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极右翼极端主义运动中,14岁到17岁的青少年谈论“纯洁民族”,淡化对大屠杀的认知,仇恨移民,如今也敌视女权主义者和性少数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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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部门警告称,一代新的新纳粹正在出现。2025年,相关部门登记在册的涉嫌实施极右翼动机犯罪的年轻人超过5300人,其中大多数年龄在14岁到17岁之间。

这并不是热赖第一次潜入这类圈子。早在2018年,她就曾进入所谓“帝国公民”运动。这个运动否认德国的存在,其领导人于2022年因策划政变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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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那时,她塑造了自己的卧底身份“伊莎贝尔”——“一个内心充满怨气、对德国不满的年轻女性”。此后,她以这个身份进入“认同运动”。到了2024年,她又打入“青年民族主义者”和“最后防卫浪潮”。“最后防卫浪潮”让她印象尤深。一方面,成员年纪之轻超出她预料;另一方面,他们计划实施的暴力行为也让她震惊,最终她选择向警方举报。“这段时间里我观察到,很多人,尤其是非常年轻的人,最想要的其实就是被认可。”热赖说,“首先是想属于这个群体,其次是希望自己在群体里被看见、被重视。这些组织通常都有非常森严的等级结构。”

以“最后防卫浪潮”为例,组织内部设有“大区长”“盖世太保负责人”“宣传部长”等职位。其中,“大区长”一职沿用了纳粹时期对各区域负责人的称呼,“盖世太保”则是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这个组织约有60名成员,年龄在14岁到21岁之间,其中很多人把创始人称作“元首”。

一旦进入组织,成员就会被鼓动付诸行动,光说不做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想往上爬。在这些群体里,如果你策划了特别轰动的行动,甚至真的把它做出来,就能获得晋升。”她说。她后来在播客、德国电视台纪录片以及这本书中都讲述过这些经历。她提到,这些行动包括焚烧邮箱、在别人家外墙涂画纳粹标志、纵火焚烧政治对手的住宅,甚至还曾酝酿过火烧难民接待中心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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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对方就给她发来一些视频:画面里是蒙着面的年轻人,待在一间堆满武器的房间里。“他们告诉我,这一切是在为‘X日’做准备,也就是为类似内战的局面做准备。到那时,他们会走上街头,目的是杀死移民。”她说。事实上,这个组织的一条规定明确要求成员配备“刀具、指虎、空包弹手枪、爆竹等等,好让自己变得更激进”。

在聊天群里,别人会对“伊莎贝尔”打招呼:“胜利万岁,女同志!”这些群组里不仅发布各种活动和行动信息,也会分享他们眼中“敌人”的住址。“这个人应该去‘拜访’一下。下周谁有时间?”

就这样,她进入了一个充满暗号和暴力想象的世界。那里有人驾驶车牌号为“AH 204”的汽车,其中“AH”指向阿道夫·希特勒,“204”则对应他的生日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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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她甚至参加了由“青年民族主义者”组织的一场秘密新纳粹训练营,没有人怀疑她的身份。她还进入了“白人约会”之类的交友平台。“我想知道,新纳粹在寻找爱情时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她说。在一年半时间里,她与不同男性见面。“很多人一开口就是:‘你想生四个孩子,对吧?’”对方会明确告诉她,女性的时间应当留给家庭,而且必须服从男人。

每一次赴约,她都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携带隐藏摄像设备,并由一个安保团队在远处跟随。随着时间推移,她逐渐取得了对方的信任,也亲眼看到这些年轻人是如何以“惊人的速度”走向激进化的。“很多人加入这些组织,是因为他们极度孤独。”她说,“他们生活在乡村地区,身边几乎没有什么休闲活动可参与;而即便有,这些活动往往也正是极右翼团体提供的。”

这些年轻人的出背景并不相同。“其实最让我震惊的是,这些年轻人说这些话都是认真的。”热赖说,“人们常常会说,算了,他们还年轻,不会当真。但我非常确信,如果连年轻人都在幻想种族战争这样的事情,而且还准备实施如此残暴的行动,那就必须严肃对待。”

此外,这些群体对德国选择党也没有什么好感。该党在上一次选举中得票位居第二,仅次于保守派。“我问到德国选择党时,他们把它形容成某种‘有用的傻瓜’。”热赖说,“他们看不起这个党,也看不起它的领导人,但会在策略上利用它,一步步把公共言论的边界继续往右推。这样一来,未来就可能出现更极端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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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数月后,危险在2025年5月真正逼近。那一次,她跟随“最后防卫浪潮”的成员越过捷克边境,去购买所谓的“球形炸弹”——一种体积很大、危险性极高、在德国被禁止的烟花爆竹。

后来,对方告诉她,他们想用这些东西袭击一处难民中心。也正是在那时,她决定报警。警方随后展开搜查,并逮捕了8名年轻人,年龄在15岁到22岁之间。他们被控的罪名包括参加恐怖组织、谋杀未遂和严重纵火等。

针对这8人的审判于今年3月开始。上周,热赖出庭作证。“我当时紧张得厉害,整个人都很难受。”她回忆说。

起初,这些人并不知道是谁告发了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调查结束后,她决定公开露面。“我不想给他们留下主动揭穿我的机会。”她说。在她看来,那只是时间问题。“大多数人都很意外。”不过,也有人反应激烈,比如“最后防卫浪潮”的一名成员。“他发誓要报复。”她说,“他通过一封信联系我,说后悔把我带进这个组织。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并发誓要杀了我。他还说,会在外面找人来把这件事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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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她“行动上比以前更小心了一点”,还买了一根棒球棍。“我把它放在床边。希望永远都用不上。但总的来说,我还是尽量不让这件事影响我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