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文内意外—— 怎样面对“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古典诗词|文学史|朱熹|杜甫|杜诗|洪涛(制片人)

2024年，张隆溪教授出版World Literature as Discovery: Expanding the World Literary Canon (Routledge, 2024)。

此书是论文集，有中译本，名为《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扩展世界文学的经典》，其内容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一书相关。

《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扩展世界文学的经典》

张教授谈及将中国文学作品选入世界文学领域的准则，他说：

如果文学作品数量太多使世界文学的观念不能实际应用，那么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而符合逻辑的办法，就是减少作品的巨大数量，设定文学作品进入世界文学领域的某种最低的门槛或标准。

有了这样的门槛或标准，有些作品就可以成功地变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另一些作品则不能。必须要有所区分，而如何区分，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张隆溪《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扩展世界文学的经典》，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版，页38。)

张教授主张，文学批评必须有“标准”，然后，学者按“标准”定高低，然后筛选出作品（选入“世界文学”之中）。张教授明确指出，“如何区分”是方法论问题。

这话题涉及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如何判定文学作品的价值，也涉及作品的阐释。

不过，“对标准作出合理规定”和“重要的方法论问题”这两方面，张教授都没有细谈。实际上，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之中，张教授已经为各朝代的代表作做了挑选（作品）。

大概张教授所选篇章颇有资格“变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另一些作品则不能”？但张教授没有明文公开谈论他挑选篇章的标准。

张教授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的序言中表明：“我在文学史的叙述中收录了许多典范作品……使读者可以对所讨论的文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World Literature as Discovery：Expanding the World Literary Canon》 (Routledge, 2024)

所谓“典范作品”，应该就是比较优秀或伟大的作品，有望列入“世界文学”之中。

文学史书写，和世界文学作品的挑选，原为两件事，但张隆溪教授将以上两件事配合起来做。张教授说：

……英语毫无疑问就是在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用英语来介绍中国文学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就是使中国文学能够超出自身语言文化的范围，成为世界文学一部分的最佳途径。用英文来翻译介绍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就可以在中国之外的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使更多读者能够认识和欣赏中国文学。这就是我用英语来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初衷。（《中国文学史》的译本序文）。

因此，张教授的《中国文学史》略有“以作品为中心”意味，尤其是这本书的前部(明代之前，附有不少韵文作品的例子)。

哪些作品是张教授心中的“典范作品”? “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有什么特点？

张教授说:“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总是比其文本语言字面表现得更多”，那么，张教授认为，应该怎样阐释这些伟大的作品？是不是“以文本字面意义为基础”进行阐释？“文本本意”和“言外之意”，是不是单从作品的字面就能索得？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本文尝试探讨上面提出的问题。

张教授论canonicity、讽寓和过度阐释

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一书张教授谈到《诗经》，他说：

The Mao-Zheng commentary tradition, later consolidated and expanded by other Confucian commentators, notably Kong Yingda (574–648) of the Tang dynasty, largely determined the way the Book of Poetry was read and understood by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in China. In an unquestionablyallegorical mode of interpretation, Confucian commentators preserved these ancient songs and odes by investing them withcanonicityand legitimacy while turning them into vehicles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moral values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2023:19)

上引文的意思是：

毛郑的评注传统后来为其他注家所巩固并扩展，尤其是唐代孔颖达（574—648）的注疏，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文学史决定了历代学者阅读理解《诗经》的方式。

通过这种毋庸置疑的讽寓式的诠释，注疏家们将这些古老的歌谣保留下来，在赋予它们经典性与合法性的同时，亦使它们成为了儒家传统中道德价值的传播载体（由黄湄中译，见中译本页29-30）。

按张教授的意思，《诗经》的篇章是由儒生赋予“经典性/canonicity”而成为儒家经典的，而儒生的手段就是“讽寓解释”。

在汉朝，《诗经》获朝廷定为“五经”之一（朝廷设立五经博士，专门负责传授儒家核心经典），由此衍生出《诗经》学上的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

长孙无忌《五经正义表》(唐代永徽四年)

但是，汉唐儒生解读《诗经》的结果，未获张教授的首肯。为什么？

事情得从“讽寓解释”说起。张教授参考了西方神学诠释学(theological hermeneutics) 的经验，对“讽寓解释”持批判态度。

张教授列举了荷马史诗、《雅歌》解释史上的实例，指出“讽寓解释”的来历以及其危害。《诗经》则是东方文学作品被施以“讽寓解释”的实例（张隆溪《略论“讽寓”和“比兴”》一文，载《理论研究》2021年1期，页1-14）。

