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长篇连载，大约16万字左右，讲述明末东江镇毛文东、刘兴祚、沈世魁以及皮岛的故事的故事。
主动请缨深入辽南，成为毛文龙军事生涯的关键转折。他之所以愿意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曾经担任海州百户，熟知当地情况。然而另一部史书记载颇有戏剧性。据《明史钞略》所载，时辽东巡抚王化贞驻广宁，问麾下谁能浮海探东江，杭州人毛文龙“好为大言，同辈绐之，遂承命”。“绐”就是“骗”的意思，其是否真为同辈所诓，现已难以确考，但此行所率兵力之微，却是事实：天启元年五月二十日，毛文龙仅率一百九十七名官兵（此数据为毛文龙亲述，《明熹宗实录》记载为二百二十名），分乘四艘沙船出海，开启了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
那努尔哈赤对于辽南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在占领辽阳之后，努尔哈赤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迁都辽阳。二是攻占辽河以西的辽阔区域。而大多数明朝城堡都是望风而降，唯独镇江一地不从，还把努尔哈赤下派去劝降的使臣也杀了。
努尔哈赤随即令乌尔古岱、李永芳率军千人攻打。李永芳抵达之后，发大军搜索反抗的辽民和明军，甚至以百余骑渡鸭绿江，至朝鲜玉江地区搜索，搜到百余名明朝人，尽杀之。李永芳还投书朝鲜，语气中尽是威胁之意。
翌日投书曰：“大金国驸马王李（永芳），谕朝鲜守边官知道，我大金皇帝收取辽东，谅尔国知之。东边一带，前差官安抚，因古河愚民赵希文等，率众不服，杀我差官二员，故亲来招抚，原无杀害之意。我与尔国原无仇恨，累有通往，昨我亲在沿，着通事唤尔不应，与尔谕帖不看，故此过江，剿杀汉人，并不伤尔丽人。以后再有汉人过江，即时送回，方见有唇齿之意。”
乌尔古岱、李永芳两人的搜寻大获成功，很快就俘获千人而还。尽管李永芳率军一时清扫了辽南地区，但各地的反抗势力仍未能尽除，辽民的反抗也并没有中止，一些被俘汉人，暗中在井水中下毒，令努尔哈赤颇为头疼。努尔哈赤下令捉拿，处死了八人，但此类事件仍未杜绝，努尔哈赤不得不多次警告下属注意防毒，又下令刚买的猪，不能当即宰杀，要放两天之后再杀。
努尔哈赤此时显然没有意识到辽南地区以后会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但辽南的反抗形式多少令他有些不安，他于天命六年五、六月之时，离开广宁，有一次辽南之行，经鞍山、海州等地，并未深入金州、镇江等地。
对于辽南以及镇江等地的城池、堡垒的守卫，努尔哈赤大多任命明朝降将进行戍守，其中金城游击刘兴祚，是深获其信任的人物。
刘兴祚，开原人，朝鲜称其为“刘海”，后金称其为“刘爱塔”，原本未曾读书，但因“冒用衣巾”受到开原守将的鞭打，所谓“冒用衣巾”，指的就是穿了原本有功名者才能穿的衣服。刘兴祚因此愤而降清，努尔哈赤为其改名为刘爱塔。另说他是刘綎帐下士卒，战败后流落辽东，被掳入后金军中。彼时的他，既无李永芳那样的明朝官阶，也无佟养性那样的雄厚财力，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姓。然而，他未借任何外力，纯粹依靠个人才智与拼搏，在战场上异军突起，最终脱颖而出，在投降后金的汉官中，地位仅次于李永芳和佟养性。
由此可窥见两点：其一，刘兴祚虽非读书人，却心怀上进，仰慕士人，甚至不惜违制身着儒衫；其二，他骁勇善战，凭军功在后金身居高位，绝非寻常之辈所能企及。
而刘兴祚也不负努尔哈赤所托，他在刚进入金州之时，城中仅剩两名书生、十名一无所有的光棍。刘兴祚逐步经营，将此营建为后金在此地的桥头堡。不仅劝降周边十五岛，还多次击败来自明朝登州、莱州方向的进攻，就连朝鲜派往明朝的船只，也被其俘获。
夜间有二舟来岸运粮，擒十五人，得其舟。后遗书各岛劝降，十五岛之民，乃尽数归顺。四月十六日，闻登州地方人驾三十四舟渡海来金州地方。遂连夜往迎，与敌交战，射毙四人，生擒二十七人，获其所掠之二千余人携归。又距岸七十里外海中有岛名广鹿岛。我遣人招降，杀我一人，缚一人，并解往山东省。遂乘舟往攻，擒何游击，俘二千人，获金一百两、银一千三百两，猞猁皮袄子、衣物、绸缎共三百袭来献。再登州地方兵驾舟七十五只来犯，我往战之，射毙七人，其兵败退。爱塔率一百五十人驾舟追之，不及而还。
