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在这种情况下，牛仲水对两名警察吩咐道：“你们两个去‘四海五金材料商店’一趟详细了解一下，袁海鸣去那里购买银焊条的全部细节，越详细越好！”
两名警察受命而去，一小时后返回，向牛仲水汇报了调查情况。牛仲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边听边思考，听完后，皱着眉头问道：“营业员说，袁海鸣购买银焊条用的320元钱，都是清一色的新钞票，这个细节，她们记得准确吗？”
警察答道：“营业员说，他们收款后还要交帐台复核，经过两个人的手，两人都确认，袁海鸣用的是新钞票。”
牛仲水此时自言自语道：“王升笠交出来的、袁海鸣给他的500元钱，也是50张崭新的连号拾元票。袁海鸣一下子拿出这么多新钞票，是从哪里来的，银行认识人吗？”
想到这里，牛仲水就让警察去银行调查语，而且一定要查清楚！
警察随后立刻前往袁海鸣妻子的工作单位。袁海鸣的妻子张某是一名护士，还不知道丈夫出事了，见到警察出示的公安机关证件，吓得脸色发白。警察连忙安抚她，说明此次前来，只是为了调查一个细节问题：袁海鸣的工资收入，平时是如何处理的？
张某定了定神，缓缓答道：“我丈夫每个月的工资，都会全部交给我，他自己只留10元钱日常零用。我把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安排好一个月的开销后，剩下的钱，都会存入银行。”
警察跟着张某，一起去了她家里，查看了银行存折。存折上显示，两人历年的积蓄有4064元，从未有过大额提取记录。随后，侦察员又前往钱塘江制冷设备厂，查看了袁海鸣的工资单存根，结果证实，张某说的都是实话。
那个年代，普通人的收入只有每月发放一次的工资，来源单一，很容易核查。袁海鸣没有其他合法收入，银行存折也没有大额提取记录，可他却能拿出820元崭新的钞票——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疑点。
牛仲水听完调查汇报后，当即决定，对袁海鸣展开更缜密的调查，争取发现更多疑点，因为这绝对是一个突破口！
牛仲水亲自带队，带着一个小组，前往钱塘江制冷设备厂，深入了解袁海鸣的情况。几名警察在厂里，分别找了一批熟悉袁海鸣的工人、干部，进行个别谈话；牛仲水则来到门卫室，和值班门卫闲聊，希望能从侧面了解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值班门卫姓梁，五十多岁，和牛仲水是同乡，两人一聊就很投机。聊了一阵家常后，牛仲水把话题引向了袁海鸣，问道：“梁师傅，你在厂里待了这么久，对袁海鸣这个人，印象怎么样？”
老梁叹了口气，说道：“小袁师傅这个人，技术确实没话说，是我们厂里的技术大拿，为人也还算热情，每天上下班见到我，都一口一个梁师傅，很客气。但是，他在生活上，可就不怎么检点了。”
牛仲水心中一动，连忙追问：“哦？具体是什么情况？”
“老梁表示，“我说的这些，可没有确凿的证据，就是我自己看到的，仅仅供你参考，有一天晚上，下着雨，我坐在家里二楼的窗口，看到一辆出租汽车，开到了我们小巷口。车上下来一个女人，下车后，又回身伸手，和车里坐着的一个男子握手告别，样子显得非常亲热。那个男子，远远看上去，长得特别像袁海鸣。”
老梁顿了顿，又说道：“那个女人，我还认识，是个漂亮的寡妇，和我住在同一条巷子。我观念比较传统，总觉得那个寡妇有些妖里妖气，不太正派。我也不敢肯定，可那个男的就一定是袁海鸣，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就跟你提一嘴。”
牛仲水非常重视老梁提供的这个线索，急忙问道：“那个寡妇，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
老梁说道：“名字我不知道，只知道她姓杜，住在巷子里的23号。”
牛仲水立刻把这个信息记在了笔记本上，随后谢过老梁，带着警察返回了编组站。回到编组站后，警察汇总了各自调查到的情况，发现只有牛仲水从老梁那里得到的线索有价值，很有可能成为新的突破口。大家商议后，决定围绕这个姓杜的寡妇，展开进一步调查。
警方立刻前往老梁家所在的派出所，查询这个姓杜的寡妇的信息。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个姓杜的寡妇，名叫杜伟丽，时年30岁，1957年毕业于上海一所著名大学，毕业后被选派到苏联留学，两年后回国，分配在杭州一家部属研究所，从事机械研究工作。