关于荷马史诗的解释，张教授指出：“……维护经典的人就作出讽寓解释，说经典文本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在字面意义之外别有寄托、另含深意，由此来提供符合要求于经典的典范和价值。

关于《雅歌》的阐释，张教授指出，正如荷马的权威受到质疑和挑战时，讽寓解释可以为之作出辩护; 同样，当《雅歌》的权威受到质疑和挑战时，讽寓解释也可以为之辩护。(《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1期，页4)。

《毛诗正义》

张教授又从《毛诗正义》里举出例子，探讨儒者经生解经时使用的美刺讽谏如何在字面意义之外给经文加上与本意全然不同但能够符合儒家观念的一层“言外之意”。(《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1期，页6)。

张教授自云：

我讨论讽寓解释的目的，并不在把这种阐释方法作为“可供跨文化的文学交流使用的概念和术语”，普遍适用于东西方文学。恰恰相反，我非常反对这种为了某种宗教、伦理、政治之目的而歪曲、误读、误解作品文意的阐释，所以我在《讽寓解释》书中特别强调文本本意的重要，认为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文字面意义为基础。（《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1期)。

他这段话中提到《讽寓解释》一书，原为英语著作: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此书的内容，源自张教授的博士论文。

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2005)

张教授认为，朱子排除了“过度的阐释”

张隆溪教授认为宋代的朱熹是比较注重《诗经》文本原意的阐释者。

张隆溪教授说：

……在中国传统中，批判汉唐注疏中这种过度的讹诬解释，在宋代就已经形成气候。欧阳修著《诗本义》发其端，朱熹著《诗集传》集其大成，当中还有郑樵《诗辨妄》等诸作。朱熹《诗集传》序明确肯定“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既然认定国风里的诗篇大多来自民间，表现的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他对诗的理解就比较注重《诗经》文本的原意，而排除汉唐注疏里过度的阐释。（张文刊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1期)

可见，排除“过度的阐释”，相当于唾弃“讽寓解释”(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在各类“过度的阐释”之中，“讽寓解释”是一种“过度”情况。

朱熹《诗集传》

张教授认为，朱子明确肯定风诗是男女之间的咏歌，注重《诗经》民歌本源和本质，去掉汉唐注疏的政治解释，即过度的阐释。(张隆溪《什么是世界文学》2021年版页217)。

实际上，朱子《诗集传》局部排除了风诗的“政治化”（多为关涉周代庙堂故事的解释），却又以理学解《诗》，以道学为核心规范，所以他的释《诗》言论，也难免有另一类“过度的阐释”。

何以见得？

朱子以天理、人欲、纲常、伦理为核心框架诠释《诗经》，对婚恋、情爱诗篇，常以“淫诗”“正理”“修身守礼”裁断，用理学伦理标尺强行规范文学文本的意蕴；又以形而上的“天理”贯通全篇，牵强附会地为诗篇赋予心性修养、伦理教化的内涵，很多地方脱离文本本意，属于义理层面的过度阐释。

例如朱子解读《鄘风・蝃蝀》，斥责诗中女子只知恋爱私情，而不知天理，朱子说：“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贞信之节，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虽不能无欲，然当有以制之。无以制之，而惟欲之从，则人道废而人于禽兽矣。以道制欲，则能顺命。’”([南宋] 朱熹集撰, 赵长征点校《诗集传》，中华书局2017年版，页50)。

简言之，朱子说《诗》，羼入宋代的程朱理学。

种村和史《诗经解释学の继承と变容》，研文出版2017年版。

汉儒释《诗》是政治化的过度阐释，而朱子释《诗》是理学道德化的过度阐释。朱子只是换了一套阐释枷锁，并非完全回归文本的本义。

张教授似乎过度注重朱子《诗经》学中减少了古文学派经师的“政治解释”，却没有很留意朱子借《诗经》大讲他的心中的那套道学。

我们知道朱子《诗集传》宣讲的“天理”是宋代理学的重要内容，和先秦诗歌无甚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却也不能一口咬定：先秦诗人写出来的若干诗篇不是用作喻体。

