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作家学者，一大爱好就是建生祠，而且本人还要亲临现场拱手庆贺，莫名喜感。昨晚无事刷手机，就发现金耀基老先生也在老家浙江天台搞了一个“金耀基学术馆”，92岁高龄的他老人家自然也还是颤巍巍让人扶着“莅临指导”，拄拐斜着半身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讲话。我看下来的体会，坦白说也不是“感动”，而是滑稽，还有那么一点悲凉感。我是没想到，以金先生这样博雅通达明睿之人，喝了一辈子洋墨水，可以将“面、耻与中国人行为”分析到鞭辟入里，真正已把韦伯海德堡吃透的学界顶流高人，老来照样是“此番未能免俗”。
本来，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观念，以人名命名的“馆”，“学术馆”也好，“美术馆”也罢，“文学馆”也一个样，都是纪念性质，即一个人文化成果足够伟大，成就得到了世所公认，去世后得以“立祠而祭祀之”，过去如韩愈柳宗元，以及简.奥斯汀纪念中心、狄更斯博物馆、弗洛伊德纪念馆都是如此，中西概莫能外，但确实没有活人能搞“生祠”的，咱魏老师不信邪就闹成了千古笑话。更高级的人物，那种成就卓著的，德望非凡的，则是最高官方正式“认证”：吾国是死后牌位入祀文庙（孔庙），有资格分享供奉孔圣人的“冷猪肉”，明清文人嫉妒者开玩笑为“吃冷猪肉”或“配享冷猪肉”，这是一种身后至高荣誉的象征性说法 ，所以当代历史学家范文澜说中国文化人应该有“二冷”精神，“一冷坐冷板凳，二冷吃冷猪头肉”，意谓生前应甘于寂寞、潜心耕耘，最终死后获得认可；西方是有罗马万神殿、国家先贤祠等等，无一例外入驻者都是安息之人，譬如前几天已去世70年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得到追封入祀巴黎“先贤祠”，是轰动国际学术界的大事。成就足够大，值得永久纪念，死后给建馆，以垂范后世，算是“国际惯例”，但活人肯定不敢这么搞，因为大家还要脸。这样的无聊事，胡为乎来哉，而且还要亲临致辞剪彩，整得像自己给自己哭灵。
可现如今的本土文化界大佬，似乎都块人均一座“生祠”了。学者是“学术馆”，作家是“文学馆”，书画行当则是“艺术馆”或“美术馆”，形形色色我都没有统计过，估摸目前得有几百座，有能力者还一人得有好几座。比如敝人“乡贤”饶宗颐，是极有名的学者，在老家潮州有“饶宗颐学术馆”，在曾供职单位港大也有一个“饶宗颐学术馆”，在广州有“饶宗颐学术艺术馆”，后面九龙青山道又搞了一个“饶宗颐文化馆，生前起码就有“馆”四座；再比如作家贾平凹，也有自己的“馆”四五座，西安市临潼区有“贾平凹文学艺术博物馆”，其本科毕业“母校”西北大学有“贾平凹文学馆”，连其女前司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也建了一座“贾平凹文学艺术馆”，甚至其出生地商洛丹凤县棣花镇也已经挂牌上了“贾平凹故居”，不知道的还以为老当益壮一年一部长篇在出的贾老师咋了呢；再比如身份“混合型”，又是作家又是学者又曾在庙堂的王蒙,现今名下应该也有三座馆，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的“王蒙文学艺术馆”、中国海洋大学的“王蒙文学馆”、新疆伊宁的“王蒙文学数字体验馆”。可以说，生前建馆，已经是本土文化名流最热衷之事，甚至衍为潮流，弥望皆是，蔚为大观。
