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说，今天有个重要人物要来。
我当时正蹲在院子里剁猪草，刀起刀落，萝卜叶子碎成渣渣，溅了我一裤腿。我爹站在堂屋门口，穿了他那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像要去开大会。
“谁啊？”我问。
“徐帅的儿媳妇。”
我手里的刀顿了一下。徐帅，徐向前，开国元帅。我们街上的人提起这个名字，都跟提神仙似的。我爹在县委当了二十年小干事，最大的官儿见过副县长，徐帅这种级别的，对他来说就是天上的星星，看得见摸不着。
“她来咱家干啥？”
“吃饭。”我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喉结上下滚了滚，像是在咽什么重要的东西。
我娘从厨房探出头来，手里还捏着一把韭菜，脸上的表情像是被雷劈了。“你说啥？徐帅的儿媳妇？来咱家吃饭？”
我爹点头。
“你咋不早说！”我娘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八度，韭菜差点掉地上，“我这啥也没准备，就买了点韭菜豆腐，这咋招待人家？”
“人家就是来吃顿家常便饭。”我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特别平静，但我看他背在身后的手，指节都捏白了。
我娘不信。她扔下韭菜，开始在厨房里转圈，像一只被惊了的母鸡。“不行不行，我得再去买点肉，买条鱼，再弄点……”
“别折腾了。”我爹拦住她，“人家特意说了，就吃家常的，别搞特殊。”
“那也不能光吃草啊！”我娘急得直拍大腿。
我爹没接话，转身进了堂屋。我继续剁我的猪草，但心思已经不在萝卜叶子上了。徐帅的儿媳妇，来我们家吃饭？这事儿怎么听怎么不真实。
我们住在县城边上的一个小院子里，三间瓦房，一个灶房，院子里堆着柴火和煤球，墙角种了几棵丝瓜，藤蔓爬满了架子。我爹在县委上班，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五，我娘在街道办的缝纫组做临时工，按件计钱，做一件衣服八分钱。我们家吃饭，一年到头见不了几回荤腥，过年才割两斤肉，平时就是白菜萝卜豆腐粉条，我爹管这叫“吃草”。
徐帅的儿媳妇，吃惯了中南海的饭，来我们家吃草？
我觉得这事儿要出问题。
下午三点，人来了。
我听见院门响，抬头一看，进来一个女的，三十来岁，穿一件灰色列宁装，脚上是黑布鞋，头发剪得短短的，齐耳根子。她身后跟着一个穿军装的小伙子，拎着两兜东西。
我爹从堂屋里迎出来，步子走得又快又急，差点绊在门槛上。“王同志，欢迎欢迎！”
王同志。我后来才知道她叫王芳，徐帅的小儿子徐小岩的媳妇。
王芳笑了笑，声音不高不低：“徐叔叔好，打扰你们了。”
我爹的脸涨得通红，连连摆手：“不打扰不打扰，快请进快请进！”
我娘从厨房里跑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笑得脸上的褶子都挤到了一块儿。“王同志，您看这家里乱的，您别嫌弃……”
王芳进了堂屋，在板凳上坐下来。那个穿军装的小伙子把两兜东西放在桌上，我瞥了一眼，一兜是苹果，一兜是橘子，都是我们县城供销社里买不到的好货色。
我爹让我去倒水。我端着搪瓷缸子进去的时候，听见王芳在跟我爹说话，语气很家常，问他在县委做什么工作，干了多少年了。我爹一一回答，声音绷得紧紧的，像是被老师提问的小学生。
我把水放在王芳手边，她看了我一眼，笑着问：“这是你闺女？”
“是是是，”我爹赶紧说，“叫小梅，今年十六了，在县一中念书。”
“好年纪。”王芳说。
我脸一红，退了出去。回到厨房，我娘正往锅里倒油，比平时多倒了一倍，油瓶底子都快朝天了。
“娘，你悠着点，咱家这个月的油票可就剩这点儿了。”
“顾不上那么多了。”我娘咬着牙说，“人家徐帅家的儿媳妇来吃饭，我不能让人家回去说，在咱家吃了顿清汤寡水。”
我看了看灶台上的菜，韭菜炒鸡蛋，豆腐炖粉条，凉拌萝卜丝，还有一碗腌咸菜。我娘犹豫了半天，又从柜子里翻出一小截腊肉，是过年剩的，一直舍不得吃，藏在碗柜最里头，用报纸包了好几层。
“把这个切了，炒蒜苗。”
蒜苗是院子里现拔的，我蹲在菜地边上拔了几棵，根上还带着泥。我娘接过去洗，洗了三遍，每一根都捋得干干净净。
腊肉切出来只有一小碟，薄薄的十几片，透亮透亮的，肥的像琥珀，瘦的像红玉。我娘把它们码在盘子里，左看右看，觉得太少，又从咸菜碗里夹了几筷子萝卜干垫在底下，好歹把盘子撑满了。
