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明末最让人胸口堵得慌的一个故事,没有之一。一个最能打的封疆大吏,被自己的顶头上司反复折腾、强行推上必败的赌桌、拼光最后一条命之后,还要被这位上司阴阳怪气“是不是装死跑路了”,连个烈士称号都不肯批。

孙传庭最早真正进入历史视野是在崇祯九年,接手陕西巡抚那个烂得不能再烂的位置。当时陕西什么情况?遍地都是饥民转流的起义军,前一任巡抚甘学阔根本搞不定,朝廷士大夫圈子一合计,把这个在吏部上班、长得高大威猛还弓马娴熟的代州人推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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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庭到了陕西一看,整个陕西防区基本处于半报废状态,军屯荒废、兵额空饷、将领各怀心思。普通人大概率就躺平,混吃等死了。但孙传庭不是普通人,他自己搞钱,自己募兵,在商洛山区一带挑了两万多人,每天操练,从严治军。重建军屯体系,把那些被豪强兼并或者干脆荒掉的上万亩屯田重新清丈出来,每年光屯课就能收十四万五千余两银子和一万三千五百多石粮食。

这套组合拳打下来,陕西的财政和军事实力肉眼可见地起来了。

崇祯九年到十一年间,他设计在黑水峪一带伏击,直接把当时的"闯王"高迎祥给活捉了,绑送北京凌迟。这是明末农民战争中朝廷方面最大的一次斩首行动,整个陕西的起义势力为之一挫。那时候的孙传庭,可以说是崇祯手里最亮的一把刀。

这把刀太亮了,就容易招人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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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一年,清兵入塞,京师戒严,孙传庭和洪承畴都被调去勤王。卢象升战死后,孙传庭临时总督各镇援兵。首辅杨嗣昌主张把陕西兵调到辽东防线去,孙传庭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陕军离家太久、思归心切,再往东北边调,不哗变也得逃散大半。他跟杨嗣昌当面争辩过几次,话说得很难听,杨嗣昌自然不痛快。

恰好孙传庭耳疾发作,懒得继续争吵,便上书请求辞官养病,这在明朝文官体系里本来属于常规操作,"我身体不行了我先歇歇",来个带薪假期。

但崇祯不这么想。崇祯的逻辑永远是,你要辞职,就是你不忠诚,就是你在要挟朕,就是你有异心。这是多选题,也是送命题。杨嗣昌更是在旁边递一句“他跟臣闹过矛盾,怕是借病避事”。崇祯的疑心病彻底上头,结果是把孙传庭扣了一个勤王不力的帽子,直接扔进监狱。而且一关就是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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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替你把最难搞的省份收拾干净,替你把敌方最高领导人抓了送来北京,然后因为他跟长官吵了几句嘴、耳朵不好使想请个病假,你就把他铐起来蹲号子蹲了三年?这就是崇祯能干得出来的最抽象的事。

这三年里,杨嗣昌的剿匪战略一步步走向破产,张献忠再起,李自成杀回河南,熊文灿被砍头,杨嗣昌自己最后在沙市忧惧病死。崇祯这才想起来,哎呀,那个代州人好像还在牢里来着?

崇祯十五年正月,朝廷终于把孙传庭从狱里放出来,任命为兵部侍郎,紧接着升陕西总督。此时的局势跟他三年前离开时已经判若两个世界。李自成早就在商洛山中度过了低谷期,冲到河南平原上,收揽饥民,声势浩大。开封三次被围,朝廷能调动的机动兵力所剩无几,而陕西几乎是明朝本土最后一块还有组织军事力量的根据地。

说白了,孙传庭现在等于是被从牢房直接拎到了火场旁边,老板拍拍他肩膀,让他赶紧去把火灭了,房子重新修好。这是一道百分百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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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了一般人,这时候至少有三种选择。其一,学乖了,磨洋工,慢慢来,反正锅不是我的;其二,摆架子,提条件,把当年下狱的旧账先翻出来谈补偿;其三,干脆谢绝,我身体确实不行。但孙传庭选了第四种,他认了这件差事,而且真的回去重整陕西军备,杀了跋扈的总兵贺人龙立威,练兵积粮,几个月的时间就把局面稳住了一点。

