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深秋的宿雨刚停，北平第一监狱的走廊冰冷如钢，62岁的周作人被押往临时法庭，身上那件灰色旧棉袍下摆沾着泥水。法官宣读“汉奸罪十四年”时，他没吭声，只微微低头——这副模样，与十年前意气风发的北平名士判若两人。
人们回想，倘若缺少1923年7月的那封绝交信，一切可能另有走向。那天清晨，鲁迅推门进屋，桌上只有一张薄薄的纸：“此后互不相关，周启明手书。”短短十七字，比吵闹更决绝。友人闻讯赶到劝和，鲁迅摇头：“既然写下，就收不回。”兄弟情至此折断，亲友再没把两人摆在同一桌。
分裂发生时，外部局势尚算平静。可是历史并不等人。1936年10月，鲁迅病逝，55岁。送葬的队伍绵延数里，宋庆龄主持仪式，巴金、茅盾抬棺，报纸整版黑框。一年后卢沟桥枪声响起，北平沦陷，大批文人南下或西迁。周作人却留了下来，他对友人说的理由只有四个字：“家口难移”。话听着有点道理，可闻一多、朱自清也拖家带口一样去了昆明，硬是挺过来。到底是不是借口，旁人心里有杆秤。
胡适远在伦敦，化名“藏晖”写诗寄北平：“莫为蝇头小利误终身。”周作人收到后回诗一句：“老僧终是老僧，浮世未可离。”字面上挺硬气，落款却改叫“胡安定先生”，分明带刺。很快，一次深夜的刺杀让他看见死神，之后态度急转。1940年，他在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催促下接受伪华北教育督办职务，自此彻底站在敌伪一侧。
汉奸帽子一旦扣上，再文雅的辞藻也洗不掉。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被北平军事管制当局逮捕，后移交南京，国民党高等法院定罪入狱十四年。牢里伙食差到极点，他仍随身带着一本《古希腊神话选》，靠翻译维生。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呈上他的申诉信，毛泽东批示：“养起来，翻译古书，用得着。”于是1951年冬，周作人提前获释，迁入北京雨花胡同一座四合院，领固定津贴，每日译稿两千字。
宽宥并未换来尊重。街坊背后私语：“那是个文化汉奸。”出版社少人登门，他写的《鲁迅与我二十年》直到1956年才印行，发行量寥寥。羽太信子常疑心丈夫藏钱不交，夫妻吵闹成了家常便饭。1962年，羽太病逝，周作人日记记下八字：“忽失依侣，独坐如木。”从此庭院里落叶积得更厚，却无人相帮扫一把。
1966年夏，他被逐出四合院，简易棚屋遮风。一场抄家夺去了仅有的手稿，他护书不及，腹背皆伤。次年9月，据说有人喝令他“交代问题”，鞭梢抽在脊背，他再无力挺直。82岁这年秋分前夜，草棚灯火被风吹灭，他的呼吸也随之停下。
讣告很快写好，托人送到鲁迅之子周海婴手里。海婴沉默许久，只说一句：“不必去。”于是，1967年9月29日的追悼会冷清得出奇，灵堂里七八个亲属加两名旧友，花圈不到十个，挽联也多为客套公文。有人感叹：“当年名震文坛，终究孑然。”棺盖合上刹那，院外秋风卷起枯叶，拍打门板，声声空响。
时间把两兄弟的名字写进不同章节。鲁迅早已进了课本，墓前每年香火不断；周作人则被档案馆的灰尘遮住，偶有研究者翻查材料，才惊觉他也写过《苦茶随笔》那样的好文字。世事无常，选择二字分量极重，落笔之际，旁人看似轻轻一句，几十年的命运便已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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