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网友吐槽，平时经常去的家附近大三甲医院儿科停诊了，据网友分享，就医的时候，从医生那里了解到，天河区的儿科不赚钱。现在医院自负盈亏，所以决定把天河儿科全部转移到黄埔院区。
通告该院的官方公众号信息，我们发现医院于6月18日发布了正式通知，通知明确从7月1日起全面暂停儿科门诊，搬迁到其他院区。
这不是个别医院的无奈之举，而是当下全国儿科医疗体系面临系统性困境的缩影——曾经守护万千儿童健康的儿科，正陷入“医生不愿干、科室撑不住、基层保不了”的艰难境地，多地基层儿科早已在“苟延残喘”中艰难维系。
今年3月31日，内蒙古 商都县人民医院 发布的一则通告，撕开了基层儿科生存困境的真实一角：因全院仅2名儿科医师人手严重短缺，医院被迫从4月7日起，暂停儿科夜间急诊与住院收治服务，仅保留白天常规门诊。
出生率+医改背景下儿科医生供需失衡
儿科被业内戏称为“哑科”，患儿无法清晰表述病情，诊疗全靠医生经验判断，沟通成本、诊疗风险远高于成人科室；同时，儿科工作强度极大，白天门诊患儿扎堆、夜间急诊突发状况频发，值班频繁、加班常态化是常态，医护人员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儿科收费标准偏低、药占比管控严格，科室经济效益远不如成人内科、外科等科室，医生薪酬待遇、职业晋升空间也相对受限，“又苦又累又穷”成为儿科医师最真实的职业写照，这直接导致医学生报考儿科方向意愿低迷，资深儿科医生转行、流失现象频发，人才梯队彻底断层。
叠加近年来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的大背景，儿科医疗的供需矛盾愈发扭曲：一方面，基层儿科、中小医院儿科因患者流量减少、运营成本高企，进一步失去吸引力，陷入苟延残喘的狼狈景象；大医院儿科虽然靠着 虹吸效应 ，还能维持下去，但是也开始力不从心了。为了活的久一点，也开始想方设法续命了。
还记得前阵子刷到全国人大代表、大同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王雅丽说的那句话吗？ 她说，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绝不能把责任和压力简单地“压给医院”。
王雅丽代表点破了一个我们都能感觉到，但说不清的核心矛盾：儿科医疗，天生带着“高公益属性”，它应该是社会最基础的保障之一；可医院，特别是公立医院，在现在的运行逻辑下，又不得不算经济账。 当“公益”撞上“经济”，最先被牺牲的，往往就是儿科这种不赚钱、还特别“费”医生的科室。
我们先来算算儿科医生自己的账。 一个刚在市儿童医院参加工作的儿科大夫，基本工资只有700元左右，而且头三年没有绩效奖金。 三年后，每个月绩效大概五六百元。 全部加起来，到手一千六七百块。 这是2026年2月，一位市政协委员调研披露的数字。 护士的收入更低，月收入大概只有1000多元。 这个数字，别说在大城市，就算在威海这样的城市，养活自己都够呛，更别说组建家庭、养育下一代了。 可他们的工作呢？ 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儿童医院的医生日均担负诊疗12.1人次，接近当年综合医院医生日均担负诊疗数6.8人次的两倍。 这意味着，一个儿科医生每天要看差不多两倍于其他科室医生的病人。孩子病情变化快，不会表达，家长焦虑情绪重，沟通解释的时间成本极高。高强度、高压力、高情绪劳动，换来的却是长期垫底的收入。这种性价比，医学生们用脚投票太正常了。 人才“招不来、留不住”，成了一个死循环。
那医院这边的账又怎么算？ 医院不是慈善机构，它要发工资、买设备、维持运转。 在过去的模式下，医院收入很大程度上靠“多做检查、多开药”。 但儿科偏偏是这里的“弱势群体”。 儿童用药剂量小，很多检查因为孩子配合度问题也做得少，单看每个病人的“创收能力”，儿科天然就弱。 这还没完，更大的冲击来自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 现在全国推行的DRG/DIP付费，简单说就是医保部门根据疾病诊断，给医院一个“打包价”。 医院治这个病，花的钱低于这个价，就能有结余；花超了，就得自己贴钱。在这种“结余留用、超支自负”的硬约束下，医院从“抢病人”变成了“控成本”。儿科病情复杂多变，治疗过程中不确定性高，很容易就“超支”。再加上儿科病种的“打包价”在设定时，可能就没有充分考虑到其沟通成本高、风险大的特点，导致权重系数偏低。 结果就是，儿科在很多医院眼里，从过去的“不赚钱”变成了现在的“可能亏钱”科室。一些已经亏损的医院，根本无力独自承担儿科的人力成本溢价，于是缩减儿科规模，甚至关停儿科，就成了无奈却现实的选择。这就是王雅丽代表说的医院“不愿办、无力办”。
儿科发展的“结”该由谁来解？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孩子和焦虑的家长，一边是留不住人的儿科和经营压力山大的医院。 这个结到底该怎么解？ 把板子全打在医院身上，显然不公平，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代表委员和专家们的呼声，越来越集中到“国家层面建立长效保障机制”上。2026年，正好是“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行动的第二年，我们能从这一年的政策动向里，看到一些解题的思路吗？
