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望生，一九九二年二十四岁，那年麦收，我去村长赵德厚家帮忙割麦，夜里睡在他家仓库看麦子，半夜迷迷糊糊摸到身上多了一条毯子，抬眼才看见赵冬梅蹲在旁边，她压着声音说：“怕你睡不好。”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我们村叫柳河村，在豫东那片平地上，村前有条小河，河边一溜柳树，春天看着还挺好，到了六月就没人顾得上看了。麦子一黄，全村人都像被火撵着一样下地，怕下雨，怕刮风，怕麦穗掉粒。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机器，都是镰刀一把一把割，割完捆，捆完拉，拉到场上再脱粒，哪一步都累人。

我家穷，我爹陈满仓早年伤了腰，干不了重活，我娘常年咳嗽，药罐子没断过。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上学，几亩薄地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初中没念完就回来了，谁家有活我就去，收麦、挖沟、砌墙、搬砖，只要给钱，脏点累点我都不挑。

村里人都说我老实，说我有膀子力气。可老实这东西，听着像夸人，真到了说亲的时候，就不值钱了。媒人来过两回，坐下还没喝完一碗茶，一听我家这光景，就说回去再打听打听，后来连影子都没了。我娘嘴上不说，夜里常叹气，我躺在东屋听得清清楚楚。

赵德厚家就不一样。他是村长，住在村东头，五间砖瓦房，院子里铺着水泥地，门口还停着一辆摩托车。那时候谁家有辆自行车都算体面，他家摩托车一响，小孩都追着看。他有个女儿叫赵冬梅，比我小一岁，在村小学教书。

冬梅小时候跟我一块上过学，后来她考上师范，我回家种地，慢慢就不像一路人了。她白净，话不多，头发总梳得整齐，穿的衣裳也不贵，可洗得干干净净。她从学校门口走过，手里抱着几本书，跟我们这些满身泥汗的人站一块，真像不是一个日子里长出来的。

那年六月初，村长家南洼那片麦子熟透了，金黄一大片。傍晚我刚从自家地里回来，裤腿上全是麦芒，赵德厚骑着摩托车停在我家门口，说：“望生，明天来我家割麦，一天十五，管饭。”

十五块钱不少了，我爹忙应下。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第二天天不亮就去了。

那天热得厉害，太阳还没升高，汗就顺着脊梁往下淌。我们几个人弯着腰割了一上午，中午吃了几个馒头，灌了两碗绿豆汤，又接着下地。一直忙到天黑，才把麦子拉到赵家打麦场上堆好。

我以为能回家睡觉了，赵德厚却指了指场边那间仓库，说：“今晚你在这儿守着，麦子和脱粒机都在外头，别叫人惦记了。”

我心里一沉，可也没法推。回家拿了凉席和薄被，跟爹娘说了一声，又折回去。仓库里有麦秸味，也有化肥味，闷得很。我在地上铺了席子，躺下时浑身骨头都疼，可偏偏睡不踏实。外头蛐蛐叫，远处狗叫，风吹着麦垛沙沙响，我睁着眼看屋梁，脑子里都是钱，药钱、学费、家里的口粮。

不知过了多久，门口有了动静。

我一下醒透了，以为有人偷麦，手往旁边摸，想抓根棍子。门被轻轻推开，月光漏进来，一个人影闪进屋里。我闻到一股淡淡的雪花膏味，心里咚咚直跳。

那人走到我身边蹲下，我借着月光看见那根辫子，才知道是赵冬梅。

我吓得连气都不敢喘。村长家的闺女，半夜到仓库里来，要是让人撞见，我就是跳进河里也洗不清。

我小声叫她：“冬梅？”

她没接话，只把手里的薄毯展开，轻轻盖在我身上。毯子落下来的时候，擦过我的胳膊，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她低着声说：“夜里凉，怕你睡不好。”

说完她就走了，来得轻，走得也轻，像一阵风。仓库里又黑下来，只剩那条毯子盖在我身上，带着皂角味和一点她身上的香。

那一夜，我再没睡着。

我翻来覆去想她那句话。她是可怜我？还是怕我冻着？又或者，是我不敢往深处想的那个意思？我不敢定，也不敢问。天亮时，我把毯子叠得整整齐齐，怕别人看见，又偷偷塞进自己的被子里。

早饭时，冬梅坐在我对面喝玉米糊糊，一直低着头。偶尔她抬眼看我一下，又很快躲开。我心里乱得很，啃着馒头都不知道什么味。那天割麦，我差点把镰刀割到腿上，被旁边人喊了一嗓子才回神。

