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把日历翻到一八八五年九月初。

七十三岁的左季高老先生,在福建侯官闭上了眼睛,就此与世长辞。

紫禁城那边的抚恤圣旨立马就发出来了。

头一个,给他加封了太傅的头衔,接着赐下“文襄”作为谥号,另外大清皇帝还专门批了三千两现银当做治丧专款。

圣旨一宣读完,回过头,底下人就得走个过场,把这位大清中流砥柱留下的家底儿查验一遍。

等账本查完,在场那些查账的官员当场愣住,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清单上就写着两样东西:九套院子和地皮,外加两万五千两现银。

你乍一听这金额,是不是觉得还挺多?

平常看老片子,动不动就赏银万两。

可咱们得把这里头的细账好好盘一盘。

从一八六零年他坐上浙江的巡抚交椅开始,往后又接任闽浙两省总督,再往后去大西北管辖陕甘。

这头品顶戴花翎,老左足足戴了二十三个年头。

清末当官的发薪水确实少得可怜,可偏偏人家有朝廷特批的养廉费用。

京城里当差的拿得少,镇守边关的补贴高,他在大西北当差那会儿,光这项名目一年最多能领两万两。

要是算上每年那一百八十两死工资,二十三年滚下来,人家光是光明正大装进口袋里的钱,兜底怎么着也有好几十万两。

除了这些,还得算上当官的那些拿不上台面的进项,比如夏天送的避暑钱、冬天孝敬的买炭钱。

老话常讲当三年的地方官就能捞个十万两现洋,就算是个做事算规矩的封疆大员,混一辈子攒下百八十万两,那都是板上钉钉的平常事。

再瞅瞅他名下那九套房,里头全是虚高。

把那份单子抖搂开细看。

星城司马桥那个宅子,是他年轻那会儿,老相识骆秉章跟胡林翼一起凑钱买下来塞给他的,那阵子顶多能卖五百两,翻修倒是搭进去了两千多两。

接着是星城城隍庙附近的一片空地。

还有一处,是他家公子从隔壁老戴手里盘下来的院落。

再往下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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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湖、板桥还有刘庄,这仨地界儿各有一片种菜的院子。

刘庄那个破屋,甚至是他没当官做老百姓的时候亲手盖的。

清单垫底的,居然是两块坟地。

一块在湘阴县的板石坳,专门给他老伴儿周氏准备的;另一块在天鹅池,大儿子孝威拿钱买的阴宅。

瞧出端倪没?

除了点乡野旧屋和死人睡的地方,啥阔气的大宅门都找不着。

二十三个年头。

顶戴花翎的一把手。

两万五千两碎银。

银子都飞到哪儿去了?

想弄清楚这笔糊涂账,咱得瞅瞅老左活着的时候,面对成箱的金银财宝是个啥态度。

这老爷子一辈子坐在大帐里,跟前摆着两本要命的账册,等他去盘算。

头一账:打仗的钱该怎么造。

一八七五年,六十三岁的老左拉着一口薄棺出了嘉峪关,打算把阿古柏占去的那片西域土地抢回来。

这仗难打到了极点,漫天黄沙,运粮草比登天还难,可最要命的还是缺银子

紫禁城那头早被掏空了,抠抠搜搜只凑出来两百万两开拔费。

去西域拼命,拿这点钱出去,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这烂摊子怎么收拾?

要是让别人挑这担子,八成要向京城里哭穷,能拖一天是一天,保不齐借着这个由头搜刮民脂民膏,自己吃个肚圆。

在清末带兵的头头们,扣底下人的伙食费、虚报兵丁人数,根本算不上新鲜事。

老左二话没说。

京城不掏腰包,他扭头去找做大买卖的胡光墉求援,一开口就融了一千多万两。

更离谱的是,他还把自家压箱底的钱翻出来,全砸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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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舍得下狠手,收拾手底下的兵更是毫不留情。

他在大西北转悠的时候,揪出了个叫周东兴的家伙,这家伙偷吃兵丁口粮。

这人来头不小,身上挂着头品顶戴的都统大印。

要是按着官场那套老规矩,碰上这种通天的大佬,顶天了关起门来骂一顿,要么让他把吞进去的赃款吐出来就算完事,大伙儿终究是在同一个灶台上盛饭。

老左咬了咬牙,拍板定案:呈报京城当场要了他的命。

不光要砍脑袋,还得在大庭广众之下砍,叫上几千号人瞪大眼睛看着。

这就是摆明了震慑那些有歪心思的贼。

这脑袋一落地,大西北那些当差的心里跟明镜似的:咱们这位大帅的算盘上,根本找不着“讲交情”这三个字。

哪只手敢伸向打仗的钱,哪只手的主人就得掉脑袋。

再一账:自个儿的家底咋个花法。

清朝晚期设立那套高薪养廉的规矩,起初是想用大把银子喂饱大员,省得他们乱伸手。

可谁知道这套玩法早烂透了,十个当官的有九个拿这笔钱当合理合法的私房钱揣起来,一转头照样干着中饱私囊的勾当。

就拿跟他齐名的大红人李鸿章来说,咽气那会儿留下的家底足足上千万两。

人家在黄浦江边置办了好几栋小洋楼,在海河边上圈了大宅子,靠着手里管的电报局和招商局等买卖,挣得那是富甲一方。

底下那些办事的人手脚不干净,李中堂多半也是装聋作哑混过去。

曾大帅那边啥情况?