国外固然也有这样文化人的“馆”，比如勃朗特姐妹博物馆、远藤周作文学馆、夏目漱石文学馆、汉学家“诸桥辙次记念馆”之类，但无一例外是在“身后”，无违“国际惯例”。而今海外文化界“同行”，生前就有立馆待遇的，恕我孤陋寡闻，至今只听过一个村上春树：前几年也就是2021年，早稻田大学校内出现了一个“村上春树图书馆”，但它也很特殊，因为是优某库老板捐赠的，“公家”不花一毛钱，理论上属于“私人行为”，性质似乎类似有钱人给大学捐楼，你花了巨款，爱叫啥就叫啥，所以国内985211大学校内既有“逸夫楼”、“田家炳大楼”，也会有“真维斯楼”，有“雷军科技楼”，有“（陈）万林博物馆”。白日做梦设想一下，假如敝人有哪位“粉丝”，财大气粗又意图合理报复社会，给我在北大校内建一栋“刘宅宅研究中心大楼”或“刘宅宅帅呆楼”，只要给钱到位，应该也是可行能通过的，因为本质上这是一种公益或商业行为，尔等“纳税人”们管不着，我只担心辛公德勇教授每天路过生气。可很显然，我们现在那些“学术馆”、“文学馆”、“艺术馆”“美术馆”、“研究中心”、“故居”，都并非如此，而绝大多数是“公家”性质。
目前这种建生祠潮流，以我观察，实际也是分等的。因为建馆，不仅仅是花钱，还是地位、资源与人脉的象征，该不该建、怎么个建法、建在哪个地方，都涉及到“话语权”大小的问题，进而有所区别。第一等，是独立建馆，有真正的实体馆，而且规模很大，自然也都是本人在世之时就建的，举凡戴逸学术馆、冯其庸学术馆、莫言文学馆、刘醒龙文学馆、熊召政文学馆、魏明伦文学馆等等都是，甚至诸如饶宗颐、贾平凹、王蒙、范增都有好几座，这里面馆有大有小，卡位有中心有地区，这类人一般是“学界领袖”，亦或是作协头领级。去年底，北大“一级教授”、前中文系主任陈平原夫妇，捐赠1.3万册普本书到首都图书馆，然后馆内专门给他们设了一个很大的“陈夏书房”，其实就是相对心余力绌的大学教授们变相曲线建馆；第二等，显然是由于资源、咖位、级别、话语权还不够，无法拥有真正的“馆”或“祠”，只能退而求其次“虚拟”建祠：搞“研究中心”、“研究期刊”、“研究资料”等等，花样也极多，玩法不一而足。
而且，“第二等”这里面，大抵也分两类基本操作：名作家，是依附于大学与研究机构，搞所谓的“研究中心”，所以浙江师大有“余华研究中心”、川大有“阿来研究中心”、西安外国语大学有“吴克敬文学研究中心”、新乡学院有“刘震云研究中心”、鲁东大学有“张炜研究中心”、扬州大学有“毕飞宇研究中心”、江苏师大有“赵本夫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有“范小青研究中心”，有好事者统计目前类似活着的“作家研究中心”已有二十余家。“研究中心”之外，他们也有独属的研究刊物，《阿来研究》《余华研究》都是正式名刊，前者还是所谓C刊，生前就有“官方”属性的正式学术研究刊物，这在全世界应该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起码这么扎堆的旷古未闻。而“名学者”们呢，缺钱缺声量缺品级，但有的是门徒，还清一色是硕博教授，最大本事是能编会写，所以要组织或“暗示”他们编撰“研究资料”、“研究专辑”、“传记”、“评传”、“年谱”之类书刊，诸如陈平原、钱理群、陈思和、谢冕、洪子诚、丁帆、汤一介他们这些人，早就有一堆此类出版物，也在造就当前学界一种“研究研究者”乃至“研究研究者的研究者”的世界奇观。近二三十年来，“文化场”的这些新鲜玩法，不管左右清浊都是迷恋者，玩得不亦乐乎。这是洋人布迪厄们怎么都想象不到的奇景，如果他活在现在，到我们本土“客座”上几年，估计得把那本名著《学术人》推倒重写。
至于当代文化界这种实体或虚拟的“生祠”风，始于何时，似乎并无说法。我以为应该是自书画家范公曾先生起头，这是他带头搞出来的花样。早在1984年，在他的巧妙运作下，日本冈山县突然建了一座“范X美术馆”，彼时在国内至为轰动。那是个特别迷信“国外怎么看我们”的年代，文化人得国外“一言之褒荣于华衮”，只要能出去随便在哪所大学或社区小屋子内上台讲上几句话，然后照片传回来登报，标题往往都是“轰动国际”，所以当初传闻国外大学有学生写沈从文的论文，老沈的待遇立马变了，而钱锺书到哥大教研室交流了几句，回来都要求着他当社科院副院长，诸如此类都是那个时代的常例。想范先生也真是聪明绝顶，自我作故第一个吃螃蟹，很快就想到了这个妙方，然后一下子晋级为“为中国于世界惟一享此殊荣者”，身价立马直线飙升。但他的这个操作，纯熟无心插柳，意外带出了给文化界活人建馆建祠的新风气。起初是美术圈名流们，有样学样各种命名馆建了起来，再往后就轮到了学术圈与作家圈，最终导致现如今的近乎人均一座馆，人人占据一个“研究中心”，研究资料、年谱、评传之类海量生产，形成一个无法解套只能无限增生的利益关系网络。
