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9年冬天，北京紫禁城里的炭火烧得很旺。乾隆坐在养心殿的西暖阁里，面前摊着一份刚从伊犁送回来的军报。军报上的字写得很工整，大概意思是：天山南北两路已全部肃清，准噶尔旧地尽归大清版图。他看完以后，把军报搁在炕桌上，提起朱笔在奏折末尾批了三个字——＂知道了。＂然后他让人把军机大臣傅恒叫来，吩咐了两件事：第一，在伊犁设将军府，统辖天山南北；第二，把这个消息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在石碑上，立到格登山顶去。
格登山碑到今天还立在那里，碑文被风雨剥蚀得有些模糊了，但最后一行字还能辨认——＂乾隆二十年岁次乙亥夏五月之吉。＂乾隆二十年是1755年，那是清军第一次打进伊犁、活捉准噶尔汗达瓦齐的日子。从那天到乾隆二十四年彻底扫平残局，前后不到四年。但如果从康熙二十七年算起，这场仗打了整整七十年。
七十年够一个婴儿长成古稀老人，也够一场战争从战术冲突演变成世仇。康熙二十七年是1688年，那一年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率三万铁骑越过杭爱山，一举攻入喀尔喀蒙古腹地。喀尔喀三部抵挡不住，举族南逃，一直逃到漠南蒙古地界，向康熙求救。康熙派人去跟噶尔丹交涉，说你们都是蒙古人，何必赶尽杀绝。噶尔丹的回答很不客气——他要求清朝把喀尔喀三部交出来，否则就带兵南下。这一年康熙三十五岁，刚解决了三藩之乱和台湾问题，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不吃这套。
但真正让康熙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是两年后的乌尔会河之战。1690年，康熙派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率两万清军北上拦截噶尔丹。两军在乌尔会河遭遇，结果清军大败。不是因为人数不够，是因为武器不在一个代差上。准噶尔军大量装备了从沙俄进口的火绳枪和轻型火炮，这些火器由俄国军械师直接在伊犁河谷开设的作坊里组装生产，准噶尔骑兵的火力密度已经接近同时期欧洲步兵的水准。而清军这边还是以弓马为主，火器比例不高，战术上又轻敌冒进，一战下来损失惨重。
乌尔会河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震动。康熙立刻决定亲征。1690年到1696年间，他三次率大军出塞，最远一次打到了乌兰巴托以东的昭莫多。昭莫多之战是康熙一生中最凶险的一仗，清军粮道被准噶尔骑兵反复切断，康熙本人一度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身边只剩几百名亲兵。最终清军靠数量优势和火炮布阵打赢了，噶尔丹主力被击溃，但噶尔丹本人逃脱。次年噶尔丹在科布多病死，准噶尔暂时退了回去。
康熙没有趁胜追击，不是不想，是够不着。准噶尔汗国的核心区域在伊犁河谷和今天哈萨克斯坦东部一带，距离北京直线距离超过三千公里。在没有铁路、没有汽车、甚至连像样驿道都没有的十八世纪，清军要把足够规模的部队和后勤推到天山脚下，需要横穿整个蒙古高原和戈壁沙漠。补给线过长，推进就必然吃力。一旦大军深入，随时面临被准噶尔骑兵迂回包抄、围点打援的风险。双方隔着几千里互相瞪了十几年，打打停停，谁也吃不了谁。
雍正即位后换了个打法。他放弃主动远征，转为战略防御，在和通泊一线修筑了大量堡垒群，试图用一条军事防线把准噶尔挡在阿尔泰山以西。和通泊堡垒群是雍正朝最大的边防工程，从阿尔泰山南麓一直延伸到哈密，由上百座大小堡垒组成，驻军最多时超过十万人。但准噶尔新汗策妄阿拉布坦是个精明人，他没有正面冲击这条防线，而是绕了个大圈，从背后直插青藏高原。1717年，策妄阿拉布坦派其弟大策凌敦多布率六千精骑穿越昆仑山，奇袭拉萨，杀死了和清朝关系密切的拉藏汗，一度控制了整个西藏。清廷不得不调集川陕滇三省兵力，从四川打箭炉一线仰攻入藏，费了极大的代价才把准噶尔势力逐出高原。
这场西藏争夺战持续了三年，打到1720年才算结束。清军虽然收复了拉萨，但自身也元气大伤。雍正朝对准噶尔的战争消耗之大，可以从一组数字看出端倪：仅雍正七年到十年这四年间，西北前线耗费的军饷就高达两千三百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到雍正末年，清廷对准噶尔的态度已经变成了两个字——忍着。