首先最直接的，就是薪酬杠杆。国家卫健委等十部门早就发文要求，综合性医院儿科医师薪酬水平不低于医院医师薪酬平均水平。 这个“不低于平均”，成了政策底线。 一些地方走得更远，比如北京市在公立医院薪酬改革中，推动综合医院儿科医务人员薪酬水平原则上不低于本单位医务人员平均薪酬的1.2倍。 四川省更是明确要求儿科医务人员收入原则上不低于本单位平均薪酬的1.2到1.5倍。 光有原则不够，还得有结构保障。 2026年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后，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固定薪酬占比的提升。 作为三明医改的示范，河南安阳等地出台的公立医院薪酬分配方案要求，2026年医务人员固定薪酬占比至少达到65%。固定薪酬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津补贴等，这部分钱是稳定的，不随科室当月收入剧烈波动。方案还特别鼓励医院对儿科、产科等紧缺岗位，采取增加固定岗位绩效工资等办法，增加其固定薪酬占比。 这意味着，一个儿科医生的收入里，有超过六成是雷打不动的，这能在很大程度上缓冲科室“创收”波动带来的冲击，对于稳定儿科队伍至关重要。
其次，是改革支付端，让医保为儿科服务的价值买单。既然按项目付费儿科吃亏，按病种打包（DRG/DIP）又可能定价偏低，那就在定价机制上做调整。 王雅丽代表建议，一方面提高儿科诊查费、护理费、静脉穿刺费等体现技术劳务的项目价格；另一方面，在DRG/DIP支付改革中，为儿科病组设立更为合理的权重系数或分值，探索“特例单议”机制，从支付端认可儿科服务的价值。 实际上，浙江、江苏等20多个省份已经上调了儿科医疗服务价格，幅度在10%到60%不等。 这就是试图用价格信号，告诉医院和社会，给小孩子看病，本身蕴含的技术和风险价值，应该被更公允地衡量。
第三，是财政的“补位”。 儿科的高公益属性，决定了其成本不能完全由医院市场化运营来覆盖。王雅丽代表建议，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联动的“儿科专项运营补助基金”，专门用于补偿公立医院因维持儿科服务而产生的政策性运营亏损和人力成本。 这不是用来买设备的，而是实实在在补贴医院，让医院敢办儿科、能办好儿科。 同时，政府对于公立医院的投入责任也在被强调和优化。 比如广东惠州市，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补助占比从2021年的8.89%增长到了2024年的19.16%。 政府投入的增加，是在为医院“减负”，也是在为薪酬制度改革“铺路”。
第四，是考核的“指挥棒”要变。不能光让医院发展儿科，却不给相应的考核激励。 代表建议，将“儿科薪酬保障线”即薪酬不低于平均水平的要求，转化为所有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的强制性考核指标。 医院领导的考核、医院的评级，都要和儿科等薄弱学科的发展情况挂钩。 用刚性的考核，倒逼医院必须把资源向儿科倾斜。
除了这些国家层面的机制设计，现实中的儿科医疗格局也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一个最明显的趋势是资源整合。在出生人口下降的大背景下，很多地方不再追求“大而全”，而是开始整合区域内分散的产科、儿科资源，组建妇儿医疗集团，或者将综合医院的儿科集中到妇幼保健院，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另一个趋势是供需的重新匹配。虽然总量上儿科医生依然紧张，但矛盾更突出地表现为“结构性”问题。 优质儿科资源过度向大城市、大医院集中，导致这些医院人满为患，“一号难求”；而广大的县域地区和城市社区基层，儿科资源却非常匮乏。 因此，2026年“提升儿科服务能力”被列为全国卫健体系为民服务十件实事之首，并且重点方向是向基层扩展。目标是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服务。让孩子的常见病、多发病在社区、在乡镇就能解决，这既能缓解大医院压力，也能让儿科医生有更合理的分布。
当我们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会发现儿科医疗的困境，从来不是某个医生不努力，或者某家医院没良心造成的。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是公益属性与市场逻辑、是长期投入与短期效益、是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多重矛盾叠加的结果。
2026年，在“儿科服务年”的背景下，从薪酬结构、医保支付、财政补助到绩效考核，一套组合拳正在试图打破这个僵局。安阳的“固定薪酬占比65%”、北京的“1.2倍薪酬”、浙江的“提价10%-60%”，这些都是具体的尝试。 然而，政策从文件到落地，从来都有距离。 就像网友吐槽的，有的医院已经做到儿科绩效高于全院平均，有的地方还停留在纸面上。 关键还得看每家医院院长手里的算盘怎么打，看地方财政的底气足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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