“行了，就这样吧。”我娘叹了口气，“咱家就这条件，人家要嫌弃也没办法。”
菜端上桌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堂屋里亮着一盏十五瓦的灯泡，昏黄的光照在桌子上，四个菜，一个汤，碗碗碟碟摆了一桌。我爹开了他藏了两年的一瓶汾酒，给王芳倒了一杯，给自己倒了一杯。
“王同志，家里条件简陋，您别见笑。”我爹举起杯子。
王芳端起酒杯，跟我爹碰了一下，抿了一小口。她吃菜的样子很自然，夹了一筷子韭菜炒鸡蛋，嚼了嚼，说：“这韭菜新鲜。”
我娘站在厨房门口，紧张地看着，听见这话，脸上的表情松了松。
王芳又夹了一片腊肉，放进嘴里慢慢嚼。我注意到她嚼得很仔细，像是在品什么味道。嚼完了，她点了点头：“这腊肉腌得好，是自己家做的吧？”
“是是是，”我娘赶紧接话，“去年冬天腌的，就剩这一点儿了。”
“好吃。”王芳说。
我娘的脸一下子亮了，像是被人夸了孩子的母亲。
那顿饭吃了大概四十分钟。王芳吃了两碗米饭，菜也吃了不少，腊肉碟子见了底，韭菜炒鸡蛋也下去大半，豆腐粉条更是吃得干干净净。我娘中间又去加了一回汤，是紫菜蛋花汤，紫菜是供销社买的最便宜的那种，碎碎的，蛋花打得也不匀，但王芳喝了两碗。
吃完饭，王芳又坐了一会儿，跟我爹聊了些家常。她问起县里的情况，问老百姓日子过得怎么样，粮食够不够吃。我爹小心翼翼地回答，说这几年比前几年好了些，但还是紧巴。王芳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点点头。
临走的时候，王芳从兜里掏出十块钱，放在桌上。“徐叔叔，这是饭钱。”
我爹的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您这是打我的脸！”
“这是规矩。”王芳的语气很平和，但很坚定，“我们在谁家吃饭都要交饭钱，这是徐帅定的规矩，谁也不能例外。”
我爹还要推，王芳已经站起身往外走了。那个穿军装的小伙子把十块钱压在搪瓷缸子底下，跟着出了门。
我爹追到院子里，嘴里还在念叨“使不得使不得”。王芳回头笑了笑，说：“徐叔叔，您别客气了，饭菜很好，谢谢您和阿姨的招待。”
她走了。院门关上，院子里安静下来。
我爹站在院子里，手里捏着那十块钱，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啥滋味。我娘从厨房里出来，看着桌上的空碗空碟，愣了半天。
“都吃完了？”她问。
“吃完了。”我说。
“腊肉也吃完了？”
“吃完了。”
我娘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笑着笑着眼圈红了。“人家徐帅家的儿媳妇，不嫌弃咱家的饭。”
我爹把那十块钱递给她，她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小心地折好，塞进兜里。
“这钱不能花。”她说，“得留着。”
“留着干啥？”
“留着当个念想。”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听见我爹跟我娘在隔壁屋里说话。我爹的声音很低，断断续续的，我只听清了几句。
“……人家那是真朴素……徐帅家的规矩，吃饭交钱，谁也不能例外……你看看人家那儿媳妇，一点架子都没有……”
我娘应了几句，声音也低低的。
后来他们不说话了，灯也灭了。我躺在床上，想着那个叫王芳的女人，想着她吃腊肉的样子，想着她掏出十块钱时的表情。她穿的那件灰色列宁装，袖口磨得有点发白了，布鞋的鞋底也薄了，走路的时候能看出脚底的形状。
她是徐帅的儿媳妇，但她看起来就像我们街上任何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属，甚至比她们还要朴素。
我翻了个身，脑子里忽然冒出我娘那句话：“咱家吃饭光吃草。”
今天这顿饭，有腊肉，有鸡蛋，有豆腐，已经是我们家过年才有的规格了。但在王芳眼里，这大概就是一顿普通的家常便饭吧。
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没去上学，在家帮我娘洗衣服。上午十点多，王芳又来了。
这回是她一个人来的，没带那个穿军装的小伙子。她换了一身衣服，还是列宁装，不过颜色深了一点，像是藏青色的。手里拎着一个布兜，鼓鼓囊囊的。
我娘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她进来，手里的衣服差点掉地上。“王同志，您咋又来了？”
