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李福达案：一个民事案如何引爆政治大清洗？（下）|大学士|明嘉靖|李福达案|民事案|郭勋

马录弹劾郭勋，罪名是“交通反贼”，嘉靖帝似乎也认可了这一点，斥责了郭勋，仅此一点，朝中的那些科道言官们马上兴奋了起来。

一个跟“议礼派”关系密切的侯爵，居然“交通逆贼”——这是什么罪？按律连坐。而郭勋是议礼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扳倒他，就是在议礼派的阵营里撕开一个缺口。

于是言官们像闻到血的鲨鱼一样涌了上来。

给事中刘琦、程辂、王科、沈汉、秦祐、郑自璧，御史高世魁、郑一鹏，南京御史姚鸣凤、潘壮、戚雄——十几个人接连上疏弹劾郭勋，“交通逆贼，明受贿赂”。

给事中常泰更进一步：郭勋以“输罪”为名实际替李福达求情，论以“知情”何辞？郭勋指使大仁等“事急亡命”，论以“故纵”何辞？

面对言官们的汹汹之势，嘉靖帝反而起了疑心，你们这些人，是冲着朕来的吧？

此时郭勋也开始了自救，他向嘉靖说了一句改变整个案件走向的话：“臣以议礼触众怒。”

我是因为支持皇帝您搞大礼议，才被这些言官仇恨的。他们不是在追究李福达，他们是在借题发挥搞我。搞我就是搞议礼派，搞议礼派就是挑战您的权威。

郭勋的话引起了嘉靖帝的警觉，但真正让他“深入其言”的，是张璁和桂萼。

张璁和桂萼是大礼议中皇帝最核心的支持者，此时已是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郭勋找到了他们求援，张璁、桂萼“素恶廷臣攻己”——他们本来就恨那些言官，现在有了一个借力打力的机会。

他们对皇帝说了一番话：

“诸臣内外交结，借端陷勋，将渐及诸议礼者。”

——这些官员内外勾结，借李福达案的由头陷害郭勋，下一步就要对付我们这些支持您搞大礼议的人了。

“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也。”这句话是整个案件的转折点，这个案子已经不是查明一个白莲教反贼简单的案子了，它已经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嘉靖帝决定要翻案了——不是因为他相信张寅不是李福达，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案子被用来打击自己的政治盟友。

但外面的言官们不知道皇帝已经转向了，他们还在继续弹劾郭勋，以为胜利在望，他们越起劲攻击，嘉靖则越怀疑他们的动机。

嘉靖六年（1527）正月，李福达（张寅）提解到京，嘉靖帝下令三法司会审。

三法司是指刑部，主管刑狱，尚书是颜颐寿；都察院，主管监察，左都御史是聂贤；大理寺，主管审判复核，大理寺卿是汤沐，会审由这三位大员共同主持。

颜颐寿，字无耆，湖广江夏人，弘治年间进士，作为刑部尚书，他是专业的司法官员，按程序办事是他的本分；另一方面，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卷入了政治漩涡——马录弹劾郭勋，分明是想借题发挥整人。

更让颜颐寿头疼的是，皇帝对此案的态度很微妙，明显偏袒郭勋，但又不明说，只是不断催促尽快结案。

在这种情况下，颜颐寿的选择是尽量按程序走，把证据的矛盾摆出来，让大家一起判断，于是就有了六审李福达。

第一次会审，三法司官员审阅了山西送来的卷宗，张寅的面貌与李福达相似，有证人指认，入籍时间可疑……维持原判，似乎没什么问题，于是维持原判，张寅即李福达，以谋反罪论处。

但皇帝对这个结论不满，发回重审。

第二次会审时，杜文住翻供了，在山西时，杜文住指认张寅就是姐夫李福达，但他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有个姐夫叫李福达，但说那个人是个矮个子、脸上有麻巴，跟眼前这个张寅不是同一个人。问他为什么翻供，他说在山西时是马录威逼他作伪证的。

这让案件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境地。

于是开始第三次会审，这次会审官员注意到一个关键问题：年龄矛盾。根据崞县黄册的记载，李福达成化十八年（1482年）时年方七岁，以此推算，弘治二年（1489年）王良谋反发生时，李福达年仅十四岁；此时是嘉靖六年（1527年），李福达应当年约五十二岁。而张寅自报年龄，已六十七岁，须发俱白。

十五年的差距，在同一个人身上如何弥补的？那眼前这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怎么可能是五十二岁的李福达呢？但是也有可能，是李福达作假身份时故意报大年龄，他又善使医术，让自己的容颜变老？