看着两袖清风,家法也挺狠,可偏偏亲弟弟曾老九在金陵城外头大捞特捞,他这个当大哥的顺带着也得了不少好处。

那个搞洋务的张香帅,造厂子砸钱眼都不眨,自己吃喝拉撒的排场大得很,随便一抖搂,库房里的存货也比老左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那群官老爷都在为了子孙后代的荣华富贵拨算盘。

咱们这位老左在盘算啥?

他脑子里全是大清朝能不能扛过这口气的生死账簿。

一八六九年三湘大地遭了水灾,他二话不说掏了一万两出来;大西北连年干旱滴雨不下,他又砸了一万两进去。

这辈子白纸黑字写进档案的赈灾款,少说也有六十好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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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修桥补路搞工程,跑到西域种大树开荒地,去湘江边挖河道防洪水,足足搭进去了两万两。

教书育人这块儿呢?

跑到福建盖造船厂、弄新式学堂,掏腰包供贫寒子弟认字,现洋就跟开了闸的水似的往外淌。

这流水般的银钱打哪冒出来的?

全是他从自个儿那点官方补贴里,一两一两死抠出来的血汗钱。

这老爷子对自己那叫一个舍不得。

家里立了铁律,黑天吃饭那顿绝对不准见荤腥;发给当家主母的开销费,每月死死钉在二百两,多一钱都没有。

他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挂了一副亲笔写的条幅,上头写着少去交际应酬,多回家种种地读读书。

天天盯着那几个字,敲打自个儿。

在那浑水摸鱼的年月里,他就像个不知变通的怪人,更像个天天受罪的修行者。

他为啥能狠成这样?

这得从他年轻那会儿吃过的苦头里找根源。

他一八一二年降生,老爹在乡下教书混口饭吃。

打小家底儿就不行,二十岁那年拿了个举人头衔,本以为往后能穿上官服飞黄腾达,可谁知道接连三回上京城考大考,全名落孙山了。

最惨的那一阵,只能卷铺盖回老家当教书匠、扛锄头种菜,甚至去给周家姑娘当上门女婿,穷得叮当响。

他可是从最脏的泥巴地里一路爬出来的硬汉。

清朝末年这大环境怎么一步步烂穿底的,他看得比谁都真切,更清楚底下那帮穷苦人想留条命喘气有多费劲。

这下子,等长毛军四处起事那会儿,他借着给骆中丞出点子当师爷,一点点混出名堂当了大官,那会儿他脑子里对金银财宝的看法,早就翻篇了。

在这位老将看来,白银绝不是拿来圈地皮、买宅子的玩意儿,那是拿来堵窟窿救命的家伙什。

去西域拼命抢地盘,除了替朝廷保住版图,另外一层意思是想让塞外的苦命人过两天消停日子。

西域正式设了布政使之后,他让带刀的兵丁拿起锄头开荒,既没要紫禁城多掏军费,又把那片荒地的庄稼给种活了。

搞那些带洋字号的买卖、造大铁船,就是想让这艘到处漏水的大清破船别沉得那么快。

这老爷子骨子里就认一句话,哪怕自己没一寸私产,也得操心天底下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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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咬牙,把能动用的家当,全投进了那会儿瞧着最要命,但对子孙后代最有好处的国事当中。

聊起他自个儿咽气后的安排,老人家心里那本账可是明镜一般。

撒手人寰留下的那点子现洋,活着的时候就交代得死死的:抽五千两出来打理后事买棺木,结余的两万两现款,让四个男丁均摊,一人领五千两走人。

这笔钱算计得那叫一个绝。

五千两白银,回乡下盘下几块瘦地,安安稳稳吃口饱饭绝对没问题。

可要是想去秦楼楚馆挥霍当败家子,想都别想。

他敲打那几个小辈,永远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字:好好种地读书。

早些年替他四处化缘弄军费的胡大掌柜,后来在买卖场上栽了跟头赔个精光,一堆人上去踩。

老左绝对干不出落井下石的脏事,可偏偏他也没拿手里的顶戴花翎去拉老朋友一把。

他这辈子腰杆子挺得直,走的时候也是清清白白。

咱们再端详端详这位大帅咽气后留下的那张家底单子。

九处破屋烂院,一大半在荒郊野外;两万五千两碎银,恰好让后人回家挥锄头养活自己。

这么个算法,真就折本了吗?

李中堂攒下的那座金山银山,全被子孙败了个底儿掉,反倒惹得后世人指着脊梁骨骂。

再瞅这位左大人散出去的真金白银,全化作了当今咱们神州大地上六分之一的疆域。

一八八一年,他把阿古柏占去的那片大西北连根拔起全部收回;一八八四年,那片土地挂牌立了行省。

当年他在黄沙里栽下的那些绿柳,到今天照样绿树成荫。

那块地界上的老百姓到今天都没忘他的恩德,正史册子里也把他立的汗马功劳写得清清楚楚。

在这位老帅刀光剑影里拍板的每一次拨银子,全是在用刀割自己肉的狠劲儿,去填补大清朝漏得千疮百孔的破网。

在那个人人贪赃枉法、个个都在拼命给子孙留退路的浑浊年月里,老左硬是给世人指了条明路:

哪怕你不去蹚那浑水,一文脏钱都不拿,全靠着一刀一枪干实事和清清白白的良心,照样能在这千秋史册上留下不朽的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