王芳笑了笑：“昨天吃了你们家的饭，今天我来还个礼。”
她把布兜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打开来，里面是一兜白面馒头，还有一包点心，油纸包着，上面印着“北京”两个字。
“这是我从北京带来的，不多，给孩子们尝尝。”
我娘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好几下，才敢去接。“这这这，这太贵重了，我们不能收……”
“阿姨，您别客气。”王芳说，“昨天那顿饭，我吃得特别香。我回去跟我妈打电话，说在您家吃了顿饭，有腊肉，有韭菜炒鸡蛋，还有豆腐粉条，我妈说，这是实在人家。”
我娘的眼圈又红了，这回没忍住，眼泪掉了下来。她赶紧用袖子擦，嘴里说：“您看我这没出息的，让您笑话了。”
王芳没笑话她，反而走过来，拉住我娘的手。“阿姨，您别这样。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小时候家里也穷，吃顿肉要等过年。”
我娘抬头看她，眼睛红红的。“您小时候也……”
“也穷。”王芳说，“我老家是山东的，农村的，小时候吃地瓜干、吃榆钱、吃槐花，啥都吃过。我爹是种地的，我娘是纺线的，跟您一样，都是劳动人民。”
我娘听了这话，眼泪流得更厉害了，但脸上的表情却松快了许多，像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王芳在我们家坐了一上午，跟我娘聊天，聊怎么做腌菜，怎么纳鞋底，怎么用碎布头拼门帘。我娘一开始还有点拘谨，后来聊开了，话就多了，把她那些家长里短的事儿都掏了出来，什么我爹的袜子破了舍不得扔，什么我哥在部队里一个月写一封信，什么隔壁老刘家的鸡跑到我们家菜地里啄了白菜苗。
王芳听得很认真，时不时插一句嘴，问些细节。她问腌萝卜干放多少盐，问纳鞋底用几股线，问拼门帘怎么配色。我娘一一解答，越说越起劲，最后干脆把她的针线筐端了出来，当场给王芳演示怎么缝补丁。
“您看，这个补丁要这么打，针脚密一点，反过来缝，正面就看不出来。”我娘捏着一根针，在一块旧布上比划着。
王芳凑过去看，看得仔仔细细，还伸手摸了摸针脚。“阿姨您手艺真好。”
“好啥呀，就是做多了。”我娘嘴上谦虚，脸上却笑开了花。
中午，王芳要走，我娘死活留她吃饭。这回王芳没推辞，说：“那就再麻烦您一顿。”
我娘又慌了，家里没准备，昨天那点好东西都吃完了。她翻箱倒柜，最后找出半袋子白面，烙了几张葱油饼，又从院子里拔了几棵小白菜，炒了一盘，再切了一碟咸菜，打了一碗蛋花汤。
王芳吃得照样香，葱油饼吃了两张，小白菜也吃了大半。吃完饭，她又掏出十块钱，放在桌上。
我娘这回死活不收，两个人推来推去，最后王芳把钱塞进了我娘的针线筐里，说：“阿姨，您要是不收，我下回就不敢来吃饭了。”
我娘没办法，只好收下了。
王芳走后，我娘坐在院子里，手里捏着那十块钱，发呆。
“她真是好人。”我娘说。
“嗯。”我应了一声。
“她小时候也吃过苦。”我娘又说。
“嗯。”
“人家现在是大干部的儿媳妇，还这么朴素，还跟咱聊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
我娘把十块钱折好，跟昨天那张放在一起，用一块手帕包着，塞进柜子最里头。
那天晚上，我娘做了个决定。
“下回王同志再来，咱得做顿像样的饭。”她说，“不能光吃草。”
我爹看了她一眼：“人家不图你吃啥。”
“我知道。”我娘说，“但咱得对得起人家这份心意。”
从那天起，我娘开始攒东西。她把家里的鸡蛋一个一个攒起来，攒了二十个，用糠埋着，怕坏了。她又托我爹从供销社买了二斤富强粉，藏在柜子里，舍不得吃。她还把院子里那棵花椒树上的花椒摘下来，晒干了，用小布袋装着，准备炖肉用。
“等王同志再来，咱炖只鸡。”我娘说。
家里养了三只下蛋的母鸡，我娘犹豫了好几天，最后咬牙决定，宰一只。
“就那只芦花鸡，最能吃的那个。”她指着院子里那只最肥的母鸡说。
我哥从部队回来探亲的时候，听说这事儿，笑得不行。“娘，你至于吗？人家徐帅家啥没吃过？”
“你不懂。”我娘瞪了他一眼，“人家吃过好东西，但人家不嫌弃咱家的饭，咱就得拿出最好的来。”
我哥不笑了，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王芳后来又来了几次，每次来都不空手，有时候带点心，有时候带水果，有时候带几本书，说是给我看的。她每次来都跟我娘聊天，聊些家常里短的事儿，有时候还帮我娘干活，择菜、和面、补衣服，啥都干。
