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励恒，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摘要：翦伯赞在中国史学史领域有深厚的修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发表了很有学术分量的史学史研究成果，尤其是对司马迁和刘知幾的研究，全面深刻。新中国成立后，翦伯赞重视史学史的学科建设，特别是担任高教部历史专业教材编选工作组组长期间，对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和外国史学史教材的编写多次组织讨论和指导。他的史学史思想，对史学史学科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翦伯赞；司马迁；刘知幾；学科建设；史学史思想
本文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26年 第3期
翦伯赞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之一，其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然而，学界对他在史学史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尚缺少专门的论述。事实上，翦伯赞不仅在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中国通史编撰等领域成就卓越，而且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方面，很早就有不凡的成果，体现出精深的学术造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在我国高等学校历史学的学科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之后，他担任高教部历史专业教材编选工作组组长，围绕史学史学科的意义、史学史教材的编写等发表了许多精彩的学术见解，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在百年史学史学科史上，翦伯赞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翦伯赞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白寿彝先生曾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史学史方面的贡献做了这样的评述：“范老的《通史简编》有不少论述史学的内容。侯外老的《中国思想通史》，有讲史学史的专章。翦老和其他的史学家写有关于史书和史家的专论。纪念司马迁那一年，关于司马迁的文章大量发表。当时，翦老提出来，可先编一部史学史参考资料，应教学上的急需。”的确，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熟，史学史学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中日益显现出来，其相关内容在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通史著作、专史著作中有丰富的体现。翦伯赞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
在全面抗战初期的1938年，翦伯赞就出版了他的名著《历史哲学教程》。其中《绪论》的第二部分是《历史科学之史的发展》，高屋建瓴地梳理出中外史学发展的脉络和表现，内容丰富，包括从远古时代产生文字，用文字记录生活和生活经验，到出现神学史观、玄学史观，再到近代史学、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真正的“历史科学”、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时的当代史学，涉及象形文字、中国的《易经》、甲骨文、《尚书》《诗经》《国语》《左传》，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家如司马迁、杜佑、郑樵、马端临，西方史学从希腊、罗马时代一直到整个中世纪，提到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维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翦伯赞指出：“把历史材料，加以科学的整理，以设定人类社会发展法则的最初尝试者在欧洲是由费柯（即维柯）开始的。”“在中国最初企图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历史的是梁启超。”“继梁启超而起者，有胡适、钱玄同。”他进而又说到顾颉刚、郭沫若，以及社会史论战时期的陶希圣、李季、王礼锡、胡秋原等，对吕振羽的研究作了肯定，说他“能比较灵活地运用史的唯物论的思想方法，以从事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意识形态之史的发展之阐明，并且开始用这种方法，把中国史来作系统的叙述”。《历史哲学教程》是一部偏重阐释历史理论的作品，其中的史学史部分不过是为构建历史理论服务的，且内容简略，但这些文字依然能够反映翦伯赞具有很高的史学史见识和开阔的史学史视野。
翦伯赞对司马迁、刘知幾、司马光都有专门的研究，其专题论文《论司马迁的历史学》《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论刘知幾的史学》《跋〈宋司马光通鉴稿〉》《为〈通鉴〉编写分工问题释疑》，均富有创新性，是研究司马迁、刘知幾、司马光的精品。