笔者认为，先秦诗人设喻以讽刺时事（例如先秦诸侯国内的丑事），是大有可能的。

“全部风诗，皆非喻体”只是今人的假设。

张教授谈“言外之意”的存在

张隆溪教授一方面主张阐释以“字面意义”“文本的原意”为基础，另一方面又说真正伟大的作品有“言外之意”(张隆溪《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 扩展世界文学的经典》，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版，页54)。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

一般而言，作品的“言外之意”是超出字面的，但仍可透过语境和修辞推得。

张教授说：“……文学作品都不是停留在文本表面的意义上，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总可以通过解释呈现超出字面之比喻或象征的意义……”(张隆溪《略论“讽寓”和“比兴”》一文，见《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页9)。

“文本表面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字面意义”。

“……文学作品都不是停留在文本表面的意义上”这句话，可能说过了头，尤其“都不是”三字更令人不解。这里，我们举几个实例。试看李白的《静夜思》：

《李白全集编年笺注》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最后一句把李白乡愁写得极为显豁，此诗似无其他意旨。

因此，以这首《静夜思》的阐释（李白月夜思乡）而言，阐释者“停留在文本表面的意义上”已经足够。《静夜思》纯写思乡，此说有何不妥？

张教授所说的“总可以通过解释呈现超出字面之比喻或象征的意义”，若以《静夜思》为例，具体可以怎样操作？解读出“超出字面”的意义，阐释者可以怎样做？

《静夜思》没有负载“言外之意”，不见得对它的文学地位有实质的影响。何必强求文本以外的意蕴？再看杜甫《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杜甫这首诗也是直抒胸臆。阐释者不谈其“言外之意”，是很正常的（当然，不是每首唐诗都有像“春日忆李白”这样语义浅白的诗题。

晚唐李商隐名下，有不少无题诗，无题诗并无诗题指引阐释的方向）。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

李商隐有一首《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一般教科书式解释是：诗人在巴山被大雨困住，收到北方（多半说是妻子）来信，问何时回家，诗人自知未有归期，实是受制于客观困境，一言难尽。

“巴山夜雨涨秋池”写眼前雨景，烘托羁旅愁苦与思家之情。三、四句是对“将来”的想象：期待团聚之时，在西窗下剪烛长谈，回忆今夜的孤寂与相思。

有些阐释者解读义山诗，偏爱从义山的仕途方面来探索句义，例如，诗句字面是在回信说“归期未有期”，而言外义则被说成是：在命运意义上，“归期”（复为京官？）已经变得不可能或极渺茫，连“共剪西窗烛”也只剩想象。

《李商隐文编年校注》

从这方向推想，则“巴山夜雨”字面是写空间和天气，而言外义似是巴山夜雨写“湿冷、幽黑、远离京城”——象征他仕途困顿、身世漂泊。

然而，此诗题目一作《夜雨寄内》。“内”指内人，即妻子，所以此诗若是寄给妻子的诗，则诗中细节都是寻常的家事。

或谓，“涨秋池”似乎不只是写水高，而是暗示主人公愁思涨满，但是按照“涨秋池”的字面意义来理解，这三字也完全配合前面的“夜雨”。从字面解也可以解释得通，“涨秋池”是雨后的实情，不涉及“仕途不顺（言外之意）”。

总之，《夜雨寄北》历来有“寄北”与“寄内”两题。前者偏向把“君”理解为身在北方的亲友，后者则将“君”视为诗人之妻（内人）。

版本证据与行迹考证使不少学者倾向“寄北”＝寄友说，但诗中“共剪西窗烛”等细腻情调又使“寄内”＝寄妻说长期不绝于书，两种解读遂并存于接受史之中，但所谈都不外乎私人情怀的抒发。

《唐诗汇评》

明人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说：“李梦阳曰：唐诗如贵介公子，风流闲雅，观此信然。唐汝询曰：题曰寄北，此必私昵之人。就景生意，为后人话旧长谈。以今夜雨中愁思，冀为他日相逢话头，意调俱新。第三句应转首句，次句生下落句，有情思。盖归未有期，复为夜雨所苦，则此夕之寂寞，唯自知之耳。得与共话此苦于剪烛之下，始一腔幽衷，或可相慰也。何当、却话四字妙，犁犁〔历历〕云树之思可想。”（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页3657）。

清人沈厚塽《李义山诗集辑评》说：“何焯曰：水精如意玉连环，荆公屡仿此。纪昀曰：探过一步作结，不言当下云何，而当下意境可想。又曰：作不尽语每不免有做作态，此诗含蓄不露，却不似一气说完，故为高唱。”（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页3657）。

