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杜凤治第一次到广东广宁当知县。
他是浙江绍兴人，举人出身，候补了十多年，五十二岁才拿到这个实缺，属实不容易。
但毕竟当上官了，高兴。他从绍兴走到广宁，明明赶了三个月的路，却一点都不觉着累。直到来了县衙，摊开账本，他才一下子傻了。
原因很简单，征税任务太重了。
更让他头疼的，是这里的人。
他在日记里写了一句："广东风气，凡遇官到一村，老幼皆逃避去。"
官员下乡，老百姓全跑了。为什么跑？
因为官员下乡，通常意味着收粮、烧房、抓人、勒索。随从的书吏、差役、勇丁，更会趁机滋扰，顺手牵羊。
这不是广东独有的毛病。可在广东，这个毛病特别严重。
杜凤治很快发现，广东跟他在浙江、安徽见过的官场，完全是两个世界。
最大的不同是士绅多，多到什么程度呢？
全国每次乡试，举人名额1500人。大清1500多个州县，每县或者的举人平均也就七八个。即便加上秀才，一个县的士绅，也就几十人。
可在广东，这个数字翻了十几倍。
满清一直有卖官的优良传统，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洪兵起事，清廷需要钱，就把捐纳的大门开得更大了。
捐纳，说白了就是花钱买功名。 比如监生，明码标价108两。
可到了广东，因为地方富裕，这卖官生意干脆搞起了打折大促销 。
十几两就能捐个监生，四两银子，买个从九品职衔。
四两什么概念？
一个长工半年工钱。按现在的收入来算，相当于5万块就能买个官身，还有人代资格，你就说心不心动吧。
杜凤治在日记里吐槽："近年功令宽，十余金即捐一监生，故不成器人皆充绅士。况红匪闹后六七品功牌亦多，亦自以为绅士。即不然，年至六十外即自称'老民'，官前充耆民矣。"
只要愿意花钱，都能当绅士，自然就士绅泛滥了。
杜凤治去四会县沙塘勘查坟地纠纷，当地绅士来迎接的就有快30个士绅。去罗定州太平墟催征，当地绅士14人来见。去合水墟，绅士12人来见。
一个乡镇，一二十个绅士小意思。
别的省一个县的绅士，广东一个镇就有了。
什么东西都一样，数量多了就不值钱。
杜凤治在金鸡墟见到一个生员陈家驺，"看甚寒酸，年四十余，以教读为生，着一蓝衫而穿一双方头靴，旧敝不堪，不知何朝物……不知何处借来，或向戏班借来亦未可知。"
在平塘墟见到几个监生，穿着俭陋，"大抵皆耕田者"。老年监生陈其进说自己租种四五亩田，"除缴租外不敷一年口食，尚须为人助工糊口也。"
租四五亩田，还得帮人打短工糊口，也是"绅士"。
士绅多了不值钱，可花钱买了功名，总得把本钱捞回来。
怎么捞？什么来钱干什么！
买官就当是考了个律师资格证，只要给点钱，什么事都帮你干。
所以两广总督瑞麟对杜凤治说："广东绅士不爱脸，见利忘义。"
署理按察使蒋超伯也说："广东风俗重利无耻，即正途科举绅士亦不能免，为地方官亦正是难。"
杜凤治自己在广宁当知县时评价："广宁绅士，无论举人进士，只要有人送与数钱银，便为出力。"
很快，广东的风气就变了，核心就一条：
有钱，就是爷。
爷，就是绅士。
绅士，就得搞钱。
典型的就是广宁举人陈应星，杜凤治记他"当秀才时品向不端，中（举）后无事不管，无钱不要"，"一寒士不三年富矣"。
一个穷秀才，中了举人，不到三年就富了。怎么富的？无事不管，无钱不要。
拔贡何瑞图，方志说他"饶智略，兼善青囊之术"，咸丰四年洪兵起事时率领乡勇收复县城。可杜凤治在他姓名旁加注："讼棍，时时上控。"
专门帮人打官司，甚至到处拱火，为的就是搞钱。
还有生员周森、罗万钟这种，靠偷税捞钱，杜凤治称他们"坐地虎"。
"不敢远寸步，万不敢至城，倘至城，为官所得，要如何便如何，毫无能事矣！可笑人也！广宁绅富类如是也。"
欠粮是常态，因此不敢进城，怕被官抓了。广宁的绅富，大都这样。
杜凤治有一次大发感慨："本县束发侍宦楚南，壮岁游历吴、皖、齐、宋、燕、赵，羁京最久，天下土俗民风颇知梗概，未有见重货财、轻廉耻如此邦者也。"
从小在县衙混，壮年游历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北京。天下风俗民情大概都知道。没见过像广东这样重财货、轻廉耻的。
