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位于季先生所住朗润园13号公寓前的荷塘，周一良先生名之为“季荷”
一个学者都是喜欢书、爱护书的，在我接触的老一辈学者当中，大概季羡林先生是我所见到的一位最爱书的人了。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因为参加季先生在北京大学主持的“西域研究读书班”，开始有机会到季先生家里去问学。以后因为先后帮助季先生编辑《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敦煌吐鲁番研究》等书刊，所以有更多的机会去季先生在朗润园十三公寓的住所去请益。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他在考释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剧本》时，我帮他查找一些有关的资料，借阅北大、北图的一些外文书刊，所以有更多的机会登堂入室，在季先生的书房里海阔天空地聊天。
作者向季先生问学请益
季先生在安静的未名湖后湖畔的十三公寓东面这个单元的一层有两套房子，西面的一套主要是起居、会客的地方，以前老祖和他夫人也在那边，所以是生活空间。东面的一套是书房，聊天的地点主要是在东面。找季先生的人都是敲西边的门，所以一般并不影响季先生的工作，我们熟了以后，有时候就直接敲东面的门，季先生也知道敲东边门的人不是一般的访客，所以都会开门延入。
季先生书房的窗户
进门是个窄窄的过道，放了几个书架，上面是些不常用的书。里面有三个书房，大小居中的一间四壁放的主要是佛学方面的书，包括一套原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中间一个方桌，看这些大书时可以放在上面阅读。最大的一间四周都是书架，上面的书范围很广，包括有关西域、印度等方面的书，比如有一套绿色封面精装的“德国梵文学家文集丛书”，就放在一进门的书架上，整齐又有震撼力。房间中部有个大桌子，周围是沙发凳子，靠窗户处还有一个躺椅，我们就坐在桌子的四周聊天，有时把书摊开讨论。里面是一间小房间，是季先生写作的主要地方，放的是一些他写作时要在手边用的书，还有就是书桌旁的一个有书架那么高的保险柜，好像主要是存放季先生的手稿，因为我看到过他从里面拿手稿出来，然后又放了回去，并且上了锁。后来房间不够用，又把封闭的阳台当作一间书房，季先生早上起得很早，阳光很好，又不热，所以这里成为又一个写作的美好天地。
看着书架上这么多好书，有些是图书馆里也借不到的专业书，我很想借去阅读，但不敢开口，因为我听其他人说，季先生一般是不借给人书的。我曾经向邓广铭、周一良等先生借过书，他们都很热情，但我轻易不敢问季先生为什么不借书给人。
有一次，季先生问我认识不认识历史系一位搞佛教考古的老先生，我说认识。季先生又问我去没去过他家里，我说去过。季先生说：“你什么时候去他家的时候，帮我看看有一本《大正藏》第19卷放在什么地方，回来告诉我在客厅还是书房的哪个书架的第几层。”他解释说这一本《大正藏》是从他这借去不还的，他的整套《大正藏》成了残书，而且这本是《密教图像部》，经常要用，可是却无法使用。他说等我侦查清楚在什么地方，他就找个机会冲进他家，拿起那本《大正藏》就跑，完璧归赵。我听着这像小孩子淘气般的话，看着的却是非常认真的面部表情，我感到他对书的那种挚爱，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虽然不敢遵照他的指令去那位老先生家去侦探，但我明白了季先生为什么不借书给人了。季先生是一位学者，他对书的热爱是和做学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了书，影响了他的治学，他那焦急的心情可想而之。
后来，他的日本学生辛嶋静志在日本东京神保町的旧书店里买到了这卷《大正藏》的零本，作为“束脩”奉献给老师，使季先生的《大正藏》终于成为“完璧”。以后，那位老先生也已作古，季先生也就再也没有提到这事了。季先生在治学中非常重视《大正藏》，这只要看看他的论著就一目了然，所以当我获得霍英东基金的奖学金后，他第一句话就是“去买一套《大正藏》”。从我当时的主要需求来说，不是在图书馆能够看到的《大正藏》，而是一些伊朗学方面的西文书，所以我1991年去欧洲时，用这笔经费购买了一批西文书，包括W. B. Henning的Selected Papers I-II(Acta Iranica 14-15, Leiden: Brill, 1977)，M. Boyce的A Reader in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Acta Iranica 9, Teheranand Liege 1975)和Word-listof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Teheran and Liege 1977)等等，这些在当时的国内是找不到的书。
说季先生不借给人书，那也不是绝对的，一些其他地方都没有的书，我也只好鼓足勇气向季先生开口，而每当这时，季先生都会非常痛快地把书借给我。回想起来，这样的借书前后共有三次。
一次大概是在1991-1992年前后，那时我和邓文宽先生正在一起整理敦煌市博物馆藏本《六祖坛经》，在季先生家看到韩国金知见寄赠给他的所编《六祖坛经的世界》（汉城：民族社，1989年）一书，其中不仅有金知见的《校注敦煌六祖坛经》一文，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杨曾文先生的《敦博本〈坛经〉的学术价值》一文，文中附有敦博本《坛经》首尾照片，是敦博本原貌的首次公之于众。所以，这本书是非看不可的，只好向季先生开口，并得到他的慨允，借了出来，还把相关的两篇文章做了复制。我和复印的人商量，由我亲手来印，不能压的太重，免得损坏了图书。
