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雄好汉，官府的眼中钉肉中刺
翻开武侠小说，到处都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侠。可回到真实的历史里，尤其是古代专制社会，越是这样的人，官府越容不下。今天能替人出头，明天是不是就能领着几百号人抗粮抗税？
所以，除了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或者皇权认可、体制内收编的捕快、武举，其余一切在乡野间自然产生的“好汉”，在官家眼里，天生就是可疑的，就是潜在的造反种子。历朝历代这类人平时被歧视，暗地里被盯着，一有机会，必定要找个由头把你收拾了才安心。
搞了两千年，搞出来的结果就是：有本事的人要么学乖了，要么就真的被打死了。剩下的，都是些见人点头哈腰、遇事往后缩的“老实人”，就是那种见着当官的就哆嗦、见了比自己弱的就耍横的人。
二、武侠小说，一个怯懦者社会做的白日梦
《水浒传》里那些好汉，哪一个不是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才上梁山的？林冲，八十万禁军教头，正经的朝廷命官，被栽赃陷害往死里整。武松，打虎英雄，哥哥被害告状没人管，自己动手报仇，成了朝廷钦犯。
施耐庵为什么写这些？因为在那个年代，老百姓心里苦啊。走在街上被人欺负了，喊一声“救命”都没人理你。谁理你呢？理你的人说不定自己也要搭进去。所以只能在书里、在戏里、在茶馆的说书摊子上，找一找那种“好汉出手打抱不平”的感觉。听着武松血溅鸳鸯楼，听着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过过干瘾。
这就是白日梦。一个普遍缺乏安全感、人人自危的社会，最容易做的一种白日梦。为什么中国武侠小说里的侠客，十个有八个跟官府不对付？要么是杀贪官，要么是劫法场，要么是夜闯巡抚衙门取人首级。书里写得热闹，读者看得解气，可翻回头来一想——现实里哪有这种人？真有的话，坟头草都三丈高了。
二、衙门的路走不通，那就去找洋人
结果就产生了清朝末年很熟悉的那种现象，被本国官府污蔑或者欺负的人，他们自然而然就跑到传教士那里变成教民了。不是因为宗教的原因，而是因为秩序的缘故。
一方是信儒教、拜孔子的顺民，官府可以随便打、随便罚，甚至无端把你抓去干活；另一方是入了教的教民，哪怕犯了事，县官也得先跟教堂的神父商量，神父一点头，衙门的板子就落不下去。万一神父不高兴，一封函件递到京城的总理衙门，地方官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弄不好还要丢乌纱帽。地方官宁可得罪十个老百姓，也不愿意得罪一个洋人。
当时官府最头疼的就是“教案”。某个教民跟平民争水井，平民挨了打，告到县里，县官不敢受理，因为教民背后站着教堂。神父一出面，往往判平民输。
久而久之，民间自然形成了一种冷酷的筛选机制：当顺民，你什么都保不住，连命都可能随时搭进去；当教民，你不但能保住田产，还能反过来让平时欺负你的人低头。这根本不是宗教选择，这是生存选择。民、教之间的天平，就这样一天天向着“教”那一端倾斜。教民有利，人数就越滚越多；顺民吃亏，队伍就越来越小。
三、士大夫集体破防，却从不问自己干了什么
随着教民越来越多，各地士绅和官僚们坐不住了，纷纷上书、聚会，异口同声地叫嚷：“这样下去，民皆为洋民、教民，我们就没有人可以管了！”他们急得跳脚，但仔细琢磨，他们担心的从来不是老百姓过得好不好，而是“我没有人可以管了”。
这话背后的潜台词极其冷酷：在他们眼里，百姓不过是放牧的牛羊，现在这些牛羊要跑到别人的圈里去，牧人当然急。可他们从来不反思，牛羊为什么要跑？是不是自己圈里的鞭子太狠了，草料一口都不给？
一个吏治国家，天生容不下江湖好汉，把所有民间自发的正义与勇敢视为反叛，用尽手段磨平人们的骨头。这样造出来的社会，表面上一片死寂的顺从，底下却积压着巨量的怨恨与不安全感。人们天天盼着有大侠来救自己，但现实里没有大侠，只有洋人提供的另一种“规矩”。
当传教士带着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建起一个能挡衙役、能抗恶霸的保护壳时，无数个王二柱、李老四们，便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不是他们想做“二鬼子”，实在是原有的世界没有给他们留一丁点做人的缝隙。那点“教民”的甜头，恰恰是“顺民”永远尝不到的盐。
这出戏演到高潮时，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荒诞景象：最标榜忠孝节义的帝国，其基层子民却争先恐后去寻求洋人的庇护。官府不是没看到危机，但他们能想出的办法只有砸教堂、杀教民，用更暴烈的手段去硬扳天平，结果惹来更大的祸端。从头到尾，都没几个人愿意正眼看看那个最朴素的道理——你只要肯给老百姓一点公道，哪怕只是一点点，谁又愿意顶着“背弃祖宗”的骂名去投靠外来的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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