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总是认为文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可以引发社会革命，可以引发社会动荡，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实际上文章似乎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先有了权力系统，才会有文章出现，没有权力系统的支配，不仅文章难以推行，而且诗词也难以推广。
远古时期的人们生活在蒙昧之中，没有文字记录。在劳动过程中，他们有可能呼喊几声，就算是发表文学作品。民间有很多传说故事，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加入了群体创作的因素，最终得以流传。后来有了人类社会，有了社会分工，才有了专业的文人出现。文人会到民间搜集诗歌，整理成册。汉代有乐府机关，乐官们要到民间采集诗歌，整理成乐府诗集。汉代灭亡以后，乐府机关自动消亡，乐府诗被后代文人士大夫模仿，成为一种诗体形式。如果没有权力的支配，很多民间的诗歌根本无法编订成册。文人出现以后，写诗歌和文章就成了他们专业的事。似乎他们本身就是要做权力系统的附庸，要成为御用文人，而不是民间的自由文人。他们认为写文章是很大的事，尤其可以维护统治，可以掀起社会改革的浪潮。曹丕在的《典论·论文》中写道：“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人向往声名，期待文章不朽，藏之名山，传诸后世，不只是考虑自己和眼前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国运，考虑史学的发展，考虑国人的历史感。文人希望自己的文章可以传诸后世，可以流传上百年，可是很多文人的文章在流传过程中失传了。或者说没有人给他们流传，甚至受到权力系统的打压。最终消失不见。连同文人的名字也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文人的消失是悲剧，因为文人应该是自由的，起码人格和思想是独立自由的。文人虽然会成为权力系统的附庸，会成为御用文人，会为权力系统张本，但文人保持一颗纯粹的心。被称为社会的良心，可以看到社会真相。可以记载自己的所见所得。有了文人的文章，史学才发展起来，文学才丰富多彩。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历史、国运、未来充满信心，坚信文化传统、生活方式是理想的，正当的，不能中断。中国的小农经济和社会组织基本以家庭为单位，为基础，地缘、政缘联系建立起来以后，血缘关系没有全部割断，以至于国人的家庭宗族观念特别强，对自己和子女的前途考虑的特别多。中国的文学家不但常常怀念古老的过去，而且顾及十分现实的未来。立言行事，吟诗作文，都要为自己和子女的未来着想，为自己的声名和历史负责。这是中国哲学、美学的“道统”绵长而极少中断变更的原因之一。似乎文人天生要写文章，用文章记载社会历史现实，同时要用文章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志向，哪怕只是抒发一些小情绪，也要获得读者的共鸣。文人总是会琢磨当朝的主流意识形态，琢磨读者的心态。他们写诗作文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符合皇帝宣扬的理念，同时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还要琢磨读者喜欢的事物。皇帝和各级官员都是知识精英，从小接受过好的文化教育，那么他们管理天下就要有一套综合的理念。
他们认为写文章是最重要的，起码政令的传达要靠文章，文人之间的交流靠文章，不能只是说大白话。其实他们已经脱离了人民群众，不会和普通老百姓交流，以保持自身的尊严和神秘性。其实老百姓大多都是农民，并不读书，也不识字，认为书和字是神圣的东西。民间的书生想要参加科举考试，就要从小读书识字，还要写文章。不过他们写的文章都是歌功颂德的文章，而不是指陈社会时弊的文章。科举考试的时候，主考官会从“四书五经”中随便挑出一句话，作为文章的标题，让书生来写文章。书生要善于揣摩皇帝的意图，揣摩主考官的意图，揣摩统治阶级的利益，传播义理、考据和辞章，揣摩各种各样的写作手法，要写出非常漂亮的文章，实际上只是歌功颂德，只是拍马屁，只要迎合各种各样的需要，尤其是迎合主考官的需要，主考官就会给高分。既然由国家出面，考写作，考上的就可以做官，享受荣华富贵，改变自己乃至家族的命运，那么民间的书生就要拼命读书，皓首穷经，兀兀穷年。不是书生也不能随便写文章，而是他们受到了权力系统的胁迫，要为自己谋一个好前途，就要写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文章，写符合主考官心态的文章，而不能“我手写我口”。
书生总是认为写文章很重要，一篇文章可以迅速传遍天下，洛阳纸贵。一篇诗文也是如此，实际上并非那么理想，真正通过写文章出名的人并不多，很可能是统治阶级的官员，而民间通过写文章出名的书生也不多，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因为科举考试已经筛选过了，通过科举考试的才是写文章优秀的，而且是被国家承认的。如此一来，写文章好的就只能是官员。民间写文章好的书生即便写得再好，也不会成为著名的文人。不管是韩愈还是柳宗元，不管是欧阳修还是苏轼，都曾经在官场做官，也凭借权力系统推行自己的文章，当然会获得很好的名声，甚至会成为文坛领袖。而民间的一些书生却不尽人意，即便写了好的文章，也只能算是一时兴起，却不能流传久远。文章有流传的功能，能够流传久远的当然算是好文章，经受了时代的考验，但同时也经受了权力系统的筛选。如此来看，人们现在看到的文章大多都是经过权力系统筛选的文章，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文章，但很多人产生了错觉，以为经过历史的流传，能够看到的文章都是好文章。曹丕写道：“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说明文章的寿命比人的寿命长久，可以永久流传下去，只不过忽略了流传的文章经过权力系统筛选的弊端。司马迁遭受大的侮辱和摧残，仍然著作不辍。他“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未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文人总是强调文章的重要性，强调文章的伟大性。实际上文章是受到权力系统支配的，连同文人本身都是权力系统的一员，就更别提了其他的作用了。其实文章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所谓文章大的作用。只是被权力系统推行之后的作用，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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