孙传庭骨子里还是那套旧式士大夫的逻辑,你可以对我不公平,但你不能让天下因为我撂挑子而丢了。他就是带着这种近乎自虐的使命感在干活的。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天,崇祯等不了了,催他出关作战。崇祯心里想的是,朕花了三年把你关起来,又亲自恩准放你出来,你回来大半年了,兵也练了,粮也囤了,怎么还不动?是不是还想跟朕摆谱?朝堂上那帮言官更是集体上节奏,今天一个奏疏"孙传庭拥兵自重",明天一个弹章"逗留观望、糜饷殃民"。

这种氛围下,任何一线将领都不可能安心等战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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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庭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时候出关是找死。他的计划本来是稳守潼关—西安轴线,把陕西建成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等李自成的流动作员模式自己走到资源瓶颈再说。他在奏疏里反复强调"天时未利"、"士卒新募未可用""粮草转运艰难"。但京城那边传回来的不是批复,是催命符。

孙传庭不敢也不能抗旨,只能出关对敌。出关之前,他顿足叹了一声,我知道这一去再回不来。但我一个大丈夫,难道还能再回去跟那些狱吏打交道吗?

“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这就是明末忠臣最悲怆的一种处境,不是被敌人逼死的,是被自己人的体制逼到只能去死。外面的李自成要他的命,里面的崇祯系统要他的服从,他没有第三条路。

崇祯十六年八月(农历),孙传庭亲率白广恩、高杰等部大约十万之众出潼关,同时檄调左良玉从南面配合,总兵陈永福、秦翼明分据河南与四川兵互为犄角。纸面上看这是个南北夹击的大会战部署,但实际执行起来全是窟窿。左良玉根本就不想动,这哥们一辈子最擅长的就是保存实力。各路地方兵互相观望,而孙传庭自己的陕西兵虽然战力还在,但新兵比例太高、后勤线拉得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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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大军推进到汝州(今河南郏县一带),前锋进逼襄城。这时候天候开始作妖,大雨连下七昼夜不止,道路变成泥浆河,粮车根本推不动。几万人的大军趴在中原的泥地里,灶里湿的烧不着,马匹陷在烂泥里出不来,运粮的车队堵在几十里外的官道上动弹不得。军中开始断粮。

孙传庭没办法,只能下令分兵回头去接粮队,留陈永福断后。

然而就在前军移动、后军还没跟上这个最脆弱的窗口期,李自成动了。农民军的优势在这种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没有沉重的辎重负担,没有复杂的补给纪律,几十万人裹挟着饥民潮水一样涌过来,一夜间追杀四百里!

明军后队一乱,前面的人也跟着慌,整个阵线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塌下去。四万余人战死,损失大量兵器辎重,溃兵沿路丢盔弃甲,自相践踏,很多士兵是直接被自己人挤进河里淹死的。

这就是著名的“柿园之败”!

孙传庭带着残兵退入潼关。他手头还剩几千能战之兵,但士气已经碎了。他选择的是死守潼关。部将有人劝他干脆放弃潼关退保西安,他没同意。潼关是关中门户,潼关一丢,西安就是砧板上的肉,这个道理他比谁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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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李自成的大军追到潼关城下,号称数十万,实际能战兵力至少也有十万级别。而城墙上站着的,是一群刚从泥地里爬出来、饿了两三天、装备丢了大半的残兵。更要命的是,明军内部开始崩了。总兵白广恩降了,陈永福也降了。不是他们天生软骨头,明朝军队这个组织在面临帝国灭亡的时刻,瓦解的速度远超任何将领的控制能力。