另一次大概也是在借《六祖坛经的世界》的前后，这次借书似乎有点底气，因为我向他借的是Werner Thomas的TocharischeMaitreya-Parallelen aus Hami (Sitzungsberichteder Wissenschaftlichen Gesellschaft au der 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istatFrankfurt, XXVII, 1. Stuttgart 1990)和Zwei Weitere Maitreya-Fragmente in Tocharisch A. Stuttgart 1991。这是我1991年上半年在英国时，从德国订购并让Otto Harrasowitz书店直接寄给季先生的，因为我知道那时他正在研究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剧本》，所以买了送给他。借出来这两本小册子一看，原来作者是根据季先生已经发表的焉耆出土残卷来和季先生商榷的，但愿我从那么老远寄给他的书没有让他不高兴。他借给我这两本小册子时，评价了几句Thomas的工作，但说了些什么，我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新疆博物馆藏甲种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残卷》的英文本封面
还有一次是他的《新疆博物馆藏甲种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残卷》的英文本（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 Transliterate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i Xianlin, incollaboration with Werner Winter and Georges-Jean Pinault, Berlin and 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 1998）出版后，我在翌年的北京国际书展上看到，但只能翻翻，无法阅读。后来季先生收到了样书，正好汤一介先生让我给《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写一篇文章，我就想写季先生关于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剧本》的研究，但手边无书，只好去向季先生借他那里的英文原版，季先生当时只收到一本，马上借给我了。我随后撰写了《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典范——〈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读后》（载乐黛云编《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纪念季羡林教授九十寿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2-46页），但并没有马上归还，心里还寄希望季先生会不会再得到几本样书，发慈悲心让我留下这本。但德国的出版社没有这么大方，季先生也只得到这么一本，所以李老师不久就来要书了，我也只好爱而释手。
季先生一般来说不外借书，但他却大方地送给人自己的著作。粗粗看看寒斋书架上的藏书，其中季先生陆续送给我的书就有：《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罗摩衍那》（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季羡林序跋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留德十年》（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台北东初出版社1995年版）、《季羡林文集》（24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1996年版）、《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他给我的书，都只写“赠新江”三个字，前后十多年，没有任何变化。季先生出版的书很多，有学术著作，也有散文，还有他人编辑的各种书籍，现在回过头来看他送给我的书，除了《留德十年》一种之外，都是纯学术著作。我知道季先生送给我这么多的书，目的是鼓励我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今天看着这些书，就像看到季先生一样，因为书中的许多内容，他都给我讲述过，有的还不止一遍。
季先生走了，他的书还在……
今天是季先生去世一周年的忌日，谨以此文，寄托哀思。
2010年7月11日
载《中国文化》第32期，2010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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