《论司马迁的历史学》撰写于1944年，发表于1945年6月，是一长篇论文，包括五部分，依次是：司马迁的传略、司马迁的历史方法一——纪传体的开创、司马迁的历史方法二——纪传体的活用、司马迁的历史批判——“太史公曰”、余论——史料的搜集编制及其历史观。论述全面，包括司马迁生平到《史记》的体裁体例、司马迁的史论、史料学、历史思想。他给予司马迁以极高的史学地位，说：“汉以前，写著历史，尚不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写著历史之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所谓历史学，在中国，是创始于天才的史学大师司马迁。”文章的最后，翦伯赞讴歌司马迁及其《史记》：“到今日，司马迁已死去两千多年，他的名字，和汉武帝的名字，同样的响亮。是知事业文章，各有千秋；又知权力之可得而摧残者，人之肉体；至于精神，则可以从血泊中，放出其光采。司马迁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如司马迁者，诚为中国史上倜傥非常的人物。”《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一文虽然没有前者分量重，但也文采飞扬，把司马迁的个性特点和《史记》的广泛影响写得酣畅淋漓，认为司马迁的名字和中国历史学是分不开的，由于他的天才的创造，中国的历史学才第一次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在两千年前，司马迁能开创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值得赞叹。他说司马迁具有远大的历史见识：“他的见识之远大，首先表现在他的眼光能够投射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即以世界规模研究中国历史。”“其次表现于他的眼光能够投射到历史上的社会的每一个侧面。”“最后而又是最重要的，是表现在他能把眼光投射到社会的每一个阶级。”“像这样天才的历史学家，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的。”他认为《史记》是一部富有灵魂的批判的历史著作。
翦伯赞的《论刘知幾的史学》也是一篇宏文，1945年9月发表于《中山文化季刊》，包括七部分：一、刘知幾的传略，二、刘知幾的著作、思想及其历史观，三、刘知幾论中国历史学各流派，四、刘知幾论纪传体的各部门，五、刘知幾论历史学方法，六、刘知幾论历史学文献，七、余论。众所周知，刘知幾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梁启超说：“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幾，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个人：一刘知幾，二郑樵，三章学诚”；“刘知幾是史官中出类拔萃的。”他著成一部讲求史法的《史通》，“史学之有人研究，从他始。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一个大雷，惊醒了多少迷梦，开了后来许多法门”。翦伯赞的一些论文，引用了不少梁启超的言论。他对刘知幾学术的重视，盖受梁启超影响。他的《论刘知幾的史学》是对《史通》的全面研究，既有对作者的论述，又有对该书内容的挖掘和归纳，令人不能不佩服其读书之细、用功之深。翦伯赞认为，刘知幾写《史通》的主要目的在于纠正过去中国史学方法的错误，故全书皆以批判的体裁作为写著的方法，而其论点则侧重于历史学方法。《史通》是对刘知幾以前的中国历史学做了一次总的清算工作，包括论历史学体裁、论历史学语言、论历史学编制、论历史学的标题、论历史学的断限、论历史学的叙事、论历史学的书法等等。刘知幾受王充学说的影响，不迷信圣经贤传，也不迷信灾祥符瑞。因此，他既有怀疑的精神，又有唯物的思想。
翦伯赞对中国史学史有贯通的认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史学家，了然于胸。他说：
自司马迁以后，历东汉、魏、晋、南北朝，讫于隋唐，其间历史学家接踵而起。如东汉之班固、刘珍、荀悦、蔡邕；晋之华峤、陈寿、孙盛、王隐；宋之范晔、徐爰；齐之沈约、裴子野；梁之箫子显、吴均；陈之谢昊、姚察；北魏之崔鸿；北齐之魏收；北周之柳虬；隋之魏澹、王邵、牛弘、王胄；唐之姚思廉、令狐德棻等；这些人，都是有名的史学家。他们或身为史官，职典纪载，或心存褒贬。私撰国书，其所著述，皆能独步于当代，擅名于后世。虽然，这些史学家的劳绩最多亦不过保存史料而已，对于历史学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明。自司马迁而后，讫于唐代，在历史学方法论上，有新的发明者，唯刘知幾一人而已。
翦伯赞认为刘知幾不但论史法，而且也重史义，《史通》“实为一部富有灵魂的历史著作。诚如刘知幾自己所云：‘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对这一点，翦伯赞明显高于章学诚。章学诚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事实上，刘知幾讲史法，并未忽视史义，史法是为其史义服务的。翦伯赞认为《史通》外篇的《疑古》，名曰“疑古”，实即讽今。他举例说，刘知幾看到“当武后之世，小人满朝，而武后尚以帝尧自居则天为号。于是他在《疑古篇》中引据《左传》尧时有四凶而不能去之传说，而曰：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列朝，善恶无分，贤愚共贯”。这个解读十分精辟，没有对刘知幾生平、个性和武则天朝政的透彻把握，是不可能产生如此有创意的见解的。对《史通》中的局限，翦伯赞也据实指出，如批评他有时持规律以绳事实，有时据事实以反规律。最后，翦伯赞以刘氏骈体文的口吻幽默地评论刘知幾道：“吾于刘知幾则曰：论大道，则先《论衡》而后《六经》；述史观，则反天命而正人事；疑古史，则黜尧、舜而宽桀、纣；辩是非，则贬周公而恕管、蔡；评文献，则疑《春秋》而申《左传》；叙体裁，则耻模拟而倡创造：此其所以为长也。但其论‘本纪’则贬项羽而尊吴、蜀；评‘世家’则退陈涉而进刘玄：此又其所以为短也。”翦伯赞对刘知幾的研究，资料充实，解析深刻，睿智而富文采，与此前何炳松、傅振伦、张其昀等研究刘知幾专家的成果相比，毫不逊色。翦伯赞写作该文，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肩负宣传抗战、统战等重要工作。在这种背景下，他把精力投入刘知幾及其《史通》的研究，反映了他学术研究的前瞻性。
