因为我文学史的基础没打过，文艺美学完全是按兴趣阅读，不成体系。”正因如此，他对韩松刚这样在青年时期便具备综合能力的批评家格外欣赏。
何平注意到书封上的风帆图标，联想到“星河欲转千帆舞”“风正一帆悬”的诗句。他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千帆舞”的时代，这本书作为“一帆悬的小帆”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何平批评了当下流行的“产品养护式评论”——那种流水线生产、复述作品内容即占去三四千字的“二创式写作”。他认为，好的评论家应该是“接力赛”中的第二棒、第三棒……“在接棒之后继续往下跑”。不少作家格外关注业内评价，正是因为评论者不同的解读，直接影响着作品的传播与延展。
“不少新作一经发表，便会仓促开展对谈、批量组织评论，有的在专业评论人手不足时，召集硕博学生流水线式生产评论。这种程序化、功利化的运作模式，背离了文学批评的初心，也消解了文学评论的专业性与严肃性。”何平说。
追踪80后写作，深耕“同时代人的批评”
聚焦同代写作、深耕“同时代人的批评”，是《批评的抵达》最鲜明的特色。作为80后批评家，韩松刚将对同代人写作的持续关注作为自己批评实践的重要方向。他在《小说评论》开设“对话80后”专栏，系统追踪80后作家的创作轨迹，为同代人发声。
何平对此充分肯定：“一个80后批评家、作家的成长跟同时代的批评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同时代批评家不去关注同时代的作家，同时代的作家是很吃亏的。”他以70后作家为例指出，“70后优秀的作家很多，但在大家印象中却成为了一群长不大的作家，跟同代批评力量缺失有很大关系。”何平认为，“韩松刚近几年把它作为一个事业在做，关注同时代人的写作，这个事功不可没，某种程度上也是批评家的公益性，是对他自己同时代作家的责任。”
毕飞宇进一步阐释了韩松刚同代批评的三个独特角度。他表示，当80后作家最初登上文坛时，前辈曾认为他们“开口太小”，难以形成整体风貌，但韩松刚恰恰从这种个性化叙事中发现了“文学共同体”的形成机制。关于“有限启蒙”，毕飞宇认为，80后作家可能没有把启蒙话语使用得很全面很深刻，但客观上通过个性化人生和个性化文本起到了有限启蒙的作用。至于乡土叙事，毕飞宇指出，在许多人看来乡土小说已在60后作家那里终结，但韩松刚敏锐地捕捉到80后写作中的乡土新质——“他们虽远离传统乡土生活，却通过想象性建构重塑乡土书写模式，开创了新时代乡土文学全新的生产方式”。
汪政补充，韩松刚的同代批评实现了“在场又超然”的平衡。作为同代人，他能共情80后作家的成长经验与情感认知；作为专业批评家，他又能跳出个体局限，理性审视同代写作的优势与短板。这种兼具温度与理性的批评，让80后文学的创作价值与时代意义得到准确阐释。
流量时代，做“堂堂正正”的文学批评
谈及韩松刚的批评风格，文学前辈们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正”这个字。
汪政说：“韩松刚有一个什么东西，他很正。你们看他的书，他的批评文章，堂堂正正的。”这种“正”体现在他对批评对象的审慎选择、对表达方式的克制把握，以及贯穿始终的责任意识。“一个形象很正的批评家，他是有责任的。在一个流量时代，他不会去博什么眼球，也不会去追逐那些泡沫一样的东西——虽然在太阳光下会闪出七彩光泽，但注定短时间就要破碎。他会透过泡沫、透过水的表层，去看到潜藏在下面的那些暗流，而那些东西才是主宰大江大河流向态势的东西。”
在人工智能时代，汪政特别强调了“人的批评”的重要性。“把文本输进去，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点、社会作用全都出来了，但那是‘机器的话’，不是‘人话’。”批评家的批评应该是“具身批评”，是在场的、带着体温和经验的那种批评。“文学批评如何抵达人心，就在于批评家在什么时候都不要忘掉：我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不但在文学现场，更在真实的社会当中。韩松刚的批评恰恰不是人工智能那种机械规整的产物，而是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柔软的部分。”
何平表示，“正”并非贬义词，“他是在建立自己的批评家形象”。韩松刚的“正气”风格传承自南京大学纯正的文学批评传统，延续了新文学以来的启蒙精神与人文立场。纵观全书，“人”“启蒙”是贯穿始终的关键词，彰显了清晰且坚定的批评底色。不同于当下一些青年批评者套用固定理论模板、流水线式产出评论的浮躁风气，韩松刚的批评拒绝套路化学术生产，坚守文学批评的纯粹性与专业性。
韩松刚表示，从在南大读研时受董健、丁帆、王彬彬等老师影响建立对文学的认知，到担任评论刊物编辑渐渐确立自己的批评趣味，再到文学现场中不断观察、反思，并称“自己尚未确立一个完全稳定的批评方法和体系”。“我只是觉得，在面对不同作家、不同文本的过程中，需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批评的叙事方法。每个作家一定不一样，每个文本也非常不同，你不能用一种方法去解读。”在难度中寻找批评的话语和路径，正是他批评实践的乐趣所在。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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