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按照列强提出的惩办条款，清廷被迫将甘军统帅董福祥革去一切官职，原本二十五营、上万马步官兵分批裁撤分流，驻陕西八营、甘肃十四营合并为八营，交由马安良、张行志等将领分别统管。
但在全盘裁撤的安排之外，朝廷单独划出特例，允许董福祥保留三营私人亲兵卫队，用以安置跟随他征战半生的固原籍老兵，这支规模不大却根基深厚的武装，最终交到董福祥嫡孙董恭手中。
董恭依托祖父留下的亲兵、田产与甘军旧人脉，以固原州为核心，长期掌控今宁夏固原、甘肃环县、镇原、合水、华池、泾源大片陇东土地，在各路军阀来回博弈的西北格局中，维持着半独立的割据状态，直至国民军进驻甘肃后才逐步交出兵权。
董恭，字敬斋，是董福祥过继之子董天纯的独子，也是董福祥直系嫡孙。董天纯早年入国子监读书，年纪轻轻便早早离世，董恭自幼长在董福祥身边，常年跟随祖父出入军营，从庚子年甘军入卫京师、廊坊阻击联军、正阳血战到护送两宫西狩西安，全程见证甘军最后的高光与溃败，军中各级固原籍将官大多与他相识。
董福祥一生征战，原配与几位侧室未曾生育子嗣，董天纯一支是唯一直系后人，董恭自小备受董福祥器重，各类军务、家事时常交由他参与打理。光绪三十年，皋兰一带发生黄河水灾，董福祥拿出大额银两赈灾，朝廷依照恤民条例给予嘉奖，授予董恭候选道身份，加封二品衔，还准许其记名军机处，这一份官方身份，为日后董恭统管旧部、与地方官府交涉提供了合法名分。
1901年董福祥从西安返回西北，最初落脚固原州城，之后在宁夏金积堡修建董府定居，朝廷特许的三营亲兵随同迁移，主力驻扎董府周边马家滩一带，分防金积至固原沿线要道。这三营亲兵人员构成十分单一，全部是同治年间跟随董福祥组建董字三营，先后参与金积堡之战、收复新疆、平定河湟起义，庚子年赴京抗敌的老兵，极少后期新招募的外来兵员，所有人籍贯集中在固原、环县、镇原三地，彼此同乡同族，世代相熟，对董福祥家族忠诚度极高。
武器装备均是庚子战前清廷调拨的毛瑟步枪，另有十余门小型快炮，配套弹药存放在董府专属军械库房，不受各省军械调配体系管控。粮饷来源不依靠户部与陕甘藩库拨款，完全依托董福祥在马家河、马家滩购置的六万多亩屯田产出，每年屯田收获的粮食、牛羊除供给家眷外，全部供给三营士兵，即便清末财政持续紧缩，这支亲兵也从未出现断饷的大规模哗变。
1908年，董福祥在金积董府病逝，家族内部与甘军旧部一度出现动荡。董福祥离世消息传开后，驻扎董府外围的亲兵因担忧失去依靠，成群聚集府门前讨要安置说法，场面一度失控。时年二十余岁的董恭出面处置，联合董福祥四夫人安抚兵勇，当众承诺不会遣散老兵，保留原有驻防地界，依托屯田永久安置所有士卒及其家眷，才平息这场风波。
同年秋季，董恭亲自带队护送董福祥灵柩返回固原南乡十里墩祖坟安葬，沿途三营马步分路护送，途经平凉、镇原、环县各地，地方州县官员不敢随意阻拦，足以看出这支甘军残部在陇东地方拥有的威慑力。董福祥下葬之后，三营亲兵的统辖权完整移交董恭，他将部队主力由金积堡回迁固原，分设多处屯营，一处驻扎固原城内，其余分守镇原肖金、环县城、合水西华池、泾源六盘山隘口，整条陇东通往宁夏、陕西的交通要道都在其兵力覆盖范围内。
宣统三年，国内局势剧变，武昌起义爆发后陕西率先宣告独立，成立革命军政府。时任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意图集结西北全部旧式武装东征，出兵收复陕西。当时甘肃正规绿营、改编勇营兵力空虚，各地能调动的实战力量全部是甘军遗留各部，包括马安良回族精锐军、张行志壮凯军，以及董恭统领的董氏亲兵。
