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萧红的《马伯乐》：奴性文化下的精神胜利法与专制社会的病相|专制|胜利法|萧红|马伯乐

《马伯乐》

《马伯乐》也是萧红的代表作，但这部作品比较独特，他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小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2章在1941年1月出版发行；第二部9章，于1941年2月1日至11月1日在香港《时代批评》杂志上连载，后来由于萧红病重，小说未能完稿。

小说的主人公马伯乐，是一个出生于富裕家庭、崇洋媚外、胆小自私、卑琐无能、浅薄虚荣、敏感脆弱、悲哀忧伤……几乎集一切人性弱点于一身的“小人物”。萧红通过这个形象，与鲁迅笔下的阿Q形成呼应，共同勾勒出长期专制暴政下底层民众的国民性图谱：奴性、自欺欺人、恃强凌弱、安于被奴役却又幻想成为奴役者。马伯乐不仅仅是文学形象，更是一面映照那个时代——以及任何专制社会——民众精神状态的镜子。

马伯乐出身于一个富裕的绅士家庭，然而家庭氛围却极为崇洋媚外。读《圣经》、守圣礼、讲夹生半熟的外国话，这种环境塑造了他骨子里的“洋奴心理”。他去中餐馆吃饭，总要怀疑桌椅筷子的干净程度，反复擦拭；去西餐馆却完全信任，直接使用。这种“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心态，折射出近代中国长期被殖民、被侵略后一部分精英阶层丧失文化自信、跪拜西方的集体心理。

然而，马伯乐的弱点远不止于此。他胆小自私，不愿借钱给朋友，从未真正关心过任何人。危险来临时，他的本能反应只有保护自己。他卑琐无能：大学考不上，生意做不成，生活无法自立，爱情毫无勇气。他浅薄虚荣：在无钱者面前夸耀财富，在无知者面前炫耀“博学”。他为自己的处境苦闷、不平，却从未尝试改变现实；他渴望事业成功，却从未付出努力。

这种矛盾，正是长期专制奴役下底层民众的典型特征——他们对自己的苦难有感知，有不满，甚至有愤恨，但却从不将矛头指向造成这种处境的制度或权力者，而是要么自怨自艾，要么欺负更弱的人。马伯乐对现实“不满”，却只在嘴上；他想改变，却只在梦里。他是一个行动上的矮子，一个言语上的巨人。

鲁迅笔下的阿Q，最著名的“精神胜利法”是通过自欺欺人来获得心理平衡。马伯乐同样如此。他很善于夸张自己的痛苦和不幸，在被自伤自怜的情绪淹没时，像阿Q一样，可以随意发泄到比自己更弱的人头上，也可以飞快地转化为一种自轻自贱的情绪。他自私又不知耻，无赖还振振有词，自欺欺人又健忘。

他一边感叹自己时运不济，一切都是“命”；一边又高傲、爱面子，拒不承认自己的无能。他对自己的懒散、懦弱以及困窘处境十分敏感，像阿Q忌讳头上的疤一样，忌讳别人揭他的短处——他的失败、他的懦弱、他那些“节外生枝的罗曼史”。这种敏感，恰恰源于内心深处的自卑。正是因为无法面对真实的自我，他才需要用虚假的优越感来填补。

这种“精神胜利法”，是长期专制社会中被剥夺了一切（财富、思想、尊严）的民众唯一能找到的心理慰藉。因为无力改变现实，他们只能改变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因为无法反抗强者，他们只能从想象中获得胜利。这是一种被迫的、扭曲的、自我麻痹的生存策略。

马伯乐最令人不齿却又极具代表性的行为，是他对待不同人群时的双重态度。在外国人的店铺前，他规规矩矩排队，大气不敢出；当被一个强壮的外国人踩掉鞋时，他不仅不敢呵斥，反而连忙道歉。然而，在买米的队伍中，一看排队的都是妇女，他立刻“抢着从女人的头顶上把米口袋扔过去”，“撞着她们，他把她们一拥，他就抢到最前面去了”。