《夜雨寄北》此诗也许不属于张隆溪教授心中的“真正伟大的作品”，也不见得有超出字面的深意，但是，即便它只是写夫妻间的感情联系，它也获得明、清评者的激赏，又获选入《唐诗三百首》之中（《唐诗三百首新译》，香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页344），成为唐诗经典之一。

因此，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张教授会说“文学作品都不是停留在文本表面的意义上”。《夜雨寄北》的释义就算是停留在“文本表面”，也无损于其“唐诗经典”之名。

《唐诗三百首》

用什么方法来获取“言外之意”？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思疑有些作品的意义“不停留在文本表面的意义上”，那么，我们怎样读得到那“言外之意”“在彼之意”呢？张隆溪教授本人是用什么方法来获取、领悟“言外之意”的？

我们有这类问题，因为张教授自己说：文本的意义不停留在“文本表面”。既然如此，又怎能以“原文字面意义为基础”来进行阐释呢？张教授说：“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文字面意义为基础。”

“言外”就是“言辞之外”、“文字之外”，所以，如果阐释者一味守着字面义，又怎能得到文本的言外之意？

“守字面义”和“得言外意”，两者泾渭分明：一个是“就文解文”，另一个是“超文会意”，两者不处于同一诠释层次。

“字面内／字面外”是矛盾性二元划分，严格而言，它们落入排中律（Law of Excluded Middle）的规制当中。

《本事诗・高逸第三》“当时号为诗史”

“以字面意义为基础”，怎能阐释“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

阐释作品时“以字面意义为基础”，就能应对各类型的文本？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探讨：什么情况下阐释者要以文本的字面义为基础（“守字面义”），什么情况阐释者须重视“言外意”？

区分两者的关键，会不会是这样的：“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其蕴含义能超越“字面表现”，因此，要重视其“言外之意”？

至于平易显浅的作品（够不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只有“字面意义”，因其含义不超越“字面表现”，所以，解释者以字面义为基础。

以上，是我们自己做的推演。

Umberto Eco, 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 (1991)

即便如此，阐释者还是得面对一个难题：对待“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时，阐释者如果仍守着“字面意义”，那显然是行不通的：守字面，难以释出作品的言外之意。

阐释者应该怎样做才能看到“比其文本语言字面表现的更多”？张教授没有特别讨论这个难题。

简单说，“言外之意”就是言辞之外的意义，不受限于字面义。既然承认“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存在，就是“在字面之外”，那么，文本含“言外之意”，阐释者怎么还能守着“以原文字面意义为基础”？若说关键在“为基础”，那么，“为基础”又是怎样的？

因此，张隆溪教授不觉得自己的两种说法不能配合吗？

“以字面意义为基础”这主张，和意大利学者Umberto Eco (1932–2016) 的看法有几分相似：在承认“解释可以很多”的前提下，Umberto Eco 要划出一条界线：并非任何读法都算是有效解释，解释必须受文本本身的结构与语义约束，这条界线就是“解释的限度”。

笔者发现，Umberto Eco 主张解释要有“界线”，这和张教授须有“合理的规定”的建议，似乎是异曲同工（参看：洪涛《权力想像——从“排座次”到“到文评立规矩（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六十四）》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6年5月7日）。

个案探讨：“最伟大的诗人”杜甫

张隆溪教授说：“(中唐以后)杜甫就成为众望所归的最伟大的诗人”(张隆溪《略论“讽寓”和“比兴”》一文，见《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页9)。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杜甫获称“最伟大的诗人”，自然是因为他写出了“最伟大的诗篇”。张隆溪教授对“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有没有比较特殊的看法？请看张教授怎样说：

“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总是比其文本语言字面表现得更多”(张隆溪《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 扩展世界文学的经典》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版页54)，所谓“表现得更多”，指什么？具体而言，有两个“总是”：

1. 总是与其时代之社会、历史、宗教或哲学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相关

2. 总是能揭示人生或世界的某些道理

杜甫诗却不以“言外之意”而见称，而以“诗史”见称（杜甫诗歌的核心美学、主流特质、历代评价定位，从来不以“言外之意、含蓄幽渺、意在言外”为擅场；含蓄幽渺恰恰是李商隐、温庭筠一脉的特色）。