此外，民国时期翦伯赞发表的其他文章，也运用了丰富的史学史知识。如《论中国史上的正统主义》《正在泛滥中之史学的反动倾向》等，虽然有一些政论的特点，不是纯粹的学术论文，却能够显示出翦伯赞深厚的史学史功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翦伯赞发表的《跋〈宋司马光通鉴稿〉》，从《通鉴稿》中的一段残片文字对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过程作了发掘和描述，并希望集体写书的作者从中得到借鉴。《为通鉴编写分工问题释疑》是以学术论辩的形式解决《资治通鉴》分工的学术谜团，也属于史学史的范畴。
要而言之，翦伯赞对中国史学史进行了切实的研究，成就是显著的。改革开放之初，吴泽先生为重启中国史学史研究，“特地将建国以来史学界同志们撰述的有关史学史的一些较为重要的专题论文”，选编成一套《中国史学史论集》，以供从事史学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参考之用。其中古代部分就收录了翦伯赞的《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和《论刘知幾的史学》两文。这从社会影响方面也说明了翦伯赞在中国史学史领域精深的学术造诣。
二、翦伯赞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史学科的迅速兴起，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是一个重要标志。这次会议是纠正1958年教育革命的片面性、反思摆脱苏联教条主义影响、建立中国自己的教材体系的重要举措。中国的高校教材，民国时期主要是沿用欧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主要是效仿苏联的。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有计划地组织全国学术界、教育界的力量，主要是北京、上海一些大学和研究所的力量，大规模编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据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郝怀明回忆：“1959年底，文化工作会议向中央书记处汇报，高等学校的教材问题立即引起了中央的关注。邓小平总书记提出，要好好抓一下这件事。1960年9、10月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作出决定，要尽快编出一套好的文科教材。1961年初，中央书记处再次讨论了高等学校的教材问题……书记处书记彭真受邓小平委托，找周扬谈话下达任务，要求周扬立下‘军令状’，限期解决文科教材问题。”作为这次会议确定的中国史学史教材之主编，白寿彝先生也多次肯定周扬对史学史教材建设所发挥的推动作用。他说：“周扬同志的功劳很大。他没有写过关于史学史的文章和著作，但在史学史工作的开展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1961年教育部召开的文科教材工作会议上，他开始把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作为必须编写的教材提出来，并指定专门的单位、具体的人负责去做。这是史学史工作上的一件大事。……经过十几年后，工作又恢复了。我向周扬同志汇报工作，我提了几个工作项目。周扬同志只就一个项目作了答复，说‘中国史学史还要搞’。”的确，周扬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文教工作的副部长，对这次文科会议的成功召开和接续教材编撰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作用。他提出了撰写史学理论、史学史教材的必要性，说：“要不要历史概论、史学史等等？我看都可以搞，搞起来有好处。在有些学科中，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我们的战略目标，但是不要把体系问题看得太轻易了。这不是几昼夜可以搞出来的事。……总之，所有各科的‘概论’，不管是文学的，还是史学的，我们还是要编，就是要总结中国古代和现在的经验。过去，多是搞外国的，现在，要搞中国自己的东西，包括世界史在内，要用中国自己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翦伯赞是周扬任命的教材编撰历史组组长，是历史学教材的具体规划者和落实者，在史学史教材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很大。当时历史组还设有三个副组长，即南开大学的郑天挺、中国科学院的尹达、北京大学的周一良。尹达因忙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工作，对教材编撰工作参与不多。翦伯赞多倚重郑天挺（主抓中国史教材）、周一良（主抓世界史教材）开展工作。
这次文科教材会议决定编写三部史学史教材。中国史学史古代部分，主编为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教授；中国史学史近现代部分，主编为华东师范大学吴泽教授；外国史学史，主编为复旦大学耿淡如教授。其中，吴泽教授担任中国史学史近现代部分的主编是翦伯赞决定的。1961年6月27日，翦伯赞还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座谈会，他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史基础比较好，近现代还是一片空白。这次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座谈会是翦伯赞为了支持吴泽的编撰工作，利用吴泽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亲自召集的，参加者有范文澜、侯外庐、郑天挺、尹达、刘大年、黎澍、白寿彝、周一良、金灿然等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在座谈会的开场白中，着重强调了史学史的重要性。他说：“文学有史，哲学有史，都有史，史学也有史，应该有史学史。”