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重庆渣滓洞看守所接收了一名新押解来的政治犯。按照军统监狱的既定流程，任何新犯人入狱首日都必须接受严酷的刑讯逼供。但这名青年没挨打，连脚镣都没戴。
看守对这名青年始终客客气气，还特意安排了干净的铺位和特殊的伙食。狱中的地下党员们根据特务们的这些异常表现，迅速做出了一个符合常理的判断：此人必定已经变节投敌。
这名青年名叫罗广斌，一九二四年出生，一九四八年三月刚刚加入共产党。当时原中共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冉益智被捕后全盘招供，沦为叛徒。罗广斌奉命回乡执行任务，由于冉益智的指认出卖，他很快就被特务秘密逮捕。
得到高级将领的亲自保证后，徐远举立刻下达了用刑的命令。罗广斌随即被特务押入刑讯室，双踝被钉上重达四十多斤的铁质脚镣，并因拒绝签署脱党声明，遭到了皮鞭抽打等严酷刑罚。
当罗广斌带着浑身伤痕和沉重的脚镣被重新扔回牢房时，狱友们看到这一切，消除了之前的误解，重新接纳了他。此后不久，罗广斌被保密局转押至防备更为严密的白公馆看守所。
在白公馆羁押期间，罗广斌的生父曾带着物资前去探视，试图利用社会关系将其保释出狱，被罗广斌当面断然拒绝。他反而利用探视放风的机会，仔细观察岗哨分布和换班规律，暗中传递给狱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解放军逼近重庆主城。保密局高层在逃亡前夕，下达了处决所有在押政治犯的指令。十一月二十七日，白公馆的大批特务被紧急抽调去渣滓洞执行集体屠杀。
由于人员被调走，白公馆防卫力量出现短暂空虚。当晚楼下值班的看守名叫杨钦典。他出身贫农，早年被抓壮丁派驻歌乐山。过去一年里，狱中人员利用短暂时间不断向杨钦典讲述全国战局。
杨钦典此前也曾违规帮狱中人员传口信代买物品，具备被策反的基础。深夜时分，外围特务多已离开，罗广斌隔着牢门栅栏，直接向走廊上的杨钦典说明当前的利害关系。
罗广斌指出解放军即将进城，继续执行屠杀命令只有死路一条，打开牢门释放大家才是保全性命的唯一出路。他同时郑重承诺，只要放人，所有人会联名为他签字作证，保证其人身安全。
杨钦典权衡之后前往值班室拿来钥匙，逐一卸下了楼下平房和楼上部分牢房的铁锁。罗广斌等十九人趁着断电后的夜色冲出牢房，翻越围墙逃往歌乐山深处。脱险后，罗广斌立刻组建了联络处。
他带人重返渣滓洞和白公馆现场，在一片焦土废墟中挖掘、清洗并辨认遇害同志的残缺遗体。他根据生前约定，花近一个月时间写了一份三万多字的书面报告，记录组织被破坏经过。
重庆秩序恢复后，罗广斌被分配到共青团市委工作。他与脱险同志杨益言合作整理烈士事迹。两人花了十年时间，查阅大量敌特审讯档案并实地走访家属，开始着手创作长篇小说。
手稿经历五次大规模推翻重写，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长篇小说《红岩》正式出版。书籍客观记录了军统特务系统的残暴运作，出版后迅速引发轰动，各地书店排起长龙抢购。
二月五日，罗广斌在办公地点被强行带走，关押在一处楼房内接受高强度的隔离审查，被要求反复交代越狱的具体细节。仅仅五天后的二月十日清晨，罗广斌从关押处的三楼窗户坠落。
巨大的冲击力导致其颅脑遭受致命创伤，当场死亡，终年四十三岁。关于他坠楼的具体经过，现场记录极其有限，相关的死因很快便以一个简略的结论宣告结案。
熬过了国民党军统最残酷的严刑拷打，也躲过了歌乐山大屠杀的枪眼，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在接受内部审查的第五天早上走到窗边时，脑子里到底在顾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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