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王百臻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普通的常识就像家庭常备的感冒药或日常的一日三餐，而高深的理论则是抗癌新药与燕窝鱼翅。后者显得稀缺且珍贵，但维持社会日常运转的，更多还是前者。”在昨日举行的2026年度“普林斯顿-文研中国讲坛系列”演讲中，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绕过高深的理论，讲述起自己所关心的 “常识性问题”。他谈到，知识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观念的更新，很多时候，真正支配历史进程的正是那些看似普通的常识。
真正改变社会的，往往是那些普通常识
对“常识”价值的强调，是葛兆光贯穿多年的思想史研究立场。在对谈环节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也从这一点出发，谈及了思想史研究中两种差异显著的路径取向。他提及，自己的研究对象是每个时代最为“精华”的部分：魏晋做郭象，北宋做张载，南宋做朱子，明清做王夫之。而葛兆光在探讨思想史时，始终关注一种 “平均的接受”。他追踪的不是少数精英的思想高峰，而是那些真正能对社会发挥实际作用的观念，以及思想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如何运转、如何落地。
于是，这种面向社会现实的研究视角，自然导向了对“常识”价值的重新审视。葛兆光认为，相较于学术经典与精英化表达，常识对历史与社会的影响往往更为深远。做思想史研究，必须同时关注那些在特定历史节点真正起过重要作用的观点，以及作为一个社会的“历史基因”而延续至今的普遍认知方式。
“历史不是一个文本，而是曾经存在的事实。”在葛兆光看来，评估思想的价值始终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在讲演中举了几个例子。东汉王充曾提出颇具演进意味的观点，认为古代的周边部族同样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转化为华夏文明的一员，而野蛮与文明的区别也并非某种不可逾越的本质，更多在于时间差。这种看法在今天读来似乎颇具启发性，但葛兆光提醒到，王充的思想在当时远非主流。思想史研究常推崇精英学者与经典思想，肯定其超越时代的价值，这当然有道理，但回归具体的历史语境，更要追问的是，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否真正产生了影响。
这样的情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其实屡屡可见。王夫之被尊为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可他生前著作未曾刊行，隐居深山无人问津，要等到晚清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其学说才真正进入公共视野并发挥作用。范缜的《神灭论》在南朝梁代引发过廷辩，但它亦未成为过所在时代的思想主流。针对这些现象，葛兆光总结道，历史研究需要在两者间寻找平衡，既要承认精英人物及其思想的经典性，也应当客观评估这些思想在其所处的时代里，是否真的具备重塑现实的实际力量。
观念的更新往往慢于知识的增长
跳出思想史内部的精英与常识之分，葛兆光还将观察延伸到了知识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上。社会公共观念的更替有何规律？在讲演中，葛兆光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判断展开：知识与观念之间的演进节奏往往并不同步。他用自己早年写下的话概括这种错位——“死的拖着活的，活的拖着死的”。在一个社会当中，有时知识的增长很快，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边界大幅拓展，观念却纹丝不动；有时观念已然松动，知识储备反而跟不上。葛兆光说，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常常忽略了知识对思想的支撑与冲击作用，习惯将二者割裂开来审视，可若是反过来将它们看作全然同步推进的整体，同样与实际情况不符。
为了印证这一判断，他进一步举例：现藏于日本龙谷大学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基本反映了元代的世界知识。该图绘制了倒三角形的非洲，标注了巴塞罗那、罗马、巴黎、亚历山大里亚，画出了分叉的尼罗河和两河流域，巴格达的位置也相当准确。而且，地图的绘制早于郑和下西洋，说明中国人通过阿拉伯人、波斯人传来的知识，很早便知悉世界远比自身疆域辽阔。但即便如此，这幅地图里的中国区域依旧占据了画面的大半幅面。可见知识的积累并未就此动摇中国人以自身文明为中心的自我认知。
为什么会这样？葛兆光从帝国结构的角度给出解释。他指出，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等同时代政体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对内在统一性的强烈追求。车同轨、书同文、法令由一统，这种整合在公元前就已完成。而罗马帝国直到基督教成为国教后，才逐渐获得内部文化的相对同一性。正因为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和华夷观是一个有本有末、有道有器的系统，彼此嵌套、互相支撑，零散的外来知识便难以撼动它的整体结构。
基于这样的分析，葛兆光归纳出中国传统社会接纳外来知识的两条路径。其中一种被他称作“整体主义”路径，即外来文明必须做到有体有用，能够在整体层面形成对本土文明的对抗乃至替代，才有可能被接纳；另一种则是“修正主义”路径，也就是先将异质的外来知识加以裁剪、改造，使其契合既有的认知框架后，再予以吸收。这两种路径中，后者在历史上出现得更为频繁。晚明时期盛行的“西学中源说”便是典型。当所有西来的东西都被解释为中国本有，心理焦虑因而得以化解，旧秩序也就维持下来了。
在厘清了外来知识与本土观念的互动逻辑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传统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对此葛兆光打了一个比方：传统就像一座庞大的仓库，里面存放着各式各样的文化资源。它对后世的影响并非简单的链条式直线因果关系，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机被触发后，人们走进这座仓库进行挑选、取舍，拣选出契合当下社会需求的部分，再对其进行改造，让这些旧有的文化资源适配新的社会语境。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旧传统便有机会逐渐转化为新传统。
单靠世界知识的增多，并不能自动改变一个文明、一个社会根深蒂固的自我想象。葛兆光总结道，知识的作用需要量的积累，也需要时机的触发。社会观念的更新从来不是认知边界拓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一个远比知识增长更漫长、也更曲折的过程。
（文中活动现场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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