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科药业万昭奎：从有向优，以口服小分子开启中国自免药全球竞争新格局|万昭奎|免疫|凌科药业|制剂|新适应症|自免药

自身免疫疾病，有些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它们很少直接致命，却常常伴随患者一生，带来持续的疼痛、皮肤损伤、关节变形和生活质量的断崖式下降。全球范围内，自免疾病的市场规模仅次于肿瘤，患者数以亿计。

长期以来，这类疾病大多使用非甾体抗炎药和激素类药物治疗。但激素类药物药效有限、副作用多，后期出现的生物制剂患者依从性差，生产成本较高，生产、运输、管理上有诸多不便之处。

万昭奎博士希望为患者提供更多选择。8年前，他创办凌科药业，坚持开发高选择性的口服小分子自免药，希望用差异化创新惠及全球患者。他的团队不仅关注创新药能否做成，更关注药物是否在疗效、安全性和患者的体验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状态。

从首个产品泽普昔替尼开始，凌科就明确以“Best-in-class”为目标。在近期的欧洲风湿病学大会EULAR 2026上，该产品在类风湿关节炎III期研究中的终点数据对外公布，所有的药效主要终点和次终点均较安慰剂组具有显著的提高，其中深度缓解参数表现更为优异。

在第二代选择性JAK抑制剂领域，凌科处于国内第二代和下一代JAK抑制剂研发的领先梯队。从有向优，从本土走向全球。万昭奎相信，口服小分子自免药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

今年4月，凌科药业荣获“2026福布斯中国行业发展领创者评选”的“领军企业”奖项。我们特邀万昭奎博士围绕自免疾病治疗趋势、JAK抑制剂赛道竞争格局及凌科药业的差异化布局等话题展开分享，畅谈中国创新药如何走向全球竞争。以下是本次对话的主要内容（经编辑整理）：

为什么凌科坚持做口服自免药？公司的研发成果能为行业带来哪些价值？

万昭奎：在全球范围内，免疫疾病的患者数量是第二多，仅次于肿瘤。比如，2025年，类风湿性关节炎全球大概有4,000多万患者，中国中至重度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人数约为490万。强直性脊柱炎全球约3,400万，中国中至重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人数约310万。特应性皮炎就更多了，全球大概7亿患者，中国特应性皮炎患者人数超7000万，其中中至重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约2000万，轻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约5300万。随着科学认知提高、诊断水平提高，目前已知的自免疾病种类大概有100多种。

自身免疫疾病在临床治疗上有很多痛点。以类风湿性关节炎为例，最早大多使用非甾体抗炎药和激素类药物。激素类药物的药效有限，而且副作用多，比如影响生长因子，容易产生抗药性。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一些单克隆抗体的生物制剂，譬如阿达木单抗，开始出现，近20年来基本上成为了很多疾病的主流药物。但是生物制剂基本上都要做注射，在部分患者中存在给药便利性和长期依从性以及耐药等方面的挑战。生产成本也高，生产、运输、管理等有很多不便之处。

我20年前进入行业之后就学到这一点：凡是有大分子的疾病，我们都希望用小分子来替代它，因为口服依从性高，而且后来发现像JAK抑制剂这类药物起效也快。凌科的领先产品泽普昔替尼在临床研究中展现出快速起效的特点，在特应性皮炎和风湿性关节炎等适应症的临床研究中，我们观察到一两周内患者的各项指标就有统计意义的显著提高，特应性皮炎患者在24小时内就感受到瘙痒明显改善。

根据公司已经在EULAR（欧洲风湿病协会年会）公开的数据以及口头报告，泽普昔替尼III期研究共纳入430例中重度且对生物制剂响应不佳或不耐受的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患者。12周时ACR20应答率即达74.0%，ACR50达41.4%；至24周时，ACR20进一步提升至79.1%，ACR50达55.8%，代表深度缓解的ACR70达34.4%，低疾病活动度（DAS28-CRP≤3.2）达标率为67.0%，所有终点均显著优于安慰剂（P<0.0001）。在安全性方面，泽普昔替尼耐总体受性良好，观察到的严重不良事件与安慰剂相当。

北京协和医院白炜教授在EULAR讲解凌科药业产品

如果我们能替代这些需要注射的生物制剂，给患者提供一个更好的方案，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而且是一个长期有巨大需求的事业。这是我们立志进入免疫制药领域的初衷。

凌科希望用差异化创新惠及全球患者。我们不仅关注创新药能否做出来，更关注这些药物是否在疗效、安全性和患者的体验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状态。我们的现有早期管线聚焦在JAK-STAT通道上，开发了多个具有明显差异化的创新药物，包括高选择性JAK1抑制剂泽普昔替尼（LNK01001），组织限制性软JAK抑制剂（LNK01004），还有能够穿越血脑屏障的入脑药物，TYK2抑制剂（LNK01006），这些项目体现了公司具有灵活和专业的技术来针对不同适应症，并且体现了公司在药物设计方面的研发能力。我们希望加入中国的创新药浪潮之中，从有向优，从本土市场走向全球竞争。