忍到乾隆二十年，转机来了。准噶尔内部爆发了一场剧烈的汗位争夺战。噶尔丹策零死后，他的几个儿子和堂兄弟为了争汗位互相砍杀，短短几年间换了四任大汗。在这个过程中，准噶尔贵族分裂成了好几个派系，彼此攻伐。其中一个叫达瓦齐的贵族杀了上一任大汗喇嘛达尔扎，自己登了位。但他坐稳位子不到一年，另一个叫阿睦尔撒纳的辉特部首领就起兵反对他。阿睦尔撒纳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血统上并不比达瓦齐差，两帮人马在伊犁河谷打了个天翻地覆。最终阿睦尔撒纳败了，带着部众两万余人东逃，一直逃到了清朝边境的乌里雅苏台，向清朝请求归附。
消息报到北京，乾隆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在乾清宫召集王公大臣开会，会上有争议，有人主张收容即可、不必出兵，担心打仗花钱太多。乾隆拍板了，说了一句话：＂准噶尔一日不灭，西域一日不宁。西域一日不宁，则蒙古一日不安。蒙古不安，则京师亦不安。＂
1755年春天，清军兵分两路：北路出乌里雅苏台，由定北将军班第率领，西路出巴里坤，由定西将军永常率领，两路总兵力约五万人。阿睦尔撒纳的部众充当前导和侦察，负责提供情报和引导路线。清军这次准备得很充分，每名士兵配三匹轮换用马，粮草弹药由驼队跟进，火器营携带了当时清军最新列装的＂威远将军炮＂。北路军从科布多出发，穿越阿尔泰山，直插伊犁河谷。行军途中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达瓦齐阵营内部已经分崩离析，很多部落首领选择了中立，更多人带着人马跑路了。清军兵临伊犁城下时，达瓦齐还在宫里喝酒，听到消息带着几百亲兵往南逃，被追兵在昭苏一带活捉。
达瓦齐被抓之后，乾隆没有杀他，而是封了他一个亲王爵位，把他在北京养了起来，还给他娶了个满洲贵族的女儿。达瓦齐的旧部被分编为旗，安置在热河一带。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政治手腕，向所有准噶尔贵族释放信号：投降了，日子还能过。
但最大的变量不是达瓦齐，是阿睦尔撒纳。他帮清军打准噶尔，不是想替大清效忠，是想借大清的力量把达瓦齐干掉之后自己来当准噶尔的汗。清军刚撤，他就开始暗中联络旧部，准备反水。1756年夏天，阿睦尔撒纳正式举兵叛清。他的行动非常迅速，趁清军主力已经撤回内地、留守部队兵力空虚的空隙，突袭伊犁，包围了清军统帅班第的驻地。班第率卫队突围未成，在伊犁城外的乌兰库图勒山自刎殉国。他死后，伊犁再一次落入叛乱势力手中。
乾隆接到班第死讯的反应，在《清高宗实录》里有完整的记录。他两天没有上朝，第三天一早上朝第一句话就是＂阿睦尔撒纳，朕必手刃之。＂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整个乾清宫里没有一个人敢出声。
1757年，乾隆发动了第二次西征。这一次他不再信任任何准噶尔贵族，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请降。他给前线统帅兆惠的谕旨措辞空前严厉，大意是：凡参与叛乱者，无论首领部众，一律就地正法，不准再留后患。兆惠是满洲正黄旗人，以铁腕著称，他严格执行了乾隆的指令。清军从三个方向合围伊犁，对叛军部落展开了地毯式的清剿。兆惠在给乾隆的奏折中用了四个字来描述战场情况——＂斩获殆尽＂。这四个字，在清代军报体系中属于最高级别的战果描述，很少使用。
准噶尔的人口损耗并不仅仅来自清军的清剿，瘟疫在其中扮演了同样残酷的角色。18世纪50年代，天花在伊犁河谷和准噶尔盆地大规模流行。天花对于蒙古人种来说是一种特别致命的传染病，因为游牧社会缺乏隔离条件，一旦有人感染，整个部落都会被波及。据学者估计，准噶尔战前总人口大约在八十万到一百万之间，战争直接造成的死亡在三十万左右，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大约二十万到三十万，加上饥荒和流散，总的人口损失在五十万到八十万之间。战后伊犁河谷出现了大片无人区，有些地方走上一天一夜看不到一个毡房。一个曾经统治中亚腹地的汗国，在短短几年内从世界地图上被整体抹去了。
只有一支准噶尔部落完整地活了下来，那就是杜尔伯特部。杜尔伯特部很早就选择了归附清朝，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保持中立，拒绝参与任何叛乱。战后清廷按照承诺保留了杜尔伯特部的部族编制和牧场，直到民国时期，杜尔伯特部依然是漠西蒙古中人口保存最完整的一支。这说明乾隆的清剿并不是没有差别的。
