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先生的“舍”与“得” | 杨焄|叶圣陶|外国文学|文心雕龙|文集|王运熙

今年是王运熙先生（1926.6.29—2014.2.8）诞辰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古典文学专家，上海古籍出版社不久前刚刚将他与顾易生先生合作主编而经过后续校订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改版付梓，最近又推出增订版五卷本《王运熙文集》。承蒙王先生的信任，我在十多年前就参与过文集的整理编校，所以此次也得以协助编辑审订了部分校样，有幸先睹为快。

这次文集重印，最引人瞩目的是新增了一辑“小说创作与新文学批评”，共收录了王先生早年发表的六篇小说和晚年撰写的一篇现代文学专论，从而更完整、更细致地呈现了他数十年间笔耕不辍的求索历程。

王运熙先生年少时兴趣广泛，早在中学期间，“业余浏览了若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的译本，最喜欢读的是鲁迅、茅盾、叶圣陶、莫泊桑、柴霍甫的小说”；稍后他还反复揣摩过鲁迅、叶圣陶等人的行文风格，“写了十来篇描写故乡人物和风光的短篇小说，多数发表在上海的《时代日报》副刊上”（《王运熙自述》，收入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六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成为其毕生文字生涯的起点。因此他原本就有计划在文集中收入部分早年的文学创作，为此还搜集过一些旧稿。不料文集编选工作才开始不久，他就意外遭遇车祸，住院接受治疗。此后我遵照他提供的线索，从各类报纸、杂志、书籍中陆续翻检出尚未结集的论文，依照性质分别归入文集各卷；可是那些文学创作均以各种笔名发表，由于年代太过久远，他本人的记忆也有些模糊不清，为了避免误收，只能暂时搁置。当时大家都觉得待他康复以后再着手慢慢整理不迟，却没有想到病情时有起伏而日渐严重。其后两年多时间内，他一直缠绵病榻，再也没能回到家中那间狭小逼仄的书房。王先生的哲嗣宏图老师也曾返回家中仔细搜寻过这批作品，却因为茫无头绪，始终毫无所获。最终王先生在病床上不无遗憾地决定，文集中暂不收录早年的文学创作，而当时已经搜集到的一篇《鲁迅小说艺术向域外小说的吸取》，考虑到和其他古典文学研究论著性质迥异，一时难以依类归并，也不得不忍痛割爱。

如今将这些先后搜求到的小说和论文裒为一编，尽管可能仍然多有阙漏，但已经揭示出王先生在新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内鲜为人知的一面。目前汇集的这六篇小说都发表于1946年2月至10月期间，虽然他当年还只是一名年轻的在校大学生，却充分展现了蓬勃健旺的创作力。覆按这些作品的内容，大都聚焦于昔日江南乡镇的生活日常：困顿无助的乡民、奸猾凶狠的官员、仗势欺人的豪绅、麻木堕落的青年……无论题材还是风格，都与他偏爱的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人相似。其中有一篇《静夜》，讲述寡母为了救治重病的儿子，由四处奔走盲目求助直至最后痛苦绝望的整个过程，在令人压抑窒息的笔调中，尤能窥见效法鲁迅小说名篇《药》的痕迹。在这些小说后另附有那篇《鲁迅小说艺术向域外小说的吸取》，王先生在文中钩沉比勘各类史料，逐一辨析了包括《药》在内的六篇小说与果戈理、安特来夫、显克微支、契里珂夫、谛普虐克、莫泊桑等外国作家作品之间的密切关联，再次印证了他对鲁迅的创作确实非常熟稔。我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知之甚浅，无从评判这篇论文的学术价值究竟如何。可供参酌的是郜元宝教授编选过一本《敢遣春温上笔端——复旦师生论鲁迅》（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在第一编“鲁迅与世界文学”中就选录了这篇论文，可知王先生偶一为之的跨界研究还是能够得到圈内人的充分认可。