这终究不是一个肯定或否定的过硬证据。

第四次会审时，颜颐寿等人发现供词中确有矛盾，但仍然认为“福达反状甚明”，他上了一道悲壮的奏疏：

“况彼以神奸妖术蛊惑人心，臣等若不能执，一或纵舍，异时复有洛川之祸。臣虽伏斧质，何抵欺罔之罪！”

——如果我们放了他，将来再出一个洛川之乱怎么办？就算我被砍头，也比放虎归山的罪过轻。

嘉靖大怒，说颜颐寿“朋奸肆诬”。

第五次会审，皇帝扬言要亲自审问。大学士杨一清赶紧劝阻："庶狱无足烦圣虑者。"皇帝不该亲自审案子。

这时候刑部主事唐枢站出来了，他上了一道《开释六疑》疏，逐一反驳皇帝的六个疑虑，逻辑缜密，论据充分。最后他说：

“望陛下六疑尽释，明正福达之罪，庶群奸屏迹，宗社幸甚。”

嘉靖怒，唐枢当场被免职。唐枢算是因李福达案第一个倒台的大臣。

会审官员进一步审查证据链，发现了更多问题：张子名已经去世，他的弟弟张子义“支吾掩饰”——关键证人死无对证，活着的证人也靠不住；陕西来的证人都是二十多年前见过李福达，他们的辨认，是否真的可靠？

诸多证据，只能证明“张寅的身份可疑”，不能直接证明“张寅就是李福达”。

第六次会审，拖拖拉拉，还是没有拿出一个让各方满意的结论。

颜颐寿夹在皇帝和同僚之间，左右为难。

嘉靖帝，越来越不耐烦了。

嘉靖六年夏四月，皇帝下令逮捕马录入京，下镇抚司狱，同时拘捕原勘各官李璋、李珏、章纶、马豸。

然后，皇帝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命桂萼摄刑部事，张璁摄都察院，方献夫摄大理寺。议礼派的三个核心人物，一夜之间接管了三法司。

这是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皇帝要的，就是要彻底翻案。

桂萼等人开始“杂治”——说白了就是酷刑逼供。

马录被严刑拷打。《明史》记载：“录不胜刑，自诬故入人罪。”——马录扛不住酷刑，承认自己是“故意入人死罪”。

刑部尚书颜颐寿的遭遇更为屈辱，《万历野获编》记载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

颜不胜楚毒，叩头抢地曰：“爷饶我！”

一个堂堂正二品刑部尚书，被侍郎级别的桂萼用酷刑折磨，最后磕头撞地喊“爷爷饶我”。

桂萼等人还搜查了马录的行李箱。在箱子里发现了大学士贾咏、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御史张英以及大理寺丞汪渊写给马录的私信。

这些信被认为是马录“内外交结”的证据——这些高官在背后支持马录办案，就是结党营私。

大学士贾咏“引罪致仕”，灰溜溜辞职走了；张仲贤等人全部下狱。

然后桂萼等人继续扩大打击面：

“给事中琦、泰，郎中仕，声势相倚，挟私弹事，佐录杀人。给事中科、一鹏、祐、汉、辂，评事鸾，御史鸣凤、壮、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恶。请大奋乾断，彰国法。”

之前弹劾过郭勋的言官，全部下狱。

甚至连私下议论了几句的人都不放过——太仆卿汪玄锡和光禄少卿余才有一天闲聊，说了一句“福达狱已得情，何更多事乃尔”——案子不是已经查清了吗，干嘛还折腾？被密探报告给张璁，皇帝立刻下令逮捕这两个人。

一时间“朝堂几空”，朝堂上没几个大臣了。

张寅也借此翻供，说自己之前在山西的供述是马录逼迫之下不得已作出的。

桂萼等人最终的结论是：张寅不是李福达；薛良诬告；马录等人“故入人罪”，借案件陷害郭勋。

具体判决：

薛良：诬告论死。

马录：故入人死罪未决，按律应徒刑，但嘉靖帝觉得太轻，要按“奸党律”判斩。桂萼等人劝阻——张寅没有死，如果杀了马录，天下人会不服。最终改为“永戍烟瘴地，遇赦不宥”——发配到广西南丹卫，永远不赦。

颜颐寿、聂贤、汤沐等三法司长官：去职闲住。

刘琦、程启充等言官：戍边。

王科、郑一鹏等人：为民。

李珏：戍极边，遇赦不宥。

而桂萼等人则获得了极大了政治报酬：“以萼等平反有功劳谕之文华殿，赐二品服俸、金带银币，给三代诰命。”

然后，张璁主持编纂了《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告诉全天下人，这个案子已经彻底审清了，张寅就是张寅，李福达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故事讲到这里，您可能会问，张寅到底是不是李福达？