他对当时有些高校所编的现代史学史很不满意，说：“好多学校写了现代史学史，北大的写成了毛泽东史学思想，按革命史几个时期写，每个时期写历史形势、有关史学文章及斗争要求下写了什么著作。好像史学家是有计划的写，实际不完全如此。”他通过自己的学术经历，谈了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内容，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他说：“社会史论战，当时受外国影响复杂，那些人的政治面貌究竟怎么样？他们的书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抗战时分三个区：解放区有历史活动；蒋管区有重庆、昆明、桂林三个据点，成都是资产阶级据点。陈立夫出的《文化先锋》专门反共。这类刊物还有不少。我们出了《中苏文化》（月刊、王昆仑主编，侯外庐、翦伯赞副主编）。沦陷区也有活动，马叙伦、郑振铎在上海。解放战争时期较短，有其特点，不能忽视，多则多写，少则少写。”“解放后不论是考古文物、文献资料、史学理论、论文专著，硕果累累，成绩卓著，一派新气象。过去尽写毛主席史学思想，个人活动写得少。人是要写的，写哪些人？两种写法：一种是写每个阶段历史学的发展及其倾向性；一种是写具体著作、具体人。出书写到‘五四’前。‘五四’后写成详细提纲，编一些材料；或者大胆写出来，内部提意见修改。”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翦伯赞说：“李大钊要写，他写了六篇史学文章。”“提人，郭老要提，范老、吕老也要提。郭老是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范老、吕老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写通史的。”
翦伯赞的论说和建议，也引起了其他史学家的兴趣。范文澜也对现代史学史的写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现代史学史不必以人为主来写，这样写困难。要搞清主要流派，怎么斗争的!着重谈思想斗争和潮流，按派别写好办。以问题为纲，容易一些。否则变成了字典。”黎澍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历史的不是历史学家，是李大钊、郭沫若。《古代社会》是从实际争论开始的，郭老是政治活动家，政治部副主任。大革命失败，辩论中国国情，郭老证明马克思主义可以运用来说明中国历史。这个功劳不可磨灭。
这次会议讨论热烈，学术氛围浓厚。侯外庐与翦伯赞还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了论争。田珏记述道：“会开得热火朝天，发言踊跃。翦老和侯老辩论得不亦乐乎。”“翦老善辩，词锋如箭，侯老学识渊博，思想深刻，但不善辩。”“翦老和侯老这两位老朋友，平时友谊极深，但一碰到学术观点的分歧，却‘如临大敌’，谁也不让步。辩论时面红耳赤，辩论一结束，马上又谈笑风生。老一辈这种博大的胸怀，真让我们年轻人羡慕不已。”
这次会议对吴泽组织的中国史学史近现代部分编写组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鞭策。此后，吴泽与翦伯赞保持密切的学术沟通。这从吴泽1962年4月25日写给吕振羽的书信中可见一斑：“翦伯赞同志现在苏州修改中国通史教材，上星期来上海，住了6天，昨天回苏州。在上海时，曾在史学会和（华东）师大历史系作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问题的报告。我在上月底、本月初去苏州看他，谈了几天，对分期问题、结构问题等，也做了商讨。”吴泽最后确定的《近代史学史大纲》（草稿），是经编写组多次修改、上海史学会也做过讨论的结晶，其中自然包括翦伯赞的意见和心血。
翦伯赞对外国史学史的编撰也十分关心。1962年2月19日至26日他赴上海，参加“外国史学史”与“近代现代资产阶级史学流派资料选辑”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复旦大学等上海有关高校的教师，还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的教师，共20多人。翦伯赞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谈及了《外国史学史》的范围、下限、字数以及编写要求等诸多问题，为《外国史学史》的编写提供了指导意见。
三、翦伯赞的史学史思想
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有自己独到的史学史思想，突出地体现于他在上海“外国史学史”讨论会上所作的发言中。此发言虽然是针对外国史学史教科书的编写而讲，但对所有史学史研究都具有理论指导作用。在当前史学史学科总结和思变的背景下，翦伯赞关于史学史研究的观点值得重温。
翦伯赞的这次发言记录稿摘要，曾刊登于内部刊物《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上。张传玺等又据此以“在《外国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为题编入《翦伯赞全集》第5卷《历史问题论丛续编》中。有学者从上海档案馆查到《翦伯赞同志在“外国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此档案馆馆藏本和《全集》本，内容基本相同，但文字略有差异。上海档案馆本的文字较多，更像原始记录稿。《全集》本对记录稿（此记录稿可能是上海档案馆藏的记录稿，但也不能排除是另一记录稿）作了一定的规范化处理，删减了与西方史学史编写关系不大的谈话，在论点提炼方面与上海档案馆藏记录稿亦稍有不同。因此，这两份根据发言整理出的文献虽然不是出自翦伯赞之手（《全集》本有一说明“记录稿摘要，未经翦伯赞同志看过”），但完全可以视作翦伯赞的著述。翦伯赞的发言，表达了如下的史学史思想。
