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十月，甘肃河州的城门被慢慢打开，马永琳、马如彪等回民起事首领走在人群的最前面，接受马安良、马福禄的招抚。
河湟事变爆发一年来，从循化的教争到河湟的全面战火，清廷数易主帅，最终调回了熟悉西北情势的董福祥，才得以将西北局势稳定下来。
史料记载当时“倾城往观，欢声如雷”——城中的汉民与老教民众因战乱饱受流离之苦，将起事首领视作祸首，纷纷前来围观。
按照清代处置谋逆案的惯例，首恶的直系亲属，成年男子一律处斩，妻女子嗣或没入官府为奴，或被发遣极边。马永琳出身河州花寺门宦世家，家族枝繁叶茂，兄弟子侄、门生故吏遍布河湟。经此一劫，马家男丁几乎被屠戮殆尽，女眷与幼童多数被发遣他乡，四散流离。
后世调查显示，从光绪二十一年事发到1982年，八十七年间，马永琳的直系后裔仅存九人。一个曾经在河湟举足轻重的宗教家族，几乎被连根拔起，只剩零星血脉隐姓埋名，艰难延续。
河州一地，因这场清算被杀的起事骨干、亲族及普通信众，前后累计超过千人。曾经遍布河州城内外的花寺门宦清真寺，多数被拆毁或改作他用，传承数百年的教派势力经此重创，从此一蹶不振。
董福祥清理完河州后，立刻挥师西进，同时给前线将领传下明确指令：“以办河州之法办西宁匪首。”
为了强化震慑效果，董福祥还下令将部分首级传示河湟各地，从西宁到循化，从大通到贵德，每一处回民聚居的城镇都要悬挂示众。
清廷对普通降众的处置原则是：“叛回应歼除，良回尤应安辑。” 所谓“良回”，指的是没有直接参与攻城作战、愿意缴械归顺的普通民众。朝廷不打算杀他们，但也绝不会让他们继续留在河湟故土。
经过筛选，七千余名青壮年及其家属被划为“安辑”对象，统一迁往新疆罗布淖尔地区屯垦戍边。
光绪二十二年秋，第一批降众在官兵的押解下踏上了西迁之路。从河湟谷地到罗布淖尔，全程两千余里，沿途要翻越祁连山，穿过戈壁滩，缺水少粮，风餐露宿。队伍里有老人、妇女和孩子，很多人扛不住长途跋涉，倒在了半路上，真正完整抵达安置点的人，不足出发时的半数。
最初的安置点设在罗布淖尔的英格可立，这里靠近孔雀河，看似有水源，实则土地盐碱化严重，气候极端干旱。河湟来的民众世代擅长精耕细作，面对戈壁滩上的盐碱地处处不适，种下的粮食产量极低，遇上雨水稍多的年份又会涝灾，颗粒无收是常有的事。加上官府管束严苛，屯户不得随意离开屯区，衣食住行都受屯官节制，名义上是“良回安辑”，实则与流放无异。
光绪二十九年，焉耆知府刘嘉德实地勘察后，上书朝廷将剩余的屯民整体迁移到开都河南岸的马场台。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南疆少有的宜农之地，安置点正式定名“抚回庄”。历经磨难的河湟民众，这才终于在南疆落下脚来，世代耕种繁衍，成为今天焉耆一带回族人口的重要来源。
比起能被官府“看中”、送去屯垦的青壮年，数量更多的老弱妇孺，连被流放的资格都没有。据事后统计，起义平定后，河湟各地失去男丁的妇女、年迈的老人、年幼的孩子，总数约有数万之多。他们没有劳动能力，既不能上阵打仗，也不能下地屯垦，在官府眼里成了毫无价值的负担。
清廷的善后方案里，对这部分人只有一句轻飘飘的记载：“妇孺老弱就抚为氓，分散四方，随地谋食者，约有数万计，并未再做安置。” 也就是说，官府既不杀他们，也不管他们，只是将他们赶出被毁的村庄，任由其自生自灭。
没有官府的接济，没有户籍身份，他们成了晚清西北大地上一群隐形的流民。为了活下去，有的妇女改嫁当地人家，有的孩子被卖给富户做奴婢，还有不少人加入了走西口的流民队伍，去往内蒙、宁夏谋生。直到很多年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才慢慢在各地定居下来，再也没有回过河湟的故乡。
这场持续近两年的河湟事变，最终以清军的全面胜利告终。清廷下旨嘉奖董福祥及有功将士，马安良、马福禄、马福祥等回族将领更是凭借助剿之功，一跃成为西北政坛的新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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