“诗史”的“史”，首重征实、少务虚，至于诗篇内有无“言外之意”倒不是最重要的元素。杜诗之“史”，指涉什么？

下一节，我们尝试举实例探讨杜诗所涉之“史”。

杜甫与唐代历史和社会面貌

宋人胡宗愈揭示了杜诗的内涵，解释为何杜甫诗称作“诗史”：“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进退、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皆见于诗，读之可以知世，学士大夫目为诗史。”（《杜工部诗史跋》，附入《草堂诗笺》传序碑铭类）。

《草堂诗笺》（上海博物馆藏）

张教授认为伟大的作品“与其时代之社会、历史、宗教或哲学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相关”，杜诗的内容颇符合张教授所说的条件。

杜甫“诗史”说的由来，最早的明文记载出现在晚唐孟棨《本事诗》，杜甫遭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孟棨《本事诗・高逸》）。

也就是说，“诗史”这个称号首先指向杜甫那些直接反映时事的诗：战乱、徭役、饥荒、离乱、贵族奢靡、官场黑暗等，在杜诗里有连续、细致的书写。读杜诗，读者可以像读一部编年史那样看到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

杜诗的实际案例:《喜达行在所》

唐代至德元年（756年），安史叛军攻长安，唐玄宗出逃。七月，太子在灵武即位(为唐肃宗)，其后，唐廷一度迁驻凤翔(今陕西凤翔)。

至德二载(757年)四月，杜甫由长安逃至凤翔，投奔肃宗。原来，肃宗已于这年二月进驻凤翔。杜甫的《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三》(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记载杜甫和朝廷得以重振之喜:

《杜诗详注》

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

犹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

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

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

杜甫在长安困居了七、八个月，至德二载(757)春，他写出历代朝传诵的五律《春望》（洪涛《被质疑的宇文所安、被去律的老杜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十三)》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5-05-23）。

《春望》的尾联“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暗示诗人的身心都饱受摧伤，与开头所写山河破碎失序（“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首尾呼应。

终于，至德二载(757年)夏天四月，杜甫见草木蓊郁，不易被叛军发现，趁夜逃奔肃宗。上引诗题“喜达行在所”，明确表明杜甫本人(五月中旬)抵达肃宗行在所的喜悦之情。

《杜工部草堂诗笺》(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的意思是: 杜甫自己的身影静静在文官行列里，内心在众武将前感到舒解。原来，唐肃宗委任杜甫为左拾遗。“影”指杜甫的身影，“千官”指朝廷里的文官。　　“心苏”，苏是活、苏的意思，“心苏”是如死灰般的心受到鼓舞而活跃起来。“七校”，原指七校尉，为汉光武帝时建立的七位武将，在此指朝廷里的武官。

“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意思是，今天在这里看到大唐王朝（唐肃宗朝）如同当年汉光武帝重振大汉声威，觉得开始算得上是进入中兴的年代了。“汉”喻唐，“社稷”指国家。“新”是重新开始，“数”是算得上。

“七校”、“汉社稷”，字面都在说汉朝事物，但是，此诗实写大唐安史之乱中杜甫的处境和心境。这样“借汉写唐”的阐释，脱离了“字面意义”，却不能判为“过度阐释”。

Umberto Eco,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1992)

诗题《喜达行在所》十分重要，它框定了阐释的边界——唐人的“行在所”只限于指涉大唐天子之所居。

为什么？

“行在所”一般指天子巡行时临时居留的宫殿或行宫。在中国历史上，如果京都陷落，皇帝驻留处即为“行在”。杜诗题为《喜达行在所》，无疑是指杜甫到达大唐天子（唐肃宗）的“行在”，因此感到欣喜。

《喜达行在所》所写，是唐代政治史上的事（宇文所安《盛唐诗》三联书店2004年版页226），此诗的焦点不落在汉光武中兴。

如果有阐释者坚持“以字面意义为基础”，未能道出此《喜达行在所》诗的政治性（写大唐的政局），他那阐释应被判定为“不足的诠释”(under-interpretation)。

美国学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The Poetry of Du Fu/ 杜甫诗》有《喜达行在所》的英译:

可见，宇文所安按照“汉社稷”的字面，翻译成 the dynastic altars of Han，而译后附注清楚说明杜甫逃到Fengxiang, where Suzong had set up court (见附注的第二行)。

