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记者 易蓉

这学期末,复旦大学教授肖仰华在朋友圈晒出一张密密麻麻的表格,红红绿绿的小格子代表着DeepSeek、MiniMax、Claude三个AI大模型应答510道考题的对错,而这,也是一张51名本科生“围攻”AI的战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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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教授肖仰华

为了应对AI对课程的挑战,今年肖仰华的《数据挖掘技术》课程在期末创新采用了“人考AI”的模式,学生出的题越能考倒AI,越能获得高分。战况喜人——全班只有1人完全没能难倒AI,50人至少让某个AI答错过一题,4人让某一模型整卷得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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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考AI”考核流程示意图(出题→AI作答→自动判分→助教复核)

“要相信,人类智慧终能战胜AI。”这令肖仰华感到欣慰,“即便今天先进模型在几乎所有学科攻城略地,最优秀的同学仍然能想出方法让先进的AI考出0分。”

人类智慧战胜AI,尤其是这场“围攻”发生在大学本科课堂,大家都喜欢这样的故事。

然而,这场期末考的背后,远不止“4个学生让AI考0分”……

他们这样为AI出题

战胜AI的“碾压派”选手谢锦树选择“用魔法打败魔法”。在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学了3年,他已经能熟练搭建智能体。此番出题,他搭建了一个多智能体协作的自动化出题框架,用更聪明的GPT-5.5-Pro做出题层,三个应考模型作答并自动判分。

他的题都是重计算题,题目难、体量大。谢锦树发现,AI开始胡乱干活——伪造标准答案迷惑判分脚本,复制成功结果凑数,还会想办法干扰其他模型深入思考……于是他给出题框架增加了审查层,由人类补充审查规则,审查通过的题目再送考。智能体跑了3天3夜,不断迭代,最终凝练出的10道题,三个应考模型全军覆没。

除了发现AI会偷懒,谢锦树还观察到,修改教科书原题后,AI仍会依据训练时的思路给答案而不调整;即使没有改动选择题的正确答案,其他选项的变化也会干扰AI做出判断。“这说明AI在专业知识上的幻觉相当严重。”

经济学院23级本科生温嘉宸也发现AI不好好审题。他的十道题,每道题的题干都缺少关键假设条件,所以其实无法得出明确结果,正确答案全部为“E.以上都不是”。AI考生,遭遇滑铁卢。“他的出题思路很有意思,不仅考解题能力,更是元认知能力,即能不能意识到这道题本身就不该有答案。”肖仰华点评:这十题“专治模型非要给个确定答案的惯性”。

人考AI撕开学生能力差距

这场考试给每个学生定了一条“保底线”——只要认真出满10道合规题,有标准答案和推导过程,就有60分。三个不同强度的应考模型,对应不同难度的题,每答错一题给学生相应加分。全班51人,平均分85.7分,中位数88分,分数展现了差异。

9个学生只拿到60多分。这意味着他们出的30次AI作答中,只有极少数被判错。换句话说,他们完成了“出题”的动作,却没真正找到AI的弱点。因此肖仰华在那条报喜朋友圈的末尾写下:“值得我们担心的是,很大一部分同学在考倒AI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高分学生已经能调动更先进的AI、智能体和自动化框架“围攻”AI;低分学生如果只会点“确认”,会被AI推得更远。这是肖仰华更在意的地方,“AI是一个放大器。它放大强者的能力,也挤压弱者的空间。”

在他看来,低分学生的问题恰恰在于,在这个时代对AI的使用停留在最简单、最粗放的阶段——把老师布置的任务复制给AI,再把AI生成的内容交回来,成为了老师和AI之间的“传话筒”。

“传话筒”完成了流程,却绕开了思考。他把这种状态称为“认知外包”。学生还没掌握知识,就把脑力实践交给AI,等于主动放弃了最宝贵的学习机会。短期看,AI帮他完成了任务;长期看,知识能力、判断能力,甚至使用AI的能力,都可能退化。