（一）历史是研究史学史的基础。翦伯赞说：“要研究某一个国家的史学史，首先就得知道这个国家的历史。不知道历史而去搞史学史是不行的。”这就指出了历史与史学史的关系，即认识一个国家的历史学，必须首先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他认为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紧密的关系。“每个时期的史家都受时代条件的限制，任何史家都不能超出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翦伯赞的这个论述虽是就外国史学史的撰述而言，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同样适用，同样具有方法论意义。如研究唐代史学史，必须对唐代历史有一定的基本知识。不了解唐代历史，研究唐代史学史就没有基础。白寿彝、杨翼骧等先生经常强调中国通史对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的重要性，与翦伯赞这个观点是一致的。
（二）史学史有自身特定的任务。翦伯赞说：“史学史是说明历史学发展的历史。”“史学史要说明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不要把范围拉得过宽。例如，写中国现代史学史不要把鲁迅也写进去，否则反而会缩小鲁迅的作用，因为他是文学家。写史学史应以史家为主，史学史以外或者与它无关的都可以不写。”这就涉及史学史研究的范围问题。史学史是史学的历史，史学史研究自然要以史学为研究对象，文学、哲学等学科与史学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史学，因此，研究史学史，要以史学作为研究对象。对文学、哲学等相关学问，要根据具体情况有一定的涉及，但不能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社会发展对历史学发展有影响，历史上所产生的流派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受社会发展的影响，但过分强调客观，把历史规律绝对化，使历史学成为傀儡，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每门学问有自己发展的道路和继承关系，受时代的影响，但时代的影响并不能使它脱离传统。”这样，翦伯赞指明了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和任务，强调写史学史“不要写成社会发展史，也不是通史或文化史”。
（三）史学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史学受社会及时代思想的影响，但思想与社会并非一定同步。“思想不一定是随着社会发展亦步亦趋的，有时思想先行，有时又受旧思想的影响，先行的思想则起进步作用。”史学亦是如此。史学与社会有联系，但不一定同步；史学与思想有联系，但也不一定同步。史学史不仅不能写成社会发展史，而且也不能写成思想史。所以，翦伯赞说“不要把史学史写成思想史”。
（四）史家、史著是史学史内容的主体。史学史写什么？或者说，通过什么展现史学发展过程和史学发展规律？翦伯赞认为还是要通过史家和史著。他说：“通过对史家和史学著作的具体分析来反映各个时期历史学的全貌。史学史应该写成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一本史学史。”“在编写史学史时应先写每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流派，这些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的主要著作中的主要论点。通过对这些主要流派、史学和著作的分析来说明史学史的发展趋势。”不了解史家，不研究史著，就不可能写出史学史。因此，写史学史，首先要读书，要有读书的功夫。“真正看过自己所要写的人的书，不能只看看目录就写，不能把一知半解的东西写出来，要写有把握的。”
（五）史学史应包括知识的介绍和批判。翦伯赞认为，“知识的介绍与批判在史学史中应分清主次，主要介绍知识，适当的批判。……介绍知识并不等于拥护、同意这些知识。史学史作为教材知识性的介绍应当多些，介绍清楚再下结论，不要简单化；介绍的知识必须准确。”由于要有分析和批判，所以就不能把史学史写成“资料汇编或书目介绍”。
上述五点是根据翦伯赞的发言作出的归纳，反映了翦伯赞对史学史学科理论的思想。这些思想此后得到专门从事史学史研究学者的赞同和运用。翦伯赞是从事中国通史编撰的史学大师，历史上的史学发展状况自然在他的学术视野之内，并在他的中国通史著述中有丰富的体现，加之他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方面有精湛的成果，因此，他的这些思想对于未来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仍然不失参考价值。
重视史学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传统。从李大钊到马克思主义史家“五老”，均有关于史学史的论述。李大钊1923年即开设了“史学思想史”，并留下了讲义；郭沫若在抗战末期发表了《战时中国历史研究》；范文澜撰有《正史考略》，其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包含丰富的历代史学评述；吕振羽在抗战时期著有《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对其学生吴泽编撰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予以鼓励和指导；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涉及大量的史学史内容，他与白寿彝、尹达在史学史研究方面有切磋之谊。所有这些都是史学史发展的佳话。翦伯赞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切实贡献，更加典型地体现了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学史工作的重视。
原文刊于《中华文化论坛》2026年第3期，全文注释从略。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中华文化论坛”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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