我娘一开始还拦着，后来不拦了，两个人坐在院子里，一边干活一边说话，像一对认识了很久的老姐妹。
有一回，王芳来的时候，我娘真的宰了那只芦花鸡，炖了一大锅鸡汤，汤里放了花椒、八角、桂皮，香得满院子都是味儿。王芳喝了三碗汤，吃了两个鸡腿，临走的时候，把十块钱压在碗底下。
我娘发现了，追出去，王芳已经走远了。
我娘站在院门口，手里捏着那十块钱，望着王芳的背影，叹了口气。
“这闺女，太讲规矩了。”
我爹下班回来，听说了这事儿，沉默了一会儿，说：“人家这是徐帅家的规矩，铁的。”
“啥规矩？”
“吃饭交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爹说，“徐帅当年在鄂豫皖的时候，就这么要求部队的。他家里人，也这么要求自己。”
我娘听了，半天没说话。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娘忽然说了一句：“咱家虽然穷，但咱也得讲规矩。”
我爹抬头看她。
“以后谁来咱家吃饭，咱都得好好招待，不能让人家觉得咱小气。”我娘说，“但咱也不能让人家破费，人家要给钱，咱不能收。”
我爹笑了：“你这规矩跟人家的规矩撞上了。”
我娘愣了一下，也笑了。“那就看谁的规矩硬。”
那年冬天，王芳又来了一次。天很冷，她穿了一件旧棉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花。我娘看见了，二话不说，拿出针线，给她缝补丁。
王芳坐在炉子边上，脱了棉袄，披着一件我爹的旧大衣，看我娘缝补丁。炉子里的煤球烧得红红的，屋里暖烘烘的。
“阿姨，您这手艺真好。”王芳又说了一遍。
“好啥呀。”我娘低着头，针线在她手里翻飞，“就是做多了。”
补丁缝好了，针脚细密，正面几乎看不出来。王芳穿上棉袄，摸了摸袖口，笑了。
“跟新的一样。”
“差远了。”我娘说，“你这棉袄该换了，棉花都硬了，不暖和了。”
“还能穿。”王芳说，“徐帅的棉袄穿了二十年，补丁摞补丁，我这个才穿五年。”
我娘听了，手上的针停了一下。“徐帅也穿补丁衣服？”
“穿。”王芳说，“他的衣服，破了就补，补了再穿，从来不扔。他说，老百姓还有穿不上衣服的，我们不能浪费。”
我娘低下头，继续缝补丁，但她的眼睛又红了。
那天王芳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外面下着小雪。我娘让她多穿点，她说不用，裹紧棉袄就出了门。我站在院门口，看着她走进雪里，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巷子尽头。
我回到屋里，我娘坐在炉子边上，手里捏着针线，发呆。
“娘，你咋了？”
“没啥。”她擦了擦眼睛，“就是觉得，人家那样的家庭，还这么朴素，咱还有啥不知足的。”
我爹在旁边看报纸，放下报纸，说了一句：“朴素不是穷，是品德。”
我娘点了点头。
那年过年，王芳没来，但她托人捎来一封信和一包东西。信上写着：徐叔叔、阿姨，过年好。我在北京，不能去看你们，寄点东西，不成敬意。祝你们全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包里是两斤糖果，两斤点心，还有一块布料，灰色的，够做一件上衣。
我娘捧着那块布料，摸了又摸，舍不得放下。
“这得多少钱啊。”她说。
“人家的一片心意。”我爹说。
我娘把布料收好，说过年给我做件新衣裳。我高兴得不行，那年过年，我穿上了新衣裳，灰色的列宁装，跟王芳穿的那件差不多样式。我穿着它去上学，同学都问我哪买的，我说是北京捎来的，她们都不信。
后来，王芳来的次数渐渐少了。听我爹说，她工作忙，徐小岩也忙，两口子都在部队里，一年到头没几天闲工夫。但我娘还是每年过年都准备着，攒鸡蛋，攒白面，攒腊肉，等着王芳来。
有一年，王芳真的来了，带着她的孩子，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虎头虎脑的，长得像徐小岩。我娘高兴坏了，把攒了一年的好东西全拿了出来，做了一桌子菜，比过年还丰盛。
那孩子吃饭的样子，跟他妈一样，不挑食，啥都吃，吃得干干净净，碗底不剩一粒米。我娘看着，笑得合不拢嘴。
吃完饭，王芳照例掏出钱，我娘照例推，两个人又推了半天。最后，王芳把钱塞进了孩子的兜里，说：“给奶奶买糖吃。”
孩子奶声奶气地说：“奶奶，给你买糖。”
我娘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抱着孩子亲了好几口。