阿睦尔撒纳没有死在战场上。他兵败之后逃往沙俄，穿越哈萨克草原一路跑到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清廷对沙俄的态度非常强硬，理藩院多次向沙俄枢密院发出措辞严厉的照会，引用《恰克图条约》中关于双方互不接纳对方叛臣的条款，要求引渡。沙俄的态度很暧昧，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就一直拖着。乾隆二十二年底，阿睦尔撒纳在西伯利亚的苦寒中染上天花，病死了。死讯传到北京，乾隆让人把他的遗体运回来，在伊犁示众，然后挫骨扬灰。
战后的重建工作推进得很快。1759年清军继续向西扫荡，消灭了盘踞在南疆的大小和卓势力，将塔里木盆地纳入版图。同年，伊犁将军正式设立，首任将军明瑞在伊犁河谷大兴屯田，从南疆和陕甘迁了数万农户过来，修建水利、开垦荒地。今天的乌鲁木齐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始建城的，当时叫迪化，意思是＂启迪教化＂。
伊犁将军的辖区极广，东起巴里坤，西至巴尔喀什湖，北抵阿尔泰山，南到昆仑山脉，总面积超过二百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中国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格登山碑上刻的那一行字——＂乾隆二十年岁次乙亥夏五月之吉＂——标的不是一场战役的胜利，而是一个帝国版图的结构性重组。
这场战争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应，远比今天的想象要大。18世纪中叶，欧洲正处于七年战争的前夜，英法在北美和印度战场上的对抗已经白热化。清朝在亚洲腹地打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灭国级战役，消息通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商队、传教士的报告以及东印度公司的情报网络传入欧洲。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在北京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描述了清军的行军路线、兵力规模和战后处理。这封信后来被收进了《耶稣会士书简集》，在欧洲知识界引起了广泛讨论。伏尔泰在他那本写乾隆的诗里提到过这场战争，语气有些复杂——他一方面称赞乾隆是开明的立法者，另一方面也对清军的处置方式颇有微词。
但真正被这场战争震慑的，不是遥远的欧洲，是紧挨着准噶尔故地的沙俄和哈萨克汗国。沙俄原本一直在向南渗透中亚，清军西征之后，两国之间出现了重要的战略缓冲区。乾隆坚持要求沙俄尊重清朝的领土主张，最终在几个世纪以来首次有效遏制了其在这一方向的南下扩张。哈萨克汗国看到清军的实力之后，很快主动向清朝遣使通好。中亚的势力结构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884年，光绪十年，清廷正式在新疆设省。从伊犁将军到新疆巡抚，这片土地用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从军管区过渡到了正式的民政行政区。今天中国的西北疆域轮廓，往前追溯，最大的一个历史节点就是那几年。
格登山碑还立着。碑身是青石，风化得厉害，碑文得凑近了才能看清楚。山顶的风很大，从伊犁河谷灌上来的气流顺着山坡往上卷，吹得碑座周围的野草东倒西歪。站在山顶往南看，伊犁河从雪山脚下弯弯曲曲地流过，河两岸的耕地连成一片，绿得发黑。二百多年前，这里刚打完仗的时候，耕地和村庄都不见了，只剩荒草和杂树。后来人来了，引水、翻地、撒种、盖房子，又花了不知道多少年，才重新把这片土地养回来。没有人知道那些在这片土地上倒下的人是谁，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人们能知道的是，在那座碑立起来之后，这片土地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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