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ota lingua per simplicem hominem Hildegardem prolata。”——这句话的意思是：“一种由一个叫希尔德加德的普通人带来的未知语言。”这句十二世纪的拉丁文手稿，记录了一个至今看来都极为奇特的创造：一位德国修女，编织了一千多个全新的词汇，涵盖了精神、人类与自然的所有领域。她称之为Lingua Ignota，我们可能更熟悉它的身份——世界上第一种人造语言。
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本笃会女院长会做这件事？希尔德加德·冯·宾根绝不是她自己谦称的“可怜的小妇人形象”。她是见异象的先知、诗人、作曲家、修道院领袖，甚至为国王和教皇提供咨询。她懂植物学、动物学、医学、绘画和建筑。说白了，她像个把所有领域的说明书都翻了个遍的人，最后觉得还缺点什么——于是决定自己造一门语言来填补那个空格。这在今天看来，就像一个人因为找不到完美的手账本，索性连造纸术和装订都一并发明出来。但她的野心更大：她要让这门语言承载从神灵到草药的整个宇宙。
希尔德加德之后，这条暗线几乎蛰伏了八百年，然后在一位牛津的盎格鲁-撒克逊语文学家手上猛然复苏。J. R. R. 托尔金白天研究古英语，晚上则在纸片上编织昆雅语、辛达林语和凯兹杜尔语。他后来承认，写《霍比特人》和《魔戒》，不过是为了给这些秘密的文字和语法安置一个能用得上的世界。他管这个执念叫“秘密的恶习”——听起来像某种略带羞耻感的上瘾。而持有这份恶习的远不止他一个：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塞进了“新话”，安东尼·伯吉斯为《发条橙》发明了纳查奇语，厄休拉·勒古恩则替《总是回家》设计了完整的凯什语，附赠诗歌和音乐。他们的行为模式很相似：先在脑海里长出一个新的语言系统，然后像搭脚手架一样，给它配齐故事、文化甚至地貌。
这条脉络再往后延伸，就渗入了我们更熟悉的流行作品。马克·奥克兰德为《星际迷航》创造了令铁杆粉痴迷、也让旁观者揶揄的克林贡语；保罗·弗罗默则给了《阿凡达》的纳美人一种可说的纳威语；再到戴维·彼得森，他为《权力的游戏》打造了多斯拉克语和高等瓦雷利亚语。这时候，一个疑惑悄悄浮了上来：眼下地球上每两周就有一门自然语言悄然熄灭，我们为什么还在凭空搭建新的巴别塔？
人类学家韦德·戴维斯在《寻路者》中留下过一个比喻：“每一种语言都是心灵上的一片原始森林，是思想的流域，是精神可能的生态系统。”一种语言的死亡，无异于一个世界的灭灯，静默到无人听见。但如果把镜头拉远，你会发现语言也在不断新生，生物演化和语言演化常常共享相似的呼吸节律。或许，语言创造本就是这循环里必要且多产的一环——一种试图理解他人、也被他人理解的人类冲动。至于人造语言到底能不能拥有自然语言那种被时间、血肉和文学反复浇灌出的厚度，翁贝托·艾柯在《追寻完美语言》里抛出一个线索：当中世纪西西里宫廷的诗人们开始用本地俗语写作，当斯拉夫游吟歌手唱起《伊戈尔王之歌》，那些当时的“新造语言”，后来不也长成了民族记忆的脊梁？人造与自然的边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模糊得多——就像森林里倒下的大树旁，总有新的菌丝已经开始悄悄蔓延。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