那天晚上，王芳走后，我娘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说了一句：“这世上，真有好人。”
我说：“嗯。”
“人家那么大的官，还这么朴素，还这么讲规矩，咱还有啥说的。”
我没接话，但我心里知道，我娘说的“好人”，不只是王芳，还有徐帅，还有他们那个家庭，还有他们那种朴素、规矩、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品格。
那种品格，就像王芳那件磨破了袖口的旧棉袄，看着不起眼，但穿在身上，暖和，踏实。
后来我长大了，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县城。我娘还住在那个小院子里，院子里那棵花椒树还在，每年结花椒，我娘摘下来晒干，用小布袋装着，说是等王芳来炖鸡用。
王芳后来没再来过，但我娘每年还是攒东西，攒鸡蛋，攒白面，攒腊肉。我打电话回去，她有时候会提起王芳，说：“也不知道她现在咋样了，那孩子也该长大了吧。”
我说：“肯定挺好的。”
我娘就沉默一会儿，然后说：“咱家现在条件好了，要是王同志再来，咱能好好招待她一顿了。”
我说：“是啊。”
但我心里知道，王芳大概不会再来了。她来过的那几次，已经足够让我娘记一辈子。
我娘把那十块钱一直留着，用手帕包着，藏在柜子里。有时候她会拿出来看看，翻来覆去地看，然后小心地包好，放回去。
我问我娘：“那钱你咋不花？”
她说：“这是念想。”
“啥念想？”
“人家徐帅家的儿媳妇，在咱家吃了饭，交了饭钱。”我娘说，“这钱不是钱，是人家的规矩，是人家的品德。”
我听了，心里一热。
现在我也有孩子了，有时候带孩子回县城看我娘，我娘还会提起王芳，提起那几顿饭，提起那十块钱。她说了一遍又一遍，每次说的时候，眼睛都亮亮的。
我孩子问我：“姥姥说的是谁啊？”
我说：“是一个好人，一个很朴素很讲规矩的好人。”
我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娘把那十块钱拿出来给我孩子看，说：“你看，这是当年徐帅家的儿媳妇留下的饭钱，姥姥一直留着。”
我孩子看了看，说：“姥姥，这钱能买啥？”
我娘笑了：“这钱啥也买不了，但这是姥姥最值钱的东西。”
我孩子不明白，但我明白。
那十块钱，买不了什么东西，但它值的是人心，值的是品格，值的是那种朴素、规矩、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精神。
那种精神，比啥都值钱。
我坐在我娘身边，看着她花白的头发，看着她粗糙的手，看着她手里那两张旧旧的十块钱，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王芳第一次来我们家吃饭的那个下午。
那时候我还小，蹲在院子里剁猪草，我爹站在堂屋门口，穿了他那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领口扣得严严实实。
他说：“今天有个重要人物要来。”
我问：“谁啊？”
他说：“徐帅的儿媳妇。”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重要人物”，会让我娘记一辈子。
现在我知道了。
重要不是因为她是徐帅的儿媳妇，而是因为她那个人，因为她那种朴素，那种规矩，那种不把自己当特殊人物的平常心。
那种平常心，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我娘把十块钱重新包好，放回柜子里。她关上柜门，转过身来，看着我，笑了笑。
“你说，王同志现在咋样了？”
“肯定挺好的。”我说。
“也是。”我娘点点头，“好人肯定有好报。”
窗外，院子里的花椒树在风里摇着，叶子沙沙响。那棵花椒树是我娘种的，种了好多年了，每年结花椒，我娘摘下来晒干，等着炖鸡用。
等着王芳来。
她可能不会再来了，但我娘还是每年等着。
等一个人，等一种品格，等一种精神。
那种精神，就像院子里的花椒树，年年长，年年结果，年年香。
香得满院子都是味儿。
香得让人忘不了。
我娘坐在窗前，看着那棵花椒树，嘴里念叨着：“也不知道她现在咋样了……”
我坐在她身边，没说话。
窗外，风吹过花椒树，叶子沙沙响，像是在回答。
好人肯定有好报。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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