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前，国会曾推出措施打击议员不当行为，让女性更易投诉。但议员和助理们表示，这类行为在国会山两党中仍相当普遍，且往往得不到处理。
吉莉安·麦克劳克林曾为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前联邦众议员埃里克·斯瓦尔韦尔担任司机和助理。她30岁出头进入他的工作圈，后来成为全职雇员，长期陪伴这位有魅力的议员，负责确保他按时投票并协助日程。但工作令她不适：斯瓦尔韦尔曾邀她同去迈阿密，叫她参加与同事的酒局，深夜还发短信谈感受。
两人从未发生身体关系，斯瓦尔韦尔上月辞职时否认多项指控。这段经历让麦克劳克林对华盛顿彻底失望并离开。她认为国会山对年轻女性是有毒工作环境，“这些人无论私人还是工作时间都在利用别人，根本没有制度，也没人在乎。”
原因有几个。国会工作场所不大，但权力关系极不对等，下属担心投诉会断送就业前景。领导层出于政治利益往往与丑闻保持距离，投诉处理机制本身也有缺陷。国会长期由极度自信的男性主导，许多人一连数周远离家庭。来自佐治亚州的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说：“国会里发生的事，和普通美国人要面对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在各选区办公室，情况更特殊，工作人员常一对一面对无所不能的老板，缺乏真正的办公室支持体系。一名曾在国会山担任高级职位的人说，议员与初级助理的权力关系，就像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与某分行经理之间的关系。接触过投诉的人士称，投诉在选区办公室更多，年轻女性提出投诉要冒职业前途的巨大风险。
斯瓦尔韦尔和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前联邦众议员托尼·冈萨雷斯接连辞职，使问题再受关注。冈萨雷斯承认曾与一名工作人员发生关系，后者后来死于自杀。许多女性表示，国会山上真正能提供保护的，只有工作人员之间私下流传的“耳语网络”，大家互相提醒该避开哪些议员。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前联邦众议员杰基·斯皮尔曾推动设立强制培训，她说直到今天女性唯一有效的资源仍是“耳语网络”，说明改革远不够，“这本该给领导层敲响警钟。”
两党领导人表示打击这类行为是优先事项，承认还需做得更多。众议长迈克·约翰逊说共和党领导层正研究收紧规则，他与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本周宣布建立两党合作机制处理指控。但领导人能做的受制度和政治现实限制，他们不是任何议员的直接上司，约束能力有限。驱逐议员需三分之二多数，许多议员不愿推翻选民意志，加上近年两党多数优势微弱，领导层更有动力避免行动。
过去投诉传至众议长办公室时，女性常请求帮忙换工作或调到别的办公室，且坚持不让别人知道原因。一名前领导层工作人员说：“她们只想让事情过去，担心毁掉名声。”领导层也乐于回避细节，交给众议院伦理委员会处理。但委员会调查往往耗时数月甚至数年。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纳说：“他们躲在制度程序后面，但这程序本身就是腐败的。”
伦理委员会最近罕见承认，受害者往往一开始就不愿提出指控，因为委员会由议员掌控，工作人员担心被贴上“麻烦制造者”标签，就业机会受阻。
2018年“我也是”运动后，议员们试图改进投诉流程。国会改革了繁琐程序，取消强制咨询和调解，要求议员办公室建立反此类行为政策。但现行指引仍有缺口。今年众议院培训材料未直接说明如何投诉议员，伦理委员会未被提及，办公室外的行为也未涵盖。助理们收到的提示卡列出从礼貌到侵犯的行为曲线，从“适当”排到“恶劣”。
新墨西哥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特雷莎·莱格尔·费尔南德斯正推动建立类似“911”的举报热线和更快调查程序。伦理委员会只有32名员工，两年预算930万美元，是众议院规模最小、经费最少的委员会之一。在公众压力下，伦理委员会宣布继续审查针对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科里·米尔斯的“严重且复杂”指控。
米尔斯去年因涉嫌殴打一名女性被调查，前女友还指控其以散布报复性色情内容相威胁。特朗普支持米尔斯，米尔斯否认不当行为，约翰逊拒绝在调查完成前采取惩戒措施。梅斯说：“如果你站出来发声，就会遭到报复。”
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查克·爱德华兹也因对女性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接受调查。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科斯塔曾被指与实习生有不当接触，伦理委员会以证据不足结案。过去10年，至少8名众议院议员在调查完成前离职，一旦离职调查即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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