长庚多次派人前往固原联络董恭，许诺战后扩充其驻防区域，同时允许董恭自行招募新兵补足员额，军械粮草由其自行筹备，官府予以通行便利。董恭遵照家中长辈嘱托，以维护地方安定为由，在原有三营亲兵基础上，从固原、庆阳、镇原乡间招募青壮年子弟，将部队扩编至八营，对外称“恭字营”，编制依旧沿用甘军旧制，分步兵五营、马队三营，营官、哨长全部选用原甘军老兵或是老兵子弟，没有外来武官介入统管。扩编完成后，董恭带领恭字营开赴泾州、长武一线布防，作为进攻陕西的侧翼部队，与河州马安良的回族武装划分防区，两军一东一西，互不统属，行军、补给各自独立，从未混编协同。
恭字营进驻陕甘交界防线不足半年，宣统皇帝颁布退位诏书，清王朝统治终结，长庚、升允组织的东征计划彻底搁置，各路西北武装纷纷撤回原有驻地。董恭接到消息后，即刻下令全军从长武、泾州撤回固原，不再听从前清督抚的调令，同时封锁固原各处关口，管控境内集市、田赋收取渠道，地方州县官吏无法再随意进入董恭驻防区域征调粮草、民夫，固原、环县、镇原、华池一带形成由董恭实际管控的独立区域，开启其在陇东的割据阶段。
民国建立初期，北洋政府尚未完全掌控西北，甘肃各地旧式武装划地而治，逐步形成后世所称“陇上八镇”的格局，八镇分为四支回族武装、四支汉族武装，董恭的恭字营是东部陇东固原片区的主要力量，与驻守平凉的陆洪、张兆钾互为盟友，双方互通消息，联合抵御外来武装进入陇东腹地。
北洋政府成立后的十余年间，中央多次下发调令，要求董恭带领恭字营移驻河西或青海，用于边境防务，董恭每次都以陇东地处陕宁交界，流民、山匪众多，部队不可轻易调离为由推脱，始终固守固原属地。
恭字营日常开销除屯田收入外，还收取境内集镇商税，所有税收不向上级藩库上缴，全部留存军中，地方县衙无权干预民政与税收事务，但董恭并未主动向外扩张领地，从未主动出兵侵扰平凉、庆阳府城，也没有与宁夏马福祥、青海马麒等回族军阀发生武装冲突，双方维持相对平稳的共处状态，这也是董恭势力能长期稳定存在的重要原因。
董恭表面接受整编提议，配合上报兵员名册，实际坚守底线，部队营制、驻防地点、各级军官完全不作变动，仅名义上归属甘肃陆军序列，但凡省府下达远距离调兵命令，全部以地方防务紧急不予执行，张广建手中缺少足够兵力武力收服固原，只能暂时搁置收编计划。
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皖系势力失势，甘肃地方各界发起驱逐张广建的自治运动，宁夏马福祥、宁海马麟等回族将领联合通电，打出“甘人治甘”的口号，陆洪涛、董恭等陇东汉族武装首领一同响应，联名列举张广建施政弊端，施压北洋政府将其调离甘肃。
张广建离开后，甘肃各方爆发督军争夺风波，马福祥、陆洪涛两大势力互相抗衡，分别拉拢省内各路武装站队，董恭选择保持中立，既不依附宁夏诸马，也不全力支持陆洪涛，依旧闭门管控固原属地，不参与省城权力争夺，避免部队卷入大规模省内混战。陆洪涛出任护理甘肃督军之后，与麾下张兆钾达成同盟，掌控平凉大片区域，虽然与董恭同属陇东汉族甘军旧部，却始终存在地盘划分的潜在矛盾，不过二人从未爆发正面战事，仅划定各自管辖县域边界，互不越界行事。
1925年冯玉祥率领国民军进驻甘肃，开启全省武装整编工作，先后武力击溃陇南孔繁锦、陇东张兆钾等顽固割据势力，甘肃原有八镇体系彻底瓦解。
董恭察觉到局势变化，清楚仅凭八营恭字营无法与国民军大部队抗衡，主动主动前往刘郁芬行辕接洽，自愿交出大部分兵力，仅保留少量贴身护卫队，接受国民军改编安排。
随后国民政府设立陇东游击第二旅，任命董恭担任少将旅长，驻防固原，部队兵员拆分重组，原有甘军老兵逐步分流至各地驻防，不再统一归董恭掌控。
1930年前后，全国陆军统一整编，陇东游击第二旅番号撤销，恭字营延续数十年的甘军残脉正式拆分消散，董恭辞去军职，返回固原老家定居，不再参与军政事务，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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