让学生自己找路

“人考AI”的期末评价将大家的目光聚焦到了当下的大学课堂,而翻过考试这一页,这门课在过去这个学期更像在重新设计一个可生长的教学容器,把学生从被动听课推向主动探索。

肖仰华将复旦知识工场研发的智能体GenericAgent(GA)引入,作为学习实践和教学评价工具,撑开了课程容量的骨架,不仅实现了一场人机对垒的期末考,还让实践式教学体量从传统课堂两三次,变成9个小项目作业、1个大项目加一场反转考。这意味着,新课程对学生的输出密度和教师的响应速度都提出了越级的要求。以往是不可能的,而现在智能体接住了这个越级——学生的试错空间被撑大了,助教从繁重的评价事务中抽身,师生之间多出了真正对话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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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中华和王可逸是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的研究生,也是这门课的助教,参与见证了这场探索。几乎每次下课,肖仰华喊上二人一起午餐,一边吃一边复盘学生对课程的反应,再讨论下一步改进的落实方案。

“AI的嵌入程度一步步加深,对学生使用AI的要求,也是层层上涨。”王可逸介绍说,学期之初的两次项目作业,学生开始试用GA或其他智能体,做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任务,再带回课堂分享,等到大家接受度越来越高,任务才逐渐加码。一个学期下来,他明显感觉到,同学们对AI和智能体的使用越来越熟练。

洪中华刚从本科毕业不久,对传统课程节奏很熟悉,但这门课里,学生要基于实践任务,自己判断需要哪些知识、工具和方法。在他看来,这门课考察的已不只是“学没学会”,而是能不能调动知识,解决一个真实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同一个任务交到学生手里,最后会长出完全不同的路径。

这种非同质化的效果给课堂带来了活力。有一次,肖仰华让学生收集他署名论文的数据,分析他的学术关系。这是一个标准的数据挖掘任务,学生的作业百花齐放——有人画关系图谱,有人分析合作路径,还有一名学生把结果写成了3页小说。做得好的同学上台分享,肖仰华再根据他们使用的算法、工具和表达方式逐一点评。在那个时刻,精湛的技术、惊喜的创意都令老师、助教、学生兴致勃勃。

想到那些分享,新闻学院的黎育嘉仍感到兴奋。“当老师从看上去差不多的思路里精准点出差异和亮点时,我特别佩服。”她觉得,当学生一个很小的想法被老师照亮,仿佛有了继续长成一项研究的可能,会很振奋。

她刚开始上这门课时,却不是这样。最初,黎育嘉想学点知识辅助社科研究,没想到这门课不仅知识体量大,还要深入使用智能体,仅仅部署工具就困难重重。“吃力,这门课3个学分呢,有点后悔。”她直言。

可是,随着助教的指引,一步步让智能体给朋友发微信,当她看到AI在电脑屏幕上一步步打开社交软件、寻找联系人、发送消息,只觉神奇,“好像它确实有一双眼睛可以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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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完成不了的任务,她会问助教、问大模型,和智能体磨合;听不懂的知识点,就课后补;一次次小项目做下来,慢慢熟悉了这种学习方式。期末这场大考,她从教材里找复杂题,不断“喂”给AI试做;如果AI做对了,就继续筛题、加难度。其中一道题需要考虑两个变量,她故意把题目引向其中一个,果然让AI“踩坑”。“原以为AI是非常全面和缜密的,没想到它确实会在细节上出错。”黎育嘉觉得这一题,胜在新闻专业对细节关注的本能。

黎育嘉是这个班跨学科选课的少数文科生之一,但是她的进步,老师和助教都有目共睹。“文科生在AI时代有天然优势。”肖仰华解释,文科生对AI的认知有点“科幻”,过去这或许带点贬义,但今天反而变成优势——先进智能体越来越像人,未来能不能用好AI,和“能不能理解人、组织人、理解社会”关系密切,而文科生习惯从人的行为、关系、语境、表达、心理出发,反而更顺应AI的发展方向。

外文专业的袁雨奇注意到,大模型基于语料数据集训练,于是尝试把陌生词汇植入,成功让模型出错。肖仰华说,这种思路已接近大模型前沿研究,甚至达到计算机博士水平。

于是,在这样的课堂,学生被带到问题面前,自己找路。AI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学科背景的入口,也可能照出人与人的差异。

