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上海分所举办企业家涉刑案件辩护和代理专题研讨会|刑事责任|律师|犯罪|诈骗罪|辩护人

2026年5月29日上午，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举办专业论坛暨业务交流会。会议由高级合伙人江永茜主持，高级合伙人杨佰林作《主观剥离：行为之主观与财产后果事实之“主观”——聚焦经济犯罪辩护的实务分享》主题演讲，高级合伙人张庆生、陆向辉及李腾律师参加与谈，杜江、巴波等律师出席并发言。会议围绕企业家涉刑案件的辩护策略与专业组织建设两项议题展开。

一、专业研讨：行为主观与财产后果的规范切割

当前企业家涉刑案件高发，刑民交叉、主观认定模糊、推定适用泛化已成为辩护实务中的突出难点。本次研讨聚焦“主观剥离”这一辩护思路，即严格区分“行为目的”与“财产后果之‘主观’”的不同方向，防止将财产不能返还的后果事实直接等同于犯罪结果事实，守住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边界。

杨佰林律师结合多年实务经验，通过三类典型案件展开深度分析。

（一）商铺租赁纠纷与合同诈骗的界分

某商业地产项目中，开发商未取得行政审批，就进行商业街商铺开发，进行招租，与大量商户签订租赁合同，收取的租金主要用于了商铺建设，后因商户无法办理开业手续，导致案发，公安机关以合同诈骗罪立案。

杨佰林律师指出，此类案件的辩护应从在于事实层面的双向剥离：

行为层面的分析。行为人投入数千万元自有资金建设商铺，收取租金具有实体经营目的和对价给付——商户支付租金后获得的是实体商铺使用权（暂未兑现），而非空壳承诺。这与典型诈骗“自愿交付之无对价占有”存在本质差异。行为人仍在与当地建委、商业局等部门沟通审批事宜，项目本身具有真实性和可履行性。

后果层面的分析。租金不能返还的直接原因是行政审批障碍，而非诈骗行为导致。行为人收取租金后大部分用于项目建设，部分已退还投资户，尚有民事纠纷在诉讼过程中。将“租金不能返还”直接等同于“诈骗犯罪结果”，混淆了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的规范边界。

精细化辩护方法。将“建设—招租—收租—维护”的完整经营链条“与“嗣后不能履约”的客观障碍进行拆分，逐一论证各行为节点并不具有刑事违法性。补充提交与行政部门沟通的往来记录、工作函件等证据，证明审批手续处于不确定的推进状态，使法官在“可能办成合法项目”与“必然构成诈骗”之间形成合理怀疑。

（二）贷款类案件的共性困境与辩护切入

贷款诈骗、骗取贷款案件是企业家涉刑中最具普遍性的犯罪类型。杨佰林律师指出，此类案件存在一定的共性：贷款时使用的资料或多或少存在不实之处（报表数字夸大、资产评估偏高等），这在商界融资领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一旦发生不能归还资金的事实，前述“欺诈”因素就会被刻意放大，被作为刑事追诉的立案抓手，“民事欺诈”就会被上升为“刑事诈骗”，这也是刑民交叉的主要症结所在。

“财产后果事实”与”犯罪结果事实”的规范区分。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逻辑是：钱还不上→存在欺诈手段→推定非法占有目的→构成诈骗。但这一推理链条存在根本缺陷：不能还款可能源于市场波动、政策调整、行情变化、诉讼拖累、被他人诈骗等多种原因，这些因素与贷款时的主观目的并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财产后果事实”是不是“犯罪结果事实”，这恰恰是司法机关履行法定刑事证明责任的核心内容，是与不是都需要去证明，不经刑事证明，就直接把“财产后果事实”当作“犯罪结果事实”对待，客观上相当于未审先判。

辩护的具体路径。第一，主观剥离：将“贷款用于生产经营的目的”与“嗣后不能还款的结果”明确区分为两个方向的主观状态，前者指向企业经营目的，后者如果构成犯罪，须要满足主观上的犯罪动机目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第二，事实剥离：方法较多，可援引最高法司法解释关于“较大比例用于生产经营的，不视为犯罪”及“资金用途”的相关规定，结合企业采购合同、工资发放记录、原材料付款凭证等证据，证明资金实际流向。第三，注意价值替代和价值转换的辩护方法：即使资金未完全用于合同约定，只要存量资产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具备执行可能性，即可有效对冲“非法占有”的推定。