麦收过后，我好些天没敢往赵家去。可人就是这样，越不敢见，心里越惦记。夜里我把那条毯子放在枕头底下，闻着那点淡淡的皂角味，常常睁眼到半夜。

到了八月，村小学围墙被雨泡塌了一截，赵德厚叫人去修，我也去了。冬梅出来送茶，递给我时，手指碰了我一下。就那么一下，我手背像被烫着了。她低头说了句“慢点喝”，声音很小，可我听得清楚。

傍晚别人都走了，我留下收拾灰桶。冬梅从教室里出来，站在操场边上，叫了我一声：“望生。”

我答应着，却不敢看她。

她问我：“你是不是觉得那天晚上，我不该去？”

我一下急了，忙说：“没有，我从没那样想。”

她抬头看我，眼圈有点红：“那你为什么躲我？”

我被问住了。半天才憋出一句：“冬梅，我怕。我家穷，你是老师，又是村长家的闺女，我怕我想多了，也怕害了你。”

她看了我好一会儿，忽然说：“我要是看不上你，那天晚上就不会去仓库。陈望生，你穷我知道，可你不是懒人。你要是真有心，就别光会怕。”

这话像一把火，把我心里那点躲躲闪闪都烧没了。我看着她，说：“我想娶你。”

她没笑，也没哭，只轻轻点了下头。

这事很快传到赵德厚耳朵里。他把我叫到堂屋，烟一根接一根抽，问我：“你拿什么娶冬梅？”

他说得不难听，可句句都是实话。我家没钱，没新房，连像样的彩礼都拿不出。我站在他面前，手心全是汗，最后说：“叔，我现在没有，可我能挣。我不赌不混，有一把力气。你给我几年，我一定回来正正经经提亲。”

赵德厚没答应，只让我回去想清楚。

我想了一夜，决定去南方打工。那时候村里有人在东莞，我托他找活。临走前，冬梅来我家找我，她当着我爹娘的面问：“你真要走？”

我说：“真走。我得挣钱，不能让你跟着我受苦。”

她眼圈红了，从兜里掏出一个手帕包，里面是她攒的工资，十块五块一块都有。她塞到我手里，说：“路上用。到了那边给我写信，寄到学校，别忘了吃饭。”

我握着那包钱，喉咙像堵了棉花。那一刻我就在心里发誓，这辈子要是辜负赵冬梅，我就不是个人。

我去了东莞，先进五金厂，后来进电子厂，再后来跟着师傅学钳工。一天站十几个小时，手上磨出血泡，破了又结茧。每月发工资，我只留一点吃饭钱，其余全存起来。冬梅给我写信，说我爹腰好些了，说我娘咳嗽少了，说学校新分来粉笔质量差，写字老断。她的信不长，可我每封都读很多遍。

三年，我没回家过年。不是不想，是舍不得路费，也想多挣一点。除夕夜，厂里宿舍空了一半，我一个人吃泡面，听外面放烟花，心里酸得不行。可想到柳河村还有个人等我，我就又撑住了。

三年后，我带着一万两千块钱回村。人瘦了，脸黑了，手也粗了，可腰杆比走的时候直。我去赵家，把一万块彩礼放在堂屋桌上，又拿出给冬梅买的金戒指。

我对赵德厚说：“叔，我回来提亲。”

赵德厚看着那些钱，很久没说话。冬梅就站在我旁边，不躲，也不低头。过了好一阵，赵德厚才叹了口气，说：“你小子，倒是真能熬。钱我收下，戒指给冬梅。房子盖好，就把日子定了。”

冬梅听完，眼泪一下掉下来。我站在那儿，心口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疼，又亮堂。

第二年开春，槐花开的时候，我和冬梅成了亲。婚礼不大，就在村里摆了几桌。她穿着红棉袄，头上别着红花，坐在我身边，脸红得不敢抬头。我娘端酒时手一直抖，我爹拄着拐杖，背过身抹了好几回眼睛。

晚上进了新房，我从柜子里拿出那条淡蓝色的薄毯。洗过好多次，颜色淡了，边角也起毛了，可我一直留着。

我递给冬梅，说：“还你的。”

她愣了一下，接过去摸了摸，眼泪又上来了，嘴上却骂我：“傻不傻，一条旧毯子还留着。”

我说：“那年你说怕我睡不好，从那天起，我就想娶你。以后换我怕你睡不好。”

她低下头笑了，笑着笑着又哭，把那条毯子叠好，放在枕边。

后来我们有了一儿一女，日子也不是一下就富起来的，照样有难处，有吵嘴，有柴米油盐。可每到麦黄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一九九二年的那个夜晚，想起仓库里的月光，想起赵冬梅蹲在我身边，轻轻给我盖上一条毯子。

那时候我不知道，一条薄毯能把一个人暖到老。现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