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唯有一对父子在同一时期分别担任礼部尚书和工部尚书，这样的情况历史上罕见吗？
康熙四十八年冬，户部档案清点时，一名值守官员无意间指着旧名册嘟囔：“咦，同一行里怎么写着两个王大人？”同僚抬头接话：“父子同栏，还都是尚书，可真少见！”一句闲谈，把人们的目光重新拉回半个世纪前那个特别的任命。
清初立下的“亲亲得谨，疑官必避”原则，本是为堵住裙带之弊。兄弟、父子如同仕，须分衙门、避同寅，否则即构成违制。可顺治朝，却偏偏出现了宛平王氏父子——王崇简礼部掌印，王熙主理工部，名字并排立在六部班次里，成为官场里的稀罕事。
探源得知，故事还要从崇祯十六年说起。那年春闱，三十出头的王崇简高擢进士，揣着策论走出文渊殿时，京师已暗潮汹涌。翌年闯军入关、明亡，他携家口南走金陵，靠抄书授徒度日。有人劝他赴南明效力，他却轻叹：“江山易姓，忠孝岂能两全？且容我观望。”十年山居，书声半是蚊雷，半是心事。
清军入主中原后，顺治帝急需懂大明制度的人。摄政王多尔衮点出“京畿旧家王某，可召”。就这样，王崇简被请进北京，先入秘书院，接着迁翰林，再到弘文院侍讲学士。学问扎实，行事圆融，举朝都说这位新臣“不带故国旧气，兼全书生雅致”。顺治十二年，他获授礼部尚书，未满五旬，已位列卿班。
这边父亲在紫禁城外青石甬道间踱步，那边儿子正握着笔杆子向着金銮殿迈进。王熙自小聪敏，顺治四年高中进士时才二十出头。以翰林庶吉士起家后，几乎年年考察第一。一次校书奏捷，顺治帝抚案而叹：“文思若泉，王家书香果然胜我八旗。”随侍内廷时，皇帝口述诏书，他略一沉吟便挥笔成篇。侍从们小声感慨：“真是将相胄胤，筋骨都透书卷气。”王熙听罢，只抱拳笑笑。
顺治十五年，人事清谈四起：儿子升国史院学士，吏部奏请加尚书衔；可父亲已是礼部首长，若子承工部或兵部，是否合规？大学士苏克萨哈话音低沉：“只要分司不同，未尝不可，陛下亦可借此安收汉士之心。”于是诏令下达：王熙以工部尚书行走，留国史院掌修实录。自此，朝会上两顶红宝石顶戴中的父子，成为紫禁城里最津津乐道的风景。
有意思的是，王家两代人的命运并未因荣耀而停滞。顺治十八年，帝疾笃。临终前夜，他召王熙入养心殿，低声嘱托：“朕身后事，烦卿笔下安之。”那份遗诏，不仅标记了帝国权力的平稳交接，也推高了王熙在新君心中的分量。康熙十一年，年仅四十来岁的他，已身兼工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跻身决策核心。
在王熙如日中天时，王崇简已垂垂老矣。康熙皇帝念其劳绩，多次遣太医问安。七十二岁那年，老尚书离世，诏赐“文贞”谥号。百官送丧，闻者感叹：一门双尚书，且父子皆得“文”谥，真真前所未有。几年后，王熙病逝，享年六十七，康熙特派皇长子胤禔赴丧所行三跪九叩之礼，追赠太傅，谥号“文靖”。礼部官员低声议论：“皇子下跪，可见殊荣之极。”
缘何能破格同朝为卿？制度与政治需求在此交汇。清初六部尚书虽地位尊崇，却因内阁、南书房、军机处尚未定型，与大学士权力犬牙交错；再加之八旗勋贵多掌军政，汉臣在文化典礼与工务财赋上更易施展。王氏父子一文一工，恰补满洲贵胄所不擅之处，又互不隶属，于是回避条款得以“技术性”规避。换句话说，体系僵硬，现实却灵活。
史册检索，多见父子递补、兄弟相继，唯独极少出现“并肩封疆”。嘉庆年间的大学士刘权宇父子，终究差了半级；而雍正朝张廷玉虽然鼎盛，却无须与父并列。由此可见，王崇简、王熙的双尚书，确实是目前所见唯一。
不得不说，这对来自宛平的书香门第，既凭学行，也踩中了时代的鼓点。易代之初，汉臣的墨香与礼仪，正好弥补了满洲政权的文化短板；而清廷的疆域构建与水利军器，又急需熟谙工部事务的能臣。王熙撰诏、主持工役，王崇简主掌祭祀礼制、朝章典册，两条线并行，成为帝国汉臣参与国家重构的一个缩影。
后人登太常寺旧址，仍能见到王氏父子灵位相邻。碑阴刻着一行小字：“同朝两尚书，父子千古稀。”史官未言其一生荣华，却把焦点落在制度与时代的交汇处。毕竟，在那场漫长的历史转轨里，个人得失终会散去，留下的是权力与文化彼此调适的小小注脚。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