杨佰林律师指出，此类案件中“资金使用比例”的认定标准模糊——司法解释仅表述为“较大比例”，各地司法实践做法不一，缺乏统一尺度，存在任意性。凡规范存在模糊之处，正是辩护应当着力之处。

（三）交易平台类案件中的占有事实审查

某矿产资源交易所会员公司被控非法经营罪，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应构成诈骗罪。该公司让员工变换身份、通过话术来招揽投资户参与原油、沥青等标准化合约交易，按交易金额收取手续费，较少部分投资户有盈利，较大部分投资户亏损，后报案。

杨佰林律师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出发，指出本案的多个辩护要点：

获利对象物的性质。公司收入来源于交易手续费（按交易金额万分之二收取），而非投资本金。投资户资金直接进入交易所电子平台，未向被告人交付，没有交付行为，也没有交付物，不存在“自愿交付→对方占有”的诈骗罪核心逻辑。

交易信息的来源。报价由矿产交易所统一提供，非被告人编造；价格日内波动剧烈，被告人无法控制。投资户中约30%—40%是盈利的。对于被告人无法控制的动态信息所导致的交易亏损结果，无法形成刑法上“占有”概念。

亏损原因的不可归因性。事实不清：投资户财产损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在本案中没有查明；投资户财产损失中有多少是因频繁交易产生的手续费累积、高买低卖的市场操作风险所致，没有查明；投资户财产损失之资金的去向有多少系被被告人“占有”，没有查明。事实上，投资资金是消失于交易平台的交易中，没有占有行为。

（四）程序性辩护策略的展开

杨佰林律师结合实务经验，对于刑民交叉类案件，提出两项程序性辩护方法可以参考：

要求公开推定过程。针对判决书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概括表述这一问题，辩护人可以当庭要求控方公开其推定的基础事实、逻辑链条和论证过程。最高法、最高检多次出台关于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解释（通常列举七至八项情形），但具体适用时仍须逐一对应、逐项论证，需要司法机关具体完成该推定过程，律师有权要求其当庭公开推定过程、推定理由和推定结果。

设置多层辩护圈。借鉴美国刑事辩护中的“圈式防御”策略，围绕案件核心争议设置多道防线。如针对“裙子被风吹起”与“人为掀起”的争议，可从气象条件（当日风力等级）、客体特性（裙子材质与形制）、主体状态（行为人当时行为）等多个维度层层设置辩护防御圈，使控方的单一叙事无法形成闭环。

二、证据法与程序法视角的延伸讨论

江永茜律师结合自身实务经验，对“主观剥离”主题做了双向延伸：

辩护视角的困境。以贷款诈骗为例，指出企业家贷款资料不实、资金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在实务中确属常态，律师在此类案件中为企业家辩护时，面临“客观事实存在但主观目的难以证明”的普遍难题。

控告视角的悖论。转换角色后，问题呈现另一面：在一起被害人控告案件中，企业家伪造买卖合同、虚构销售清单骗取贷款5000万元，资金用于借新还旧而非生产经营，但因担保人代为偿还导致银行无实际损失，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此时“主观犯意”的证明又变得异常困难。

江永茜律师以此说明，律师在不同角色转换中，对“主观犯意”的认定标准与证据要求会面临截然不同的实务处境，刑事法律服务中“主观”问题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值得深入关注。

陆向辉律师在与谈中指出，上述四类案件的共性问题在于司法实践中对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实质解释”与“穿透审查”趋势。他结合刑法条文与司法解释的规范分析，指出以下现象值得关注：

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实务弱化。传统诈骗罪的构造要求“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财产损失”，但现行司法解释多列举行为方法（如“采用下列方法诈骗公私财物的，按诈骗罪处理”），易使实务部门将存在虚假情况与“诈骗”混为一谈，忽视被害人认识要件与处分要件的独立审查。套路贷、医保骗保等新型案件中，甚至出现“无人陷入错误认识、被骗”仍认定诈骗的悖论。

被害人同意与自陷风险的理论价值。在银行贷款案件中，若银行工作人员明知资料虚假仍配合放贷，双方实质上形成“合意”，此时认定“被骗”或“违法发放贷款”存在逻辑悖论。被害人同意、被害人自陷风险等理论虽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同属违法阻却事由，但在财产犯罪领域的适用尚未得到充分重视。

控告业务与辩护业务的双向观察。陆向辉律师提示，诈骗罪的规范模糊性对辩护方构成挑战，但对代理被害人控告方而言则可能形成机会。律师在不同角色转换中，需准确把握主观犯意的证明标准与证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