杜伟丽于1960年结婚，丈夫是她的大学同学，可在1965年1月，她的丈夫突然在家中猝死。当时，公安局对尸体进行了解剖，但法医们意见不一：有的认为死于心肌梗塞，有的则认为，有可能是中毒致死。由于一时无法作出确凿的判定，对外公布的结论是“心肌梗塞”。但在公安局内部，始终认为杜伟丽的丈夫死得蹊跷，因此，一直对杜伟丽进行着谨慎的外围调查。
在长达14个月的调查中，警方惊奇地发现，这个外表漂亮的女人，竟然与苏联人有着密切的接触和联系：她曾数次往莫斯科一所大学寄发信件，也收到过苏联人寄来的信件和书刊；此外，来杭州旅游的苏联人中，曾有自称是她同来杭州旅游的苏联人中，曾有自称是其同学的男女请她去下榻的宾馆吃饭、聊天。
更可疑的是，她曾前往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具体原因不明，且是在上海火车站下车后，直接乘坐苏联领事馆的轿车进入馆内。杭州警方已在近日对杜伟丽采取了跟踪监视的侦查措施。
牛仲水闻讯后心头一震：若杜伟丽真是苏联特务，那袁海鸣恐怕也难以撇清干系！而袁海鸣身为“663工程”的核心参与者，这其中会不会暗藏阴谋？这起看似简单的诬陷案，竟牵扯出更深的隐情，案情愈发复杂起来。
牛仲水强压心头波澜，冷静梳理思路，决定先查清袁海鸣与杜伟丽是否存在交集。侦察员兵分多路，分别前往袁海鸣的单位、家庭、居住街道等地展开周密排查，可一番忙活下来，竟未发现任何两人接触的蛛丝马迹，也就是案件侦查走进了死胡同。
牛仲水在沉思良久后，决定另辟蹊径，让人分别调取了袁海鸣和杜伟丽的个人档案，亲自翻阅审查。这一步棋，最后竟起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效，牛仲水在袁海鸣的档案中发现，1964年8月至10月间，袁海鸣曾被单位派往杭州“东方宾馆”，主持该宾馆冷暖及通风设备的安装工作。
而杜伟丽的档案中也有明确记载：1964年5月至12月，她被单位安排在“东方宾馆”，参与审核一个部级重大项目。两人的工作时间高度重叠，会不会在这段时间里有过接触？带着这个疑问，牛仲水带领两名助手，火速赶往东方宾馆展开调查。
宾馆保卫科热情接待了他们，查阅当时的值班记录后，召集了几名当年的相关服务员召开座谈会。牛仲水说明调查来意后，请服务员们回忆，当年袁海鸣和杜伟丽是否有过往来。虽然时隔一年半，但杜伟丽当时是宾馆的长包客，袁海鸣又是设备安装的负责人，两人都给服务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据服务员回忆，两人确实有过频繁接触，且一度形影不离、举止亲昵，甚至有人私下议论他们关系不正当。
掌握这一关键线索后，牛仲水立刻返回驻地，决定提审袁海鸣。此时已是深夜十点多，袁海鸣早已入睡，被警察从睡梦中唤醒，一脸倦容地坐在那里揉着眼睛，不耐烦地嘟囔道：“得了！就这么点事，值得搞夜审吗？”
牛仲水冷笑一声，语气严肃地说道：“就这么点事？袁海鸣，你说得也太轻松了！”
袁海鸣瞬间警惕地抬起头，紧盯着牛仲水：“怎么？我还有什么问题？”
牛仲水问道：“那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自己解释清楚一下，你用来购买白银焊条，以及给王升笠的‘赏金’，加起来一共820元，全是连号的新拾元钞票，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袁海鸣脸色一变，瞬间愣住了，支支吾吾地说道：“这……这是从银行取出来的。”
牛仲水步步紧逼道：“你家的存折登记的是你妻子的名字，而且从未有过支取记录。你的钱到底在哪里？”
袁海鸣张口结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牛仲水停顿了片刻，放缓了语气，又开口说道：“你说不上来，也可以先好好想想。我再给你点一个情况：有一个女人，也在杭州工作，和你有着不为人知的神秘关系。我就点到这里，你自己掂量着办。交代不交代，交代得彻底不彻底，到最后处理时，我们都会按照政策和法律区别对待，你要三思而后行。”
袁海鸣沉默不语，将臂肘搁在大腿上，双手紧紧捂住脸庞，看得出来，他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
牛仲水见状，说道：“袁海鸣，你好好想一想，我给你半小时时间。”说完，他站起身，转身走出了审讯室。
后来，这位资深侦察员回忆起此事时，仍心有余悸：“我当时想趁着这个间隙去吃点东西，我已经17个小时没吃过任何东西了，我想着屋里有四名干警看守，应该出不了什么事。可我万万没想到，刚出门下楼，意外就发生了！”
未完待续。
我是清水阿娇，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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