明翰林院给事中等官送衣与朝鲜王。朝鲜命其总兵官二人，侍郎一人，乘刳舟二十二只，渡海送归去。因风不顺，飘泊于金州岸边海岛。受塔于六月初七日闻讯，率三十人往，其众官员，登舟已去，未能捕获，不及登舟之朝鲜人五十二人及明人九十人，悉被擒获。
从文献可以看出，明朝从登州、莱州至少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登陆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明朝而言，辽南这块土地是不能放弃的。朝堂之上，如何经略辽南，已然成为热议的焦点。综合来看，当时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声音
第一种声音，来自兵科给事中蔡思充。他主张主动进攻，建议明军先收复海州，若形势不利，则退而求其次，占据镇江，收复宽奠，以此为根基联合朝鲜，再图大举。
第二种声音，来自总理户、工、兵三部的王在晋。他主张加强防御，但其防御思路并非仅仅针对辽南，而是担忧后金绕过广宁，从海上直捣山东。他要求加强登州、莱州、天津的防务，以免京畿侧翼暴露于敌。
第三种声音，是重在整合力量。天启元年四月，礼科给事中周士朴上疏，在奏疏中分析道：东山一带的矿徒，誓死不降后金，但他们孤悬敌后，力量薄弱，恐怕支撑不了多久。若此时能组织一支数千人的敢死队，渡海前往接应，助他们一臂之力，则这股反抗的火种便可保存。此外，金、复、海、盖四卫的大量辽民，为躲避战乱，纷纷逃匿于海岛上，嗷嗷待哺。若能将其中的强壮者挑选出来，编为一营，加以训练，既可解决他们的生计，又可增加明朝反抗后金的力量。而官员们口中的矿徒，其实就是盖州的李遇春与其弟李光春两千多人的银矿工，因为生计在此，不愿意投降后金，但他们很快就失败了，李遇春逃往长山岛。
对于朝臣们的意见，朝廷也采纳了一些，派出一些兵马，所以就不断有登州、莱州方向的军事力量来攻辽南。
天启元年六月，登州方面开始行动，登州防海副总兵沈有容派遣都司严正中等人，驾驶六十多艘船只，前往各岛侦探敌情。当时各岛都有叛变的明将，带领部下为后金防守岛屿，经常驱逐那些逃到海岛上的男女百姓上岸，并趁机掳掠奸淫。
严正中等人到达广鹿岛、石城岛等地，与这些叛军发生冲突，双方互有杀伤。恰逢宽奠的王参将带着一百多名家丁停泊在长山岛，严正中邀请他一同进兵。金州指挥王朝卿，被俘虏后剃发，他不肯服从，被毒打一顿，也逃到了长山岛。
从以上可以看出，各岛上的反抗后金力量是很充沛的，只需要加以联络即可起事。
那严正中为何没能像毛文龙一样大放光彩呢？原因是他用船只接运了二千多名辽东难民渡海至登州。就在这个期间，毛文龙到了。
上面文献中说，朝鲜人以二十二艘船送明朝官员回国，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泰昌元年（1620年），翰林院编修的刘鸿训奉命出使朝鲜颁诏。刚一入境，辽阳被后金军攻陷，陆路断绝，朝鲜便造船送其归国。由于当时海上道路尚不成熟，加上风向所致，所以意外漂流到金州，部分人员被刘兴祚所获。
另一方面，不仅朝廷，一些民间人士也自发为恢复辽南而奔走。定辽右卫秀才王一宁，在辽阳失守后逃至镇江，向宽奠参将王绍勋建议收复故土。为此，他提出：一方面需训练士卒，另一方面应借兵于邻近的朝鲜。
王绍勋认可王一宁的建议，就派他和李成玉、于抡魁等于四月下旬出使朝鲜，请求朝鲜出兵十万，助明恢复辽沈。五月十八日，王一宁一行人抵达汉城。对于朝鲜来讲，王一宁仅为秀才，身份未免也太低了些，更重要的是，朝鲜畏惧后金的军力，不仅不愿意出兵援助，还认为王一宁此行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祸端——如果努尔哈赤得知此事，定然会来找朝鲜的麻烦。朝鲜国王李珲以养病为由，没有接见他。而朝鲜官员则对于王一宁以礼相待，却绝口不应援助之事。
王一宁效仿申包胥哭秦，想要打动朝鲜，未能成功。刚好在朝鲜颁诏的刘鸿训，见此情形，说：“后书生乃如此，我辈当愧死。”就资助了王一宁一些路费，让他去遍访各岛屿，联络抵抗后金的势力。王一宁因此得以在辽南进行活动，私下在各将领之间游说。
而王一宁很快就遇到了从广宁而来的毛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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