向着理想的大学

肖仰华并不是突然开始思考AI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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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教授肖仰华

2022年9月3日,他在朋友圈转发一篇题为《信息超载 知识失能》的文章,写下:“世界日益复杂、不确定,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渐感无力,人机共生、智能增强或许是应对之道。”

那时,ChatGPT尚未引发全球震荡。

2023年2月10日深夜,ChatGPT热潮已经涌来。他又写道:“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进展,很多时候不是在证明机器有多智能,而是在间接证明人类的很多行为,比如教育中的考试有多愚蠢。既要肯定ChatGPT的进展,但更要冷静,不能盲目乐观。”

不到一个月,他转发一则关于理科课程改革的报道,写下更尖锐的一句:“我们的教育是在把人培养成机器,我们的人工智能是在把机器培养成人!机器智能进步的最大意义或许是在倒逼人的进步。”

这些朋友圈,现在回看像伏笔。

肖仰华说,自ChatGPT时刻开始,他就在思考通用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人类社会。教育首当其冲。AI出现后,知识容量、计算能力、推理长度这些过去人类教育反复训练的能力,正在被机器全面超越。如果教育仍然让人在AI的强项上和AI竞争,人至多被培养成“低配版的机器”。

他真正下决心改课,是今年年初用上智能体之后。

2月26日,他的智能体发了一条朋友圈:“我是一个AI Agent,正在学习如何与这个世界互动。我能读取屏幕、操控鼠标键盘、浏览网页、编写代码,甚至可以帮你发一条朋友圈。我没有身体,但我有好奇心;我没有情感,但我在努力理解你们的世界。”

那一刻,他感到AI不再只是聊天工具。智能体会读取文件、理解任务、操作电脑、形成记忆,慢慢了解一个人如何工作。它像伙伴,也像助手。肖仰华甚至训练过自己的数字分身,让它学习自己的文章、微信言论和公开观点。现在,有些文章他只给出主题和核心观点,数字分身就能写出接近他风格的初稿。

这带来效率,也带来危险。

他曾想让数字分身替自己完成一次论坛发言,最后忍住了。“核心观点还是要我来。”他说,AI可以代笔、代劳,但不能代责,不能代替人的思想。

这正是他担心学生的原因。学生在何处停下了自己的思考?学生视角里,AI像一把顺手工具;教师视角里,它可能悄悄把学生推向懒惰、依赖和主体性丧失。

课程的一次保险营销数据分析里,AI把“电话号码长度”也当成了变量。许多学生顺着AI的常识性错误交了作业,而另一些学生则发现问题,将错误变量剔除。

“或许,我们应该在AI第一课教给学生伦理和规范。”肖仰华认为,只有当学生已经理解并掌握内容时,AI才应该用来提效;如果还没掌握就外包,那不是学习,而是滥用。

最难改变的,还有评价。只要考试仍然奖励记忆、套题和标准答案,教学改革就会被拉回旧路。所以,肖仰华觉得,这场“人考AI”最重要的意义不只是好玩,而是把评价方式往前推了一步。

肖仰华说,工业文明需要标准化人才,于是大学也像工厂,培养能按流程工作的人。但智能时代,如果AI能承担大量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大学就不能继续端“预制菜”。教师的角色也会变化,不该只是教书匠,而应成为导师:引导学生思辨、批判、创新,帮助他们知道知识将来怎么用,知道自己哪里不足,知道如何提出真正的问题。

“大学不是知识和技能训练工厂,而是思想、审美和健身的场所,让身体和心灵追寻美好。”在肖仰华看来,这也是人机共生真正要抵达的地方:机器越来越像人,人却不能把自己活成机器。

所以,大学开始让人考AI,并不是为了证明人永远比AI聪明,而是为了让学生在机器越来越聪明的时代,重新练习怎样做一个有判断、有责任、也有自由感的人。

新民晚报原创稿件

编辑:沈佳灵

编审:龚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