这种“见强则畏，见弱则欺”的嘴脸，是专制制度下“奴隶道德”的典型表现。在被强者压迫时，奴隶不敢反抗，反而将郁积的愤怒转向更弱者。强者压他一级，他就压更弱者一级。整个社会形成一个食物链：皇帝压大臣，大臣压小官，小官压百姓，百姓中的强者压弱者，最后最底层的人只能互相撕咬。每个人都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每个人都渴望有一天自己也能站在高处，尝尝压迫别人的滋味。

这正是鲁迅所痛斥的：民众并非真心反对等级制，而是希望自己能爬到更高的等级。他们不想取消奴隶制，只想自己从奴隶变成奴隶主。这种反抗，不是真正的反抗，而是一种奴隶对奴隶位置的嫉妒与觊觎。

奴性文化下的精神胜利法与专制社会的病相

马伯乐这样的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在长期专制暴政下，一切权力集中于君主，君主依靠庞大的官僚体系进行统治。官员的任免、升迁完全取决于上级的喜好，而非政绩或民意。于是，整个官僚阶层只对上级负责，不对民众负责，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成为官场通则。

官员们如何讨好上级？贿赂。贿赂何来？从百姓身上搜刮。于是，官吏们对民众进行无休止的压榨、巧取豪夺，手段之下作、心肠之毒辣令人发指。而这种敲骨吸髓的盘剥，在人治社会中根本无法根除。随着王朝末世临近，这种剥削更加丧心病狂。

同时，专制强化导致资源越来越集中，权力主导一切分配，社会贫富差距巨大，阶级对立尖锐。社会戾气与日俱增，民众不满情绪滋生，积怨深重。但统治阶层却偏要强装出一副盛世太平的样子，不敢面对现实，拒绝开放，拒绝任何进步经验，固守己见。整个社会沉浸在自欺欺人的虚假繁荣中。

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民众，怎么可能养成独立、自信、敢于反抗的人格？他们只能学会保守、因循、死爱面子、欺人自欺、愚昧麻木、奴性十足。

马伯乐们最大的悲剧，不是被奴役，而是他们从未意识到自己是被奴役的。他们以为自己的苦闷是个人命运不济，自己的失败是时运不佳，自己的屈辱是偶尔倒霉。他们从不去想，这一切的根源是一个专制的、不公的制度。

当他们偶尔对现实表达不满时，也仅仅是抱怨两句，从不会真正行动。他们害怕那些真正试图改变现状的人——“爱出头者”会被他们敬而远之，生怕被牵连。他们会充当看客，围观看热闹，甚至告密，自愿成为统治者的耳目。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反抗者是“疯子”，会破坏他们赖以生存的“秩序”——尽管这秩序让他们痛苦，但至少是熟悉的、可预料的。

然而，一旦反抗者取得了一点成果，马伯乐们又会立刻跳出来抢夺果实。他们高呼拥护改变，拥护平等，但他们内心真正想要的，不是取消等级，而是让自己爬到更高的等级。他们不是要废除奴隶制，而是想自己当奴隶主。这种“反抗”，不是真正的解放，而是一种新的奴役循环的开端。

萧红以马伯乐这个形象，无情地撕开了这种虚伪的面纱。她告诉读者：如果一个民族充斥着马伯乐式的国民性，那么这个民族将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因为即便推翻了旧的专制，马伯乐们也会立刻建立起新的专制——只不过换了一个统治者，换了一批压迫者，而奴役与被奴役的结构丝毫未变。

鲁迅笔下的阿Q，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民的形象；而萧红笔下的马伯乐，则是抗日战争时期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形象。时代变了，阶层变了，但国民性的痼疾惊人地相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马伯乐身上变为自欺欺人的“苦恼与骄傲并存”；阿Q的欺软怕硬在马伯乐身上表现为对洋人卑躬屈膝、对妇女儿童蛮横无理；阿Q的“革命”幻想，在马伯乐这里成了渴望成功却从不努力的怨天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