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
李时雨后来第一次穿上人民解放军军装时，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从北京法政大学毕业的青年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北平，中南海。他把一本线装书交到童小鹏手里，书里藏着从香港带回来的情报。任务交完，他写下两句诗：“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
这十五年，他换过几层身份。
东北军中尉办事员，天津高等法院书记官长，汪伪立法委员，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后来又成了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组长。
官越做越大。
人却越走越险。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一九〇八年生在黑龙江巴彦县。少年时读书，后来进北京法政大学。九一八事变后，北平街头到处是学生游行，他也站进队伍里。
一九三一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打这天起，他的路就不能按普通读书人的路走了。
一九三四年，李时雨大学毕业，党组织把他派进东北军。张学良部在西安活动，他进了“剿总”第四处，当中尉办事员。
心里是另一份名单。
危险很快换了地方。
一九三七年七月，天津高等法院来了一个从西安调来的书记官长。李时雨穿着体面，出入租界和法院，手里还有日本特务机关发的通行证。
天津地下党急着把电台设备送出去。
租界出口“法国桥”由日本军警把守，三大箱机器，哪一箱被打开，都是大祸。
李时雨没有硬闯。
他坐上汽车，把自己摆成一个讲排场、怕麻烦的官员。车到桥口，证件递上去，箱子跟着过去。
桥过了。
电台也出去了。
这不是胆子大就能办成的事。胆子太大，会露；胆子太小，也会露。李时雨只能把自己演成敌人愿意相信的那种人。
一九三九年八月，汪伪方面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六大”。
李时雨以代表身份坐进会场。
七十六号是什么地方，上海人心里都清楚。门口进出的人，许多都带着特务机关的气味。可也正是在那里，李时雨把汪精卫同日方秘密勾连的情况记了下来，送给党组织。
这一步之后，他越陷越深。
一九四〇年，汪伪政府成立，李时雨被任命为汪伪立法院立法委员，又任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到了陈公博兼任上海市长时期，他又在上海保安司令部、警察和清乡机构里担任要职，还授了少将军衔。
少将。
这两个字落到别人身上，是升迁；落到李时雨身上，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刀。
他自己也不是没有怕过。
位置越高，离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越近；离特务的眼睛，也越近。可组织给他的意思很明确：大胆往上爬，爬得越高，越能拿到敌人核心里的东西。
于是他继续往上走。
情报怎么送？
有时不是枪，也不是密码本。
是一块肥皂。
李时雨写好情报，交给妻子孙静云。孙静云把整块肥皂挖空，把纸塞进去，再补好包装。交通员带着肥皂往返上海和苏北。
肥皂放在包里。
命也放在包里。
一九四五年初，日本败相已露。新四军发动阜宁战役，汪伪军心震动。李时雨抓住这个空当，策动汪伪人员准备配合新四军起义，又从上海保安司令部军火库里提走二十支德国手枪、一百支美国卡宾枪和两种子弹各三万发，送给新四军。
武器调拨单上有大印。
大印是真的。
人是假的。
抗战胜利后，李时雨没有马上回到明处。他又打入军统，任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组长。戴笠身边的系统，照样把他当自己人用。
可危险终究来了。
一九四六年九月，军统特务逮捕了李时雨。审讯室里，酷刑一轮轮压下来。他咬死不认共产党员身份，拒绝在笔录上签字，还骂回去：“八年來你们躲到重庆，不打日本鬼子，今天来迫害我这同敌人艰苦斗争的地下工作人员，真是丧尽天良！”
他被判有期徒刑七年零六个月。
这一次，他不在敌营的办公室里了。
他在牢里。
一九四九年二月，李时雨取保释放。刚出来，上海还没有解放，军统特务毛森还派人盯梢。他又接到任务：继续留在上海，宣传党的政策，劝工商界不要撤走资金机器，策反军政警人员，保护公共资产和档案。
他找故友黄雨斋安排工作，成了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
西装还得穿。
身份还得藏。
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他才按安排撤离上海，经香港转赴北平。在香港，党组织把一本线装书交给他，让他带回北平转交中央统战部。
这趟路走完，十五年的暗线才真正收束。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在中央党政机关和统战部门工作，后来任河南省政协秘书长、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等职。
一九八七年，离休后的李时雨和孙静云把大部分积蓄捐给家乡巴彦县，设立李时雨奖学基金会。
他没有把十五年挂在嘴边。
那首诗倒留下来了。
北平的屋子里，军装刚换上，线装书已经交出。李时雨低头写字，纸上落下那两句：“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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