肿瘤领域的药企通常追求治愈，自免领域的制药企业是不是更专注于减轻患者痛苦？

万昭奎：自免也想治愈，最终目标是一样的。肿瘤药物的有效性常常用生存期来衡量，最看重的是延长生存时间。自免适应症则需要对药物的药效和安全性同时考量。

而在自免领域，如果能治愈患者当然是最理想的。但现实情况是，免疫疾病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研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些自身免疫病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患者要长期用药。所以自免药物不仅要有良好的药效，同时要有非常好的安全性。

你看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现在控制得很好，患者因为这些疾病死亡或者健康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已经非常少了。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把自免疾病也做到这样，让它变成真正可控的慢性病，同时极大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凌科成立于2017年，彼时是国内创新药政策红利的高峰期，在您看来，这些年中国创新药面临的整体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行业的竞争逻辑有哪些变化？

万昭奎：我们是2017年底注册的公司，2018年初开始真正运营。从2017年开始，中国新药研发进入了加速期。那时候资本充裕，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很多鼓励政策。行业的核心逻辑就是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只要方向正确、研发和临床开展顺利，基本上都能有较高的几率得到资本的支持。凌科很荣幸，成为了早期验证政策和资本红利的一分子。

这几年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我认为国家的政策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从医保谈判到新药定价，从过去一直依赖仿制药到现在鼓励创新药，中国都做得非常好，这些都会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也提升了中国新药研发在全球的地位。我要给国家、给监管部门药监局（NMPA）、给CDE（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即“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点赞。

但资本市场就不太一样了。近年来行业融资环境发生变化，资本市场更加关注企业的创新质量、临床价值和全球化能力。市场有自己的周期，同时国内IPO政策调整，导致融资变难。投资人现在关注的焦点也不一样了：到了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他们更关注你的方向、执行力、对政策的把握，看临床数据、全球化能力、商业化能力。

所以，我们这个行业正在从资本驱动转向真正的能力竞争，大家开始看你是不是Best-in-class。我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仿制药做到Me-better（改良型新药），再做到Best-in-class（同类最优）、First-in-class（首创新药），这是符合行业发展规律的。因为国家和行业允许我们这么做，才有了今天相对成熟的大环境。并且，现在监管和国家政策正全面国际化，强调差异化和临床价值，这对创新药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再拿过去的标准来做了。

中国创新药企业已经真正进入了全球竞争的阶段。我们不仅要满足国内监管和市场的需求，还要适应国际研发、国际临床的标准，具备商务拓展和国际合作的能力。

凌科如何推动产品的商业化落地？

万昭奎：从严格意义上讲，商业化不是从产品获批才开始的，而是从研发之初就要明确定位。凌科在临床前药物发现阶段就会做好产品画像：这个产品大概是什么样的，要解决什么问题，并且对临床策略要有清晰的认知和目标。我们的核心任务是保证质量，做出有国际竞争力的临床数据，同时要有比较快的执行速度。执行力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评判标准，具体体现在加快产品注册和临床研究进程上。

具体到商业化措施，我们已经给出了答案。我们的核心产品泽普昔替尼（LNK01001），在三个适应症上都已进入或完成了III期临床。其中，特应性皮炎的上市申请，今年4月初已经被CDE受理了。类风湿性关节炎76周的三期实验将会在近期完成，强直性脊柱炎的III期入组也马上要完成了。在第二代选择性JAK1抑制剂这个领域，我们处于国内的领先梯队。

2022年，凌科与先声药业达成了合作，由他们负责我们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药品在大中华区的销售权。实际上这个协议从2021年就开始谈了，当时我们的II期临床才刚刚启动。先声药业通过非常审慎的评估，认可了我们的产品有Best in class的潜力，所以他们在那个时间点就做出了合作的决心。先声药业具有雄厚的市场化经验，和他们的合作给了我们商业化的基础和信心。

当时很多Biotech都想自己做商业化。但我们认真考虑了一下，如果等产品快要上市了再建立销售团队，要花很多钱，而且在产品获批之前总有风险，这是小公司难以承受的。同时，碰到先声这样的合作伙伴非常不容易——他们在类风关领域的全国销售布局做的非常好。由他们来做，销售放量的速度会比我们自己做快很多，能把好产品尽快送到患者手上。

所以，凌科的商业化布局在Biotech里面是比较早的，模式也比较创新。海外方面，去年年底我们和Formation Bio达成了独家开发与许可协议。总的来说，我们在商业化上都是争取提前布局、提前落实的。

现在布局JAK抑制剂的外企和本土药企越来越多，凌科有哪些独特的竞争优势？

万昭奎：凌科做的是第二代选择性JAK抑制剂。全球范围内，代表性的第二代JAK抑制剂乌帕替尼，去年总销售额已经达到80多亿美元。国内恒瑞也获批了一个。这个赛道确实卷，但我们是相对跑在前面的，今年上半年已经递交了特应性皮炎的上市申请。

