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有人将《宋史》卷二百七十三《何继筠·子承矩传》视作父子相继为将的合传，我以为未免浅近。细加体察，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着一次重要的转折，那就是从五代以来依赖个人武勇与军功的边防方式，逐步过渡到北宋以制度、地理与经济为依托的综合性边防构想。何继筠与儿子何承矩，恰好分处这一转折的两端。
何继筠的形象，首先是“武人”。史传开篇即以“幼时与群儿戏，必分行伍为战阵之象”点出其性格底色。这类记述固然带有史家笔法上的“先兆意味”，但也并非全然虚饰。五代以来，军人集团长期主导国家运作系统，战阵经验几乎成为进入权力结构的主要通道。继筠由殿直而供奉官，再至刺史、防御使，其路径几乎完全依附于战功累积，这正是五代旧制在宋初的延续形态。
在周世宗与宋初的连年征战中，何继筠的表现颇为典型。《宋史》记其“尝领偏师出土门，与并人战，斩首数千级”，又记其在契丹入侵时“逆击败之”，再到太祖征太原时奉命拒契丹，终以捷报应期。这些片段看似零散，实则构成了一位边将的标准履历，出战、取胜、迁官。战功不仅是功绩，更是制度意义上的通行证。
但值得注意的是，史传对其评价并不着力于“奇谋”，而强调“与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这意味着何继筠的权威，并非来自制度化的指挥体系，而更多建立在个人与部属之间的关系纽带之上，而非可复制、可延续的制度安排。这正是五代军人政治的基本结构，以将帅个人为核心，通过恩义与共患难维系战斗力。它可以迅速形成战斗力，却难以沉淀为稳定的国家能力。
《史传》记载何继筠生前常临丧叹曰，诸公才领节制，果至沦没，虑其数奇耳。这句关于命运不济、难以长久的叹息，没过多久也应验在他自己身上，年五十六而卒。这声叹息不仅是他个人的宿命，其实也触及了北宋立国后最核心的制度焦虑之一，如何摆脱对能战之人的依赖，而建立可长期运转的边防结构。
如果说何继筠代表的是一种“以人御边”的旧路径，那么他的儿子何承矩的出现，则意味着另一种思路的萌芽，而且这种萌芽并非来自书斋，而是从长期边地经验中生长出来的。
何承矩早年的经历，并未脱离父辈轨道。《宋史》记其从父亲何继筠征讨刘崇，又奉命平定西江群盗，随后出任地方，做到“囹圄屡空”。这些经历说明，他既熟悉战阵，也具备治理能力。然而，这些仍然只是“合格官员”的表现，还不足以使其在史传中形成独立地位。真正使其凸显出来的，是他那篇极具系统性的边防奏疏。
在这篇奏疏中，何承矩提出以顺安砦一带为核心，开河导水，“导水东注于海”，并“筑堤贮水为屯田”，使水网既为农利，又为防线。这一构想，并非单纯的水利工程，而是将地理环境直接转化为军事屏障。换言之，他并不是在既有战场上寻求胜利，而是在重新塑造战场本身，使敌骑尚未接战，便已受制于地形与水势。
与之相应，何承矩又主张通过屯田“收地利以实边”，以减轻军需压力。这一点，与《宋史》卷一百八十《食货志》中关于屯田制度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宋廷原本已在边地推行屯田，但多偏重经济功能，而何承矩则将其与防御体系结合，使之成为“可用以制敌”的结构性工具。这种转化，显示出一种明显超越单纯作战经验的思考方式。
何承矩在奏疏中所言“兵不患寡，患骄慢而不精；将不患怯，患偏见而无谋”，已经接近兵学层面的总结。其所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与孙子兵法中“校之以计”的原则相通，说明其思考并非零散经验，而具有一定的理论自觉。他不再满足于能打仗，而是试图回答为什么能打赢。
更为重要的是，何承矩对契丹的认识，并未停留在简单的敌我对峙层面，而是试图从其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入手加以分析。所谓“以驰骋为容仪，以弋猎为耕钓”，与《辽史》中的相关记载大体相符。这种认知，使他能够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以水网限制骑兵机动，以农耕削弱其持续作战能力，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改变战争条件。
由此可以看出，何承矩的边防思维，已经从战场胜负转向条件塑造。他所追求的，并不是在既定条件下取胜，而是通过改造环境与结构，使战争的主动权提前转移。这是一种明显不同于其父的战略视角，也是北宋边防理念逐渐成熟的重要标志。
然而，何承矩的复杂性也在于此。他一方面主张修水利、备战守，另一方面又强调怀柔远人，并参与榷场等边贸安排。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北宋边防运作系统的内在张力，既不愿轻启大战，又必须维持足够的防御能力，既要防范契丹，又不得不维持基本的交往秩序。
在雄州任上，何承矩不仅能够“前知契丹动息，还通过与边民的直接沟通建立信任。《宋史》记其卒后，“缘边洎涿、易州民，皆诣雄州发哀”，这一记载极为罕见。这说明其治理已经超越单纯军事控制，而进入社会整合层面，使边地秩序不再完全依赖军力，而开始依赖人心与利益结构的稳定。
从何继筠到何承矩，我们后人可以看到一种清晰的演变轨迹，前者是依赖个人勇力与部曲关系维系边防，后者则是尝试以工程、制度与资源配置来重构边防结构。从人的能力，转向系统的能力，这一变化看其来并不张扬，却是极为关键的。
当然，这种转变，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在当时也未必就被完全理解。但是，从长时段来看，它恰恰预示着宋代在面对契丹等北方政权时所采取的基本路径，不以单一决战求胜，而以综合运作系统谋求持久稳定。
因此，《宋史》卷二百七十三《何继筠·承矩传》的价值，绝对不止于记述两位边将的事迹，而在于呈现出那个时代在边防理念上的悄然转向。从战阵之间的个人英雄，到水利之间的制度设计，这一靓丽的转身，正是北宋王朝政治逻辑由人转向系统的关键一环。（2026年6月11日写于东京乐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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