所谓 Suzong, 指唐肃宗。

原诗既没有写“肃宗”，也没有“大唐天子”，宇文所安却没有受拘于字面，他在附注有所“增添”，而“增添”却不属于“过度阐释”，也不是“讽寓解释”。

此案例可以说明：西方“神学阐释学”(theological hermeneutics)之论（重“字面意义”），若被强行套用到中土的杜诗阐释，实不合适。

如果宇文所安自限于“字面义”，他就没有把译介的工作做好。宇文所安选择帮助译本读者理解原诗之意。宇文所安做的是翻译实务，不是“理论推演”。就此案例而言，宇文的态度是务实的。

《悉为我有！——11世纪中国的快乐、拥有、命名》

张教授特重“文本本意”，原因何在？

张隆溪教授“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文字面意义为基础”这主张的渊源是什么？

张教授在美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其研究范围涉及西方的“讽寓解释”(allegoresis)，他的研究结论之一是: “讽寓解释”没有充份以作品的字面义为基础，因此，那些所谓“解释”，其实是偏离“文本本意”的，可称之为“替换”或“取代”（displacement）。参看张隆溪《什么是世界文学》页211。

张教授指出，13世纪著名神学家托玛斯·阿奎那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尽量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圣经》解释，他反对脱离经文文本的讽寓解释(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而强调经文字面意义之重要。

他在《神学大全》里说：“凡信仰所必需的一切固然包含在精神意义里，但无不是在经文的别处又照字面意义明白说出来的。”这当然是继承了奥古斯丁的观点，坚持文本实际之重要。

张隆溪教授所批判的“讽寓解释法”往往不以作品字面义为基础。既然此法不为张教授所取，那么，张教授呼吁“以字面意义为基础（来进行阐释）”是顺理成章的。

谈到这里，“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文字面意义为基础”这主张的来历已经很清楚：来自托玛斯·阿奎那一脉阐释学。

牛秋业《不可通约：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研究》

张隆溪教授讨论allegoresis，将它当作跨文化的诠释策略的比较研究，并借此反思“普世／相对”、“东西文化不可通约”这类宏大命题。张教授倾向“求同”，排拒过度的“立异”，目的是抨击文化上的不平等(不平等 = 西方矮化东方)。

结论

本文梳理张隆溪教授多部著作及相关论述，围绕其文学阐释观、世界文学选录标准，而益以具体文学个案的解读，探讨了“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的阐释边界和方法，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张隆溪教授的核心阐释立场是“以文本字面意义为基础”，反对脱离文本本意的过度阐释，尤其批判为宗教、伦理、政治目的服务的讽寓解释——讽寓解释本质上是对文本的歪曲与替换，汉、唐儒者对《诗经》的解读、部分学者对经典的附会，均被张隆溪教授归为需要摒弃的过度阐释。

解读李白《静夜思》、杜甫《春日忆李白》、李商隐《夜雨寄北》那类作品，“以文本字面意义为基础”确实也就足够了，这类作品甚难与“过度阐释”挂勾。

然而，张隆溪教授的阐释观存在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他一方面强调阐释必须以文本的字面意义为基础，另一方面又承认“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有“言外之意”，却未明确给出“守字面义”却能“得言外义”的具体方法——对于“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而言，若仅固守字面意义，便无法发掘其超越字面的深层价值。所谓以字面义“为基础”，在“基础”之上要做什么、怎样做？我們期望张教授讲解清楚。

这也使得张教授对伟大作品的“言外之意”的阐释缺乏实际操作路径。

张文朝《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对朱熹〈诗〉观之批评》(2019年版)

实际上，不少涉及“过度阐释”的学者就是以作品字面义“为基础”的，例如，朱熹解说《诗经》中的《蝃蝀》篇，说：“蝃蝀，虹也。日与雨交，倏然成质，似有血气之类，乃阴阳之气不当交而交者，盖天地之淫气也。”（《诗集传》中华书局版页49）。朱子的“淫气说”“淫诗说”就是以“蝃蝀 = 虹 = 日与雨交”为基础。

综上，张隆溪教授以“文本字面意义”为核心的阐释原则，本质上是对过度阐释（尤其是政治化、讽寓化等过度阐释）的一种反拨，其初衷是守护文学文本的本体价值，同时通过英语撰写中国文学史、设定世界文学选录标准，推动中国经典走向世界（列入“世界文学”之林），但是，他的阐释观中隐含“守字面义”与“得言外义”的矛盾，也使得其阐释主张的可行性受到影响。我们期待张教授进一步解说。

附记一 “一切阐释都必须……”?