文化人热衷搞这些，动机倒是很好理解的。一句话，无非名利心使然。一者，祠也好，馆也好，它类似过去的“勒石纪功”，等同于在高山之巅立石颂扬伟业，即“把名字刻在石头上”，这似乎是每个文化人穷极一生的终极梦想；二者，开馆建祠，在现实生活的权力语境中，也大抵类似过去的“开府”，是个人地位与话语权的彰显，所以过去是“开府之日，人人自以为掾属”，现在是徒子徒孙趋之若鹜，一个劲配合写文章、发论文，共同造势，哄抬鼓吹，大师泰斗满天飞，以至于你能开馆我也必须整一个，不然岂不是落于人后了？三者，这里面也涉及到文化人一个隐秘愿望，就是追求“千古流芳”，既然身后事是看不到了，那就务必要在生前就实现“经典化”，自己身体力行去推动，即最大化利用资源，通过搞馆、研究中心、研究资料之类形式，不断去确认“我”已经是足以留名青史的“巨人”，不然怎么生前就不仅作品“经典”到进了教科书，还建了偌大一个“纪念馆”给我呢，这不是“举世公认”咱的地位么？所以，建馆这个事，似乎是最能完美实现中国文人“三不朽”——即“立功立德立言”的誓愿的：功勋卓著才得以“开府”，德行天下才有资格“勒石颂扬”，文章已然堪为“百世之师”才这么让人缅怀，永远凭吊。要像钱锺书那样，遗言死后第二天就火化，骨灰也不要留，送别会也不要开，走了就完事，自然是很古怪又愚不可及的“前现代人物”。
当然了，我本人对于文化人给自己建馆造祠这个事，总感啼笑皆非。悠悠风尘，列官千百，著书满家，到头来都不如一座“生祠”让人精神安稳，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最高境界。都说我们潮汕男人最经典的三大梦想，是“起大厝、娶雅亩、修祠堂”，向被视为俗不可耐之事，总在网上供人群嘲，实际上那些最高雅最有品味的中国文化人们，精神状态又是如何的呢，我看应该还不如，至少我辈潮汕乡下男人俗得很坦然，而且从不以斯文人自居，怎么俗怎么来，不会藏着掖着，更不至于敢让公家这么破费。想乡前辈饶宗颐先生，生前那么好热闹，四处这么搞法，我其实已经颇看不起了，觉得做学问搞艺术参禅悟道一辈子，到头来终究还回到“起大厝、修祠堂，争牌位”这个俗世原点，滤镜落地就碎，连他著作都疑虑起来。昨晚看到金耀基老先生也是如此“奔竞夤缘”，我确实也是很意外的，总觉得以他的人生境界，何以至此啊，没想到也功夫退转、境界跌落如斯。
想起当代“学界苦行僧”徐梵澄生前讲过的一个圈内“笑话”。徐说，季羡林曾当面对着他吐槽，那金克木真是俗不可耐啊，尽写些哗众取宠的文章博声誉；结果呢，数年之年，徐梵澄惊奇地发现，季自己也开始写这类“俗不可耐”的文章，而且劲头比之金克木还更猛。在徐的视角看，这些“国学大师”“文坛泰斗”过去未必不淡泊用功，可在晚年一旦发现了“俗文”“俗事”的妙用，就会特别热衷，甚至心性陡变，一个个都在抢着来，似乎都害怕名闻利养“姗姗其来迟”。揣其意，对于这种现象，他似乎也有所理解，一是“慧业文人名心难化”，二是“老来多寂寞”，总要找点什么证明自己多牛，但到底又是当笑话去齿冷的。恶趣味想一想也是好玩，要是老徐老季老金们能多活一些年，真正来一番“活久见”，看到眼下圈内“生祠”建造盛况，纷纷然“大狗爬墙，小狗看样”，到底会是什么感受呢？写到这，我又无端想起严复的一句名言来，“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2026.6.27午间，敲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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