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匀城池的轮廓终于在晨雾里显出残破的黑色线条。城门口没有岗楼,只剩半截焦炭似的墙体。王国中抬脚跨进废墟,脚下的瓦砾脆响,仿佛踩碎无数呜咽。街道全部坍平,砖石与木梁熔在一起,像被一只巨手生硬抹平。空气里没有活人的呼吸,却有刺鼻的油烟味和难以言说的血腥味。排长低声问:“连长,这地方还能叫城市吗?”王国中盯着前方,“这是一座被烧空的壕沟。”
继续向南,一条原本宽阔的通衢早被火烧得只剩灰白骨架。公路两侧横七竖八躺着尸体,男女老少混杂,该有颜色的衣料都被血水染成暗褐。更远处的浅沟里,烧焦的狗蜷着身子,石化一般定格在奔逃的姿势。尖兵连最年轻的士兵忍不住干呕,却发现喉咙里只能吐出酸水。这里本该是避暑的山城,如今却与战场无异。
呛人的血腥味中突然夹杂一阵啼哭。循声过去,一位妇女倒伏在沟畔,尚留余温,怀里的两岁男孩正攥着她的发丝吮吸已经枯竭的乳头。王国中的目光瞬间发直。婴孩没有受伤,脸颊却满是煤灰,哭声细弱。王国中示意勤务兵抱起孩子,“有人活着,总得让他活下去。找得到幸存村户就托付,找不到就送贵阳福利院。”他没再回头,啼哭声被山风卷走。
入夜,部队就地生火做饭,却找不到一处不混杂血水的泉眼。侦察兵报告:日军在放火之前,将城内居民强迫驱往独山方向,再用机枪追杀。难民亡命奔走,路与沟、沟与田,尽成屠场,沿途水沟呈淡红色,无一汲可用。炊事班只好把雪白食盐撒入盛着残血的水桶,沉淀之后勉强煮粥,米粒浮沉间,年轻士兵的筷子微微发抖。
第二天清晨,部队抵南丹店,接替友军担任第一线。前方山岭重叠,晨雾把山腰切成朦胧的几段。里龙关、大山塘一带是敌后退的咽喉口,师部下令迅速截击。拂晓哨声忽起,前哨射击回响在谷底,日军试图用小股骚扰掩护主力撤离。师长电话里一句话斩钉截铁:“505团5连立即抢占306高地,封死敌军退路。”
尖兵连冲上山道,枪机在汗水里黏腻。山炮两发急促的爆响,撕开林木,腾起碎片与尘雾。日军一个中队凭借工事还击,火力点隐在岩缝。第一波突击,王国中让机枪压制,三面爬坡,距壕沟不足十米时进入白刃距离。战士们脱掉汗透的军衣,赤膊握刀,喊杀声在山谷里折返。双方第一次肉搏不到五分钟,刺刀、枪托、半截木棍都成了武器,双方因为怒火而拧成一团。
第二波冲锋跟着山炮间断射击。双方来回撕咬似的攻防,把山头的黄土翻出一层又一层。刺刀滑出手臂的血迹,便扎向下一名敌兵。第三波肉搏时天空开始落雨,泥浆与血水混成一道道暗线,谁也分不清颜色。日军终于崩溃,留下五六十具尸体弃阵逃窜。王国中命两排继续追击,其余就地整理阵地。硝烟散去,雨滴打在烧焦的树枝上噼啪作响。
清点伤亡,尖兵连减员四十余。排长周超阵亡,传令兵陈大发在递图囊途中中弹,临终前把油布袋推到王国中怀里。班长冯永贵腹部中弹,肠子翻卷在脚下,他拉住连长的裤脚发出最后一声:“部队……还在吗?”得到肯定后,他合眼倒下。雨水冲刷血迹,却洗不走尸体上的枪膛味。
战斗至傍晚,日军的帆布帐篷、弹药箱在火光中爆燃,钢盔被热浪掀起翻滚。王国中站在临时指挥所外,额头仍在滴血,浓烟遮住夕阳,他抬头望向西南方向,那里是敌军可能的下一条退路。大雨过后,山林格外沉静,只剩稀疏的虫鸣。夜色里,担架队抬着伤员艰难下山,每一步都在泥水里溅出浑浊水花。
1945年8月,东京广播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一九六师官兵在贵州山地里听到这个消息,没有欢呼,只是默默给战友立了一排小小木牌。王国中蹲在土堆前,用刺刀刻下冯永贵的名字,又把陈大发的钢盔扣在标杆上。那顶钢盔上黏着干涸的血,可雨水洗不掉弹孔。
多年以后,黔南的山道早已被公路取代,都匀也重新热闹。行人在整洁的街巷里穿行,很少有人知道,曾有无数乡亲命丧那条路旁的沟渠;更少人知道,一位连长当年在焦土上抱起过怎样的哭泣。那些写满硝烟的日记本,如今散落在老兵的木箱里,纸页发黄,却仍能闻到泥土与硫磺混合的微弱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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