"不论为盗、为贼、为娼优、为卒隶，一经发财即造祠堂、捐顶戴，自谓殷户，自谓端人，自谓绅士，人亦断不追问其财之所由来与其身之所自出，见其富厚即以殷户、端人、绅士尊之。"
不管你是盗贼、娼优、卒隶，只要发财了，就造祠堂、捐顶戴，自称绅士。别人也不追问你的钱从哪来。见你有钱，就以绅士尊之。
广东的绅士大都如此，不问出身，不问德性，只问钱。
如果你以为只是风气不同，那就错了。广东士绅最厉害的，不是死要钱，是人家有枪。
不是一两杆枪，是成规模的武装。团练、勇丁、更练，几十到几百人。有的公局还有炮台、巡船，洋枪也装备上了。这不是打猎的民团，是地方上的私家军队。
有枪，就有权。公局可以缉捕盗匪，可以关押审讯，甚至可以直接判决。
1894年，顺德县陈村拿获拐妇一名，"公局绅董以此妇行拐未成免其死罪，决押令游刑"。游刑是什么？拖着游街示众，边走边打。一个拐卖妇女的案子，公局绅董直接判了。不用上报知县，不用走流程。
权力一旦放出去，就收不回来了。
枪只是硬实力的一半，另一半是宗族。不，应该说是因为有宗族才有的枪。
一个强势的士绅，背后往往是一个大宗族。比如番禺县沙湾仁让公局的局绅，他同时也是沙湾大姓何姓宗族"树本堂"的族绅。
反过来，如果没有宗族做后盾，即使任过高官，在乡里也说话不响。
同治十二年，杜凤治想拜会康国器，商议劝说西樵绅耆设局治理盗匪。康国器是谁？康有为的叔祖，原广西布政使、护理巡抚，妥妥的省级高官了。
可陈朴（安良局局绅）说："亦无益，设局先要措资，伊乡前曾办过，因是不成，今更难。且康系小姓，族微人少，乡人恐不为用也。"
康是小姓，族微人少，乡人不会听他的。
当过常务副省长，甚至代理省长，可还是说话不响。因为宗族太小。
很显然，在广东，光有功名不管用，有人有钱有枪才是王道。
杜凤治在广东当了十四年知县。从广宁到四会，从四会到南海，从南海到罗定。
他在日记里写了一句长叹："天下宦图未有如粤省之险也。"
天下宦途，没有比广东更险的，这是实话。
拿我前些天写过的遂溪案（可怕的粤西：知县办案，乡人挦尽其须，且令妇女褫裤溺入其口）来说。
当众殴打和关押知县，这种事放在江浙、北方省份想都不敢想。你想想，县委书记下乡调研，要被人这么搞，那不是造反么？
可广东人就敢，因为他们背后的士绅敢！
有这帮人兜底，村民才敢无法无天。
所以即便精明强干如杜凤治，他在日记里哀叹："何苦如此？所为何来？若回头有路，三百水田，决不干这九幽十八地狱营生也！"
这活是真不好干啊。
可他没回头路。只能学会不跟士绅硬碰硬。
比如举人陈应星为难他，他就去拉拢拔贡何瑞图，借力打力。遇到涉及士绅的案子时，他会先查清对方的背景和关系，见人下菜碟。
没办法，不这么干就得滚蛋！
所以才说，这活是真不好干。接杜凤治班的广宁知县饶继惠就是典型，他被陈应星耍的团团转，最后背锅走人。
杜凤治是有能力的，所以才得以在广东官场混了十几年，最后顺利走下牌桌。
但他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让人脊背发凉："粤省必为天下大乱之始。"
事实上，他不止一次写过类似的话。
因为他看到了广东的士绅有多强，看到了官府有多弱，看到了老百姓有多苦。他知道这个平衡迟早要破。
后来果然破了。革命之火从广东开始，最后推翻了清朝。
可推翻之后呢？
公局还在。士绅换了身衣服，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坐着。
杜凤治没等到那一天。他六十二岁辞官回乡，带走了四万五千两银子和四十本日记。
他走了，广东的规矩还在。士绅还在，公局还在，老百姓还在两头受气。
一个人学会了，没用。
一个人预言了，也没用。
后来真的翻天了。
但已经是另一代人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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