这篇论文尽管发表于2000年4月，但我确信文中基本观点的形成乃至文献资料的积累，实际上都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也就是王先生肆意泛览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青年时期。原因是他在引录那些外国文学作品时，居然没有一种采用时下通行的译本，以致我在逐条校核时还颇费周折。比如显克微支的小说《炭画》，他援引的是周作人的文言译本（北新书局，1926年）。可是周氏对这个译本并不太满意，在五十年代初又改用白话重新译过（收入施蛰存、周启明译《显克微支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另如莫泊桑的《绳子》，他依据的是李青崖所译《苡威荻集》（北新书局，1929年）。李氏译本此后也屡经修订润色，在《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中收录的译文，与初译本相较就大相径庭。王先生在撰写这篇论文时所使用的这些充满尘封气息的译本，必然是他早年耽读外国文学作品期间陆续购藏所得。

通过这些小说和论文，不难觉察到王先生年轻时在新文学领域所倾注的大量精力，而在小说创作方面也可谓崭露头角，然而令人深感意外的是，大学毕业后不久，他竟然毫无征兆地彻底放弃了在这方面继续深入发展的想法。据他晚年讲述，当初做出这样的抉择，是因为自己觉得“生活经验不丰富，说故事的才能也不强，写得不深刻”，于是果断决定从此“专心搞研究”，早年的文学梦“就辍不复为了”（《王运熙自述》）。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虽然轻描淡写，可是设身处地体会一番，就会明白他的这一决定绝非等闲易事。正如古人所说那样，“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第三十三章），一个人在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时候，还能够保持理智，反躬自省，对自身的才性和禀赋有实事求是的估量，并使其得到充分合宜的舒展，是需要有大智慧和大勇气的。王先生体格孱弱，性情和顺，但每每在关键时刻，都会彰显出这种充满清醒和坚韧的果决。在精力最为充沛的壮年时期，为了不说违背本意的话，他可以在漫长的十年内一直保持沉默。晚年随着学术地位的不断提高，各种活动邀约纷至沓来，可他对觥筹交错的社交毫无兴趣，一概拒绝，宁可独守书斋，沉思冥想。沿波讨源，从中都可以看到他自年轻时就有的那份当机立断。

从痴迷文学创作毅然转向潜心学术研究以后，王运熙先生在汉魏六朝隋唐五代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领域中做出了卓绝的贡献，足见年轻时所做的大胆决定并非草率孟浪之举。值得注意的是，他此前的所“舍”与其后的所“得”倒也并非判然殊途，其间或许还存在着一些微妙而隐秘的关联。那些文学创作时感性细腻的独特体验，有时也促成了学术研究中考察对象的设定甚至核心观念的确立。王先生是上海金山人，毕生乡音不改，在小说创作时笔下也常常驱遣各类方言词汇。在审订校样时我就开玩笑地提醒编辑，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看不懂就率尔改动原文。其实稍稍探究一下这些特殊语汇的涵义，是能够感受到作品所蕴含的那种生动鲜活的别样风致的。在放弃小说创作后，王先生最初致力于六朝乐府研究，对江南民歌的语言风貌也很感兴趣。他写过一篇《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收入《六朝乐府与民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钩稽了大量例证，研讨过谐音双关的有趣现象。这篇论文后来收入《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时，又新增了不少例证，使论述愈加翔实齐备，可见他对这类富有地域特色的方言俗语一直保持着相当浓厚的兴趣。王先生后来专注于《文心雕龙》研究，在这个看似难有新意可陈的领域同样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突破。与其他现代学者几乎众口一词地尊奉该书为文学理论经典不同，他坚持主张其性质应该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而不是文学概论一类书籍”（《〈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收入《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如此论断看似贬低了《文心雕龙》在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实则恰如其分地阐明了刘勰“言为文之用心”（《文心雕龙·序志》）的撰著初衷。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反复研读全书、细致推求本旨外，想来与他有过实际的创作体验，因而尤能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恐怕也大有关系。年少时独特的经历和感悟，即使在成年之后日渐隐退，乃至消磨殆尽，但在特定契机的触动和诱引下，依然会以一种婉曲的方式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