这确实是个问题，这个案子从地方审到中央，不下十几次的会审，其间证人反复、权力介入，政治意义已大于法律意义——马录等人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是想借此拉郭勋下马，打击礼仪派政治势力；桂萼等人认定张寅不是李福达，其根本目的是要清洗科道言官群体。如此一来，这个案子审到最后，还是糊涂案。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虽然两派都出于政治目的而审案，但他们还是遵循了基本的法律底线，尽力找出支持自己论断的证据——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也都动用了大刑以逼供，这在那个年代，也是难免的。

咱们梳理一下证据——

认为张寅就是李福达的证据：

首先有多人指认，陕西鄜州、洛川来的老人们“俱以为真福达也”，这些老人们都亲眼见过李福达，虽然事过二十多年，但也不可能都认错，况且这十几个老人，也不可能统统被收买。

其次是户籍问题，张寅一家出现在嘉靖元年的五台县黄册“新收”项下，说明他是新近入籍的，不是世居此地的老户，那他到底是从哪里迁到五台县的，并未查明，张寅曾供述自己是李福达，洛川兵败后是如何一路洗白身份的，虽然后来在京城会审时张寅又翻了此供，但那很有可能是张寅已观察到了审案的风向变了。

第三是关于张寅三个儿子的名字，李福达三个儿子分别叫李大仁、李大义、李大礼，张寅的三个儿子也恰恰叫张大仁、张大义、张大礼，如果说这是巧合，那是不是太巧了？

第四是在四十年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四川爆发白莲教蔡伯贯起义，蔡被擒后，自称“学妖术于山西李同”，官府缉捕李同，李同供称“为李午之孙，大礼之子，世习白莲教”，李午即李福达，大礼就是李福达的三子李大礼。隆庆二年（1568年），嘉靖帝已经死了，穆宗在位。都御史庞尚鹏上疏，以四川蔡伯贯案中李同的口供为据，主张当年的李福达案结论张寅就是李福达不对，是冤案，要求为马录等人平反。穆宗批准，马录等人追复故官，给予恤典。但这次平反也有其政治背景，穆宗即位后，主导朝政的徐阶正在系统性地“革除先朝秕政”，纠正嘉靖年间的种种“冤案”是政治姿态的一部分，而且这次“平反”并没有经过重新审理案件，涉案官员是通过新皇帝登基的恩诏恢复名誉的，不是通过司法程序推翻原判的，所以说，这也是一次政治操弄，没有法律意义。更重要的是，根据李同的供词，并不能将张寅和李福达联系起来，李同供述的是自己是李福达的孙子，李大礼的儿子，并没有一言一语涉及到“张寅”。所以，李同的供词对于李福达案，并没有任何意义。

认为张寅不是李福达的证据：

首先是年龄矛盾，前面说了，按户籍计算，李福达是52岁，而张寅自称67岁，且也确实像六七十岁老人的样子，须发皆白。

其次是物理证据缺失，薛良说李福达手指有龙虎形、左肋有朱砂痣，检验结果是张寅并没有。

三是张寅十余年无犯罪行为，张寅在徐沟、太原住了十几年，没有任何传教惑众的证据。一个“职业教主”能忍住十几年不传教？

当然，以上“是”或“不是”的证据，每一条也都有合理的解释予以推翻，像什么龙虎形、朱砂痣，如果张寅真是李福达，他完全有能力改变这些体貌特征；对于他十余年不犯罪行为，他就是忍住了，也不是不可能；十五个老人的指认，他们就是被收买了；关于张寅入籍五台县之前到底是哪里来的，也许他就是一个真正的普通的流民，冒名入籍；三个儿子同名，就是巧合……

没有一条过硬的证据给出“是”或“不是”的结论，所以说以当时的审勘资料为基础，分析当时官府展示的法律事实，根本无法定性。

如果从个人角度讲，奥卡姆是倾向认为张寅就是李福达，十五个老人的指控相对过硬，在中央会审时，并没有让这些老人到京再次指认，就说明了这一点，毕竟，要想同时收买十五个人，也不太容易。另外，张寅与李福达儿子的重名，也提示着张寅就是李福达，毕竟三个儿子完全重名也太巧合了。

当然，这也仅是推测而已。

但这个案子最深刻的地方，恰恰不在于“张寅是不是李福达”这个事实问题，即便张寅真的是李福达，这个案子的处理方式仍然是一场司法灾难，因为政治与权力介入到案件之中，不管给出的结论是什么，它都是政治的结论，而非法律的结论——这件事，本质上是从大礼议演变成了一场大案，真相是什么，反而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