本文指出，张隆溪教授的主张和论述之中隐含“守字面”与“得言外意”的矛盾。笔者判断，“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文字面意义为基础”这主张太过绝对；“为基础”则属于语焉不详。

对待不同类型的作品，用不同的阐释策略，阐释效果更佳。

阐释那些平常的、浅白的篇章，“以文本字面意义为基础”已经足够，如果阐释刻意“求深”，阐释的结果一般而言也难有很大的公信力。

另一方面，作者有寄意的作品（参看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阐释者若仍以“以原文字面意义为基础”来对待，是不足够的(inadequate)。

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如果“以文本字面意义为基础”作为“规定”，尝试以此等“规定”来限制“守本”再“拓深（尝试挖掘其深层内涵）”的阐释活动，恐怕会是弊大过利的局面。

张求会先生论陈寅恪诗，说：“陈诗的所谓‘暗码’，说到底也还是旧体诗‘暗码’传统的延续和发展，……”（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页10）。陈寅恪承袭了旧体诗的一些传统——陈寅恪诗篇的“字面”，可以是旧体诗文化语境中的“字面”，其来有自，有其约定俗成的指涉。

以诗篇的字面意义为基础的阐释显然无法充份应付“旧体诗暗码传统”。读者可以参看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

附记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与文学史

本文引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The Poetry of Du Fu/ 杜甫诗》一书提供的《喜达行在所》英译版本。　　修改文稿期间，传来宇文所安2026年5月1日在美国麻省剑桥逝世的消息……

宇文所安在文学史方面颇有贡献。他的“诗史”系列是重要的文学史实践，从《初唐诗》到《晚唐诗》四书，人称“唐代诗史四部曲”：

《初唐诗》The Poetry of Early Tang (1977);

《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1980）;

《中世纪的终结》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1996）;

《晚唐诗》The Late Tang (2006）。

《论宇文所安的唐代诗歌史研究》

此外，宇文所安以一己之力，耗时八年将《杜诗全集》翻译成英文，获公认为“西方杜诗研究”的大家。

笔者的系列论文有多篇引用宇文所安的译文，例如：洪涛：被质疑的宇文所安、被去律的老杜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十三)，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5-05-23。

在文学史编纂方面，宇文所安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编之一。他提出质疑：为什么文学史一定要配合“朝代更替”来划分、编写？关于这个问题，读者可以参看洪涛:“四大传奇”何处寻?——兼论宇文所安、王德威的破畛域(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六十一），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6-03-17。

《剑桥中国文学史》一书收入宇文所安亲自编写的《The Cultural Tang／文化唐朝》一章。他借此章实践其“文学文化史”（literary-cultural history）理念。

洪越编《宇文所安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三联书店2025年版。

文学史观方面，在论文集《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中，宇文所安阐述了自己的文学史观，包括关注古代文学作品的载体（媒介和物质条件）、作品因流传而失真等问题。

除了文学史，宇文所安还涉猎于其他学术领域。国人洪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对宇文所安的研究和地位有详细的描述和评价（例如《宇文所安与世界中的中国文学》一文，载《中国文学研究》第四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值得参阅。

附记三文化之间的“通约性”/“不通约性”

张隆溪教授抨击某些西方人所赏玩的东方“异托邦”(heterotopia) 观念。　　他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第八章“讽寓和讽寓解释”尝试揭示西方神学诠释学(theological hermeneutics)和中土的汉唐《诗经》学之间有相同的阐释机杼。

张教授一再论证文化之间(东方和西方)的可通约性。

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 (Stanford UP, 1995)

美国学者Haun Saussy (苏源熙) 撰有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一书。他拒绝“轻率的可通约”，也警惕把“不通约性”当成护身符式的文化相对主义。

Haun Saussy 认为，真正重要的是：在两边都可能被误解的前提下，精确标出可以沟通之处与根本说不通之处。

笔者在《被质疑的宇文所安、被去律的老杜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十三)》一文中指出，杜甫对家人的思念，的确可以由译文传达让域外读者知道，但是，杜诗的诗律特征、艺术特质(the formal qualities)等等，无法完整英译。这折射出“不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的一个側面。

附记四校字记

洪涛《绝命辞祛魅——屈原写过“汨罗”?《楚辞》证明他“投水”?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六十二）》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6-04-03。其中有一节题为：屈原“临死前”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