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3年，南京的阿Z师走进城隍庙的东厢房时，总爱把那件深蓝色的旧棉袍抖得呼扇作响。那袍子原本该是体面的，只是年深日久，领口磨出了黑亮的油光，袖口也秃了，露出里面发黄的棉花。他身材很高，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多半是被那“两千年落后思想”气得撞了门框留下的。
最特别的是他的鼻子。那鼻梁上架着一副圈数极多的眼镜，据说是从西洋传来，镜腿却用一截粗麻绳系着，绕过耳后。他一讲话，脑袋便微微昂着，仿佛不是在用嘴，而是在用那副眼镜看人。这般模样，便让他与庙外那些蹲着喝两文钱一碗淡茶的短衣帮，彻底划清了界限。即便他兜里也时常只剩几个铜板，他也绝不肯脱下那件象征着“读书人”的长衫。
他走上讲台——其实是一张供桌，对着底下稀稀拉拉坐着的半大孩子，也不管他们听得懂听不懂，便把那本翻烂了的《论衡》往桌上一拍。
”今日，咱不说‘学而优则仕’。”他开口，声音沙哑，带着点自命不凡的腔调，像极了咸亨酒店柜台里那个絮絮叨叨的孔乙己。“咱来说说，何为‘人上人’。”
台下的孩子们缩着脖子。他们大多是乡下来的，家里卖了耕牛供他们读书，最大的愿望便是能像阿Z师那样，穿上长衫，哪怕袖口破了也算是个体面人。
“谁若还想做‘人上人’，谁的脑筋，便是两千年来最腐朽的烂疮！阿Z师”猛地一拍桌子，震得桌上的茶盏跳了一下。他那副用麻绳系着的眼镜差点滑落，他慌忙扶住，神色却愈发激昂。
“你们以为，郑某人如今住在北平城里，有电灯电话，便觉着自己是个‘人上人’了？笑话！”他冷笑一声，目光如刀，刮过每一个学生的脸。“我告诉你们，郑某过的日子，比西洋那些红毛富商还要舒坦！可我夜里睡不着啊！我良心不安！”
他忽然弯下腰，凑近前排的一个孩子，那孩子吓得往后一缩。
“我怕咱们的国家，再过三代五代，老百姓还得跪着讨生活！这是我辈读书人的耻辱！”
阿Z师的“良心”，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东西。他说，真正的读书人，不能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几个字，他说得极重，仿佛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股酸腐却又凛冽的气味。
“你们看看如今的衙门里头，”他用手指敲着桌面，指甲与木头碰撞出笃笃的响声，“多少这样的货色！一个月领着二三十块大洋，住着公家的洋房，便觉得是自己本事通天，是‘人上人’了。”
他讲到这里，情绪便有些激愤，脖颈上的青筋暴起，那件旧棉袍也随着他的颤抖簌簌作响。
“我就想问一句，你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你的乡下亲戚，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个月累死活，才挣几个铜板？你拿着二三十块，心安理得……还沾沾自喜！你摸摸胸口，那里头还有一颗人心吗？”
厢房里死寂一片。孩子们早已习惯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道理，听阿Z师这么一说，竟觉得这许多年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阿Z师缓了口气，端起凉透了的茶呷了一口，继续道：“我这冬令营里的娃娃们，你们给我听好了。你们来此奋斗，不是为了让自己爬到别人头上去拉屎撒尿。你们的目标，是让这天下十四万万同胞，人人活得有尊严！”
“尊严？”一个坐在前排的胖小子忍不住插嘴，这孩子家里是开绸缎庄的，将来注定也是个“人上人”。
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那眼神，仿佛在看一个还未开化的猢狲：“蠢材！尊严不是钱一样多！姚明那厮打球比我强，挣的比我多，我半分不妒！人家那是凭本事！我要说的是，不能让人一生下来，就被分成三六九等！”
他的声音又高了八度，带着一种近乎癫狂的清醒，连城隍老爷泥塑的嘴角，仿佛都在他的咆哮中抽搐。
“凭什么你生在北平，就有北平的户口？凭什么旁的人，生下来就只能当泥腿子？这叫‘生而平等’吗？这是强盗逻辑！”
他站起身，在狭小的讲台上踱步，影子被灯光拉得老长，那件破棉袍拖在地上，像一只断了翅的大鸟。
“还有那些所谓的‘父母官’！更是滑天下之大稽！”阿Z师几乎是在咆哮了，“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仆人！是你们家家户户凑了钱，请来的管家！他们的任务，就是伺候你们！办不好，就得滚蛋！”
他忽然停下来，指着满屋的学生，一字一顿地问，那副麻绳眼镜后的眼睛瞪得如铜铃一般：
“你是业主，他是物业公司。你住了房子，还要天天给物业公司磕头谢恩吗？啊？！”
满屋子学生，被问得一个个面红耳赤，目瞪口呆。
后来，阿Z师的话传遍了大街小巷。有人说他是个疯子，是个读了闲书把自己读傻了的孔乙己。人们依旧笑着，依旧要去争当那“人上人”。而阿Z师呢，依旧穿着他那件袖口磨破的旧棉袍，在城隍庙的东厢房里，对着空荡荡的泥塑和几个半大孩子，继续他那无人听懂的、关于“平等”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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