孙传庭最后还是死了,但是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

有的史料说,潼关破时,他没能走脱,死于乱军之中,尸体没有找到。

王弘撰在《山志》里记录得比较具体,潼关陷落那天,孙传庭在东城门楼上,身边只剩一个举人孔念心(孔杰儒)还陪着他。初报贼已登上南城,左右亲兵惊散,孔念心也被掳走。

“城上下皆贼,如风雨骤至,公万无脱理。”后来另一个诸生赵完瑛的远亲从军,说他亲眼看到孙传庭被乱卒的枪刺倒,同伴几个人匆匆推了堵墙垣盖住尸体就跑了,连收尸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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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的《绥寇纪事》则写的是退到渭南之后,“与参军乔元柱跃马大呼而没于阵”。

无论哪个版本更接近真相,画面感都一样惨烈。一个五十一岁的兵部尚书、七省督师、大明帝国最后的军事支柱,在城破的那个清晨或者黄昏,穿着染满泥血的铠甲,带着最后几个亲兵,提刀冲进了黑压压的人群里,然后就消失了!

没有激昂的遗言传世,没有从容就义的仪式感,就是塌方一样的混乱中,一个人被吞没了

从此,《明史》落下一句,“传庭死而明亡矣”。潼关一失,关中无险可守,西安五天后就陷了。从孙传庭阵亡(1643年11月)到李自成打进北京(1644年3月),中间只隔了不到五个月。整个西北的抵抗体系随着他一起碎了,明朝从此再没有任何一支成建制的野战军可以跟农民军正面碰一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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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你觉得这个悲壮结局之后,故事就该进入"天子震悼、辍朝追赠、荫其子、建忠烈祠"的标准剧本了,那你还是不了解崇祯。

陕西明军溃败的消息是陕西巡按金毓峒逃到了山西后,向朝廷报告的,他说“孙传庭下落不明”。因为确实没找到尸体,各种传言都有。有人说他诈死跑了,有人说他可能逃到塞外去了,甚至《罪惟录》还记了一条荒唐的传闻,说有个老卒声称看见孙传庭"徒步抱血书乞赦",想往塞外走。而这些"不明"和"传闻",恰好精准踩在了崇祯疑心病的最高敏感点上。

崇祯很生气,他认为孙传庭是诈死潜逃!

所以朝廷的决定是,不予赠恤。不追赠。不荫官。不给谥号。不建祠。什么都不给。一个为大明出生入死三十年、最后把命交代在潼关泥水里的人,在他老板那里的官方定性,居然是“可能当了逃兵”!

战死在岗位上,尸体都找不回来了,CEO第一反应是“他不会是拿公款跑路了吧”?连个工伤抚恤都不批。这就是崇祯十六年冬天北京紫禁城里真实发生的决策。

而此时西安那边,孙传庭的家人正迎来自己的末日。城破前五天左右, 她们知道丈夫已经战死。潼关丢了后,农民军顺着渭河谷地直扑西安。孙传庭的继室张氏、南京通政使张知节之女,一个正正经经的官宦闺秀,带着两个女儿和三个妾室、石氏、生长子孙世瑞的那个,陆氏、生次子孙世宁的那个,还有一个姓氏已不可考的妾,全部投井殉节

张氏在井边安排好了次序,先把女儿和妾室送下去,自己也跳了进去。八岁的小儿子孙世宁被从墙头递出去,跳墙逃入民巷,被一个不知名的老翁悄悄收养藏了起来。

长子孙世瑞当时不在西安,有的记载说他之前就外出办事或在军中效力,后来辗转回来,从井中寻到张氏等人的遗体,和那位老翁交接过弟弟世宁,兄弟俩扶榇还乡,把亲人葬在代州老家。

孙传庭一门,作为大明的最后一颗子弹,在被帝国无情消耗掉之后,什么都没剩下。一直等到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帝命人修《明史》,给明末殉节诸臣统一追谥,孙传庭才被赐谥"忠靖",入祀忠义祠。此时距他战死已经整整一百三十三年,他的墓在山西代县阳明堡下花庄村东立着,墓志铭是清人冯云骧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