我们不怕卷，怕的是不够好。我们团队在JAK领域有长期积累。十几年前，我在辉瑞工作期间曾参与JAK1/TYK2双靶点抑制剂brepocitinib的设计与研发；我们的联合创始人Michael Vazquez也曾在辉瑞参与推动JAK抑制剂abrocitinib从临床前研究进入临床阶段。

这些经历让我们对JAK通路的药物研发有着更深入的理解，也帮助我们在新一代产品设计上不断优化和创新。泽普昔替尼凝聚了团队多年的研发经验和对临床需求的理解。从目前获得的临床数据来看，我们看到了非常令人鼓舞的结果，也更加坚定了将其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创新药物的信心。

泽普昔替尼（LNK01001）是一款高选择性的JAK1抑制剂，在全球范围内的后期临床产品中，具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化学结构。我们的RA Ⅲ期的数据发表后，有海外媒体(FierceBio)在几小时内就做了报道，把我们的数据和乌帕替尼的实验数据进行交叉比照。结果显示，泽普昔替尼展现出具有竞争力的疗效和良好的安全性特征。而且，我们的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跟安慰剂相当。最近欧洲风湿协会年会上，我们很高兴在国际舞台上对该产品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三期顶线数据进行了口头报告，LNK01001连续给药24周的关键疗效评价终点都成功达到，而且深度缓解参数也很漂亮。凌科注重新颖性、药效和安全性平衡的理念，都得到了验证。

而且我们不止LNK01001这一个产品。我们前面提到的LNK01004，是一个皮肤限制性的JAK抑制剂。很多免疫性疾病是局灶的——关节炎在关节里，肠炎在肠道里，皮肤病在皮肤里。如果我们能把药物只送到致病的组织和器官里起效，同时避免它进入血液被带到全身，就能大幅减少系统性免疫抑制带来的副作用。LNK01004做的就是这件事：把药物送到皮肤的真皮和表皮，血液暴露量极少。这个产品目前已经在具有较大体表面积 (BSA: 5 – 35%)、中重度的特应性皮炎的患者身上获得的临床结果显示出积极疗效信号和良好的安全性特征。我们非常荣幸在II期临床中验证成功了。根据我们的信息，业界尚未有其他成功案例。

我认为，凌科有机会在国内和国际上参与竞争，真正给患者提供一些不一样的选择。

未来3到5年，中国乃至全球自免药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样的？

万昭奎：自免是这几年生物医药研发很火的一个赛道。我从入行第一天就被教导：口服药永远是患者的第一选择。优势很明显：有些患者不愿意打针，也害怕打针。而且通常生物制剂常常起效较慢。比如有些生物制剂需要4到6周才开始有显著性疗效，而我们的LNK01001临床研究中展示出起效快的特点，部分关键疗效指标在较早时间点即可观察到改善。两周之内，很多关键性参数都有显著提高。尤其在特应性皮炎里，患者用药24小时内，瘙痒就有显著改善。还有一个关键点，小分子的半衰期通常只有几小时，多数停药后副反应可能就消失或减轻了。所以我认为，口服小分子会持续保有它的地位。

第二个，自免疾病的病人要长期用药。所以我们追求药效和安全性平衡的方向不会改变。监管机构对自免药物长期安全性的要求会越来越严格。如果自免药为了追求药效而用最大剂量来达到最大药效的设计，那是不合理的。譬如在JAK抑制剂领域，如果选择性不好，抑制JAK2可能产生血液副反应。所以监管机构看的不仅仅是药效尽量最大化，而是需要疗效与安全性的最佳平衡。我们很高兴我们的产品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我们会继续坚持这个策略。

还有一点，国际化和精准化的分层会越来越多。现在技术提高了，药物靶点增多，研发水平也提高，对疾病的认知和治疗会更加精准。

另外，中国的企业也会越来越多地加入自免药研发领域。我们创业的时候，做小分子免疫抑制剂的公司非常少，现在开始多起来了。一方面是市场需求变大，另一方面是中国新药研发水平整体提高了。我觉得这个领域将来还是非常可观的。

您对凌科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期望？

万昭奎：我们的初衷没有变，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门槛太低的东西，不需要创新企业来做。创新本身就是一件需要长期坚持的事业，要耐得住寂寞，也要接受挫折，抵御技术的不确定性、资本市场的波动和研发过程中的各种挑战。

不管外部环境怎么变化，我们最终还是要以患者为中心，做出有差异化、有创新的东西，让患者受益。我们不会追逐热点，而是聚焦真正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我们也不会盲目追求速度，虽然我们的速度并不慢，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夯实每一个环节。我们追求的不是短期回报，而是持续的积累和创新能力。

我相信，在中国大环境越来越好的情况下，中国新药行业，包括凌科，一定有机会创造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