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要说有哪位骑士最为公众所知，想必大多数人都会想到亚瑟王（King Arthur）以及他所统率的圆桌骑士（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传说中的亚瑟王拔出石中剑，成为天命之王；他派遣圆桌骑士加拉哈德（Galahad）寻找上帝的圣杯；他死后，遗体被送入阿瓦隆（Avallon）……这些故事构成了我们记忆中的“亚瑟王传奇”。
然而，当今人们所熟悉的亚瑟王的形象——“追求圣杯的基督教王公”，是经过多个世纪，由众多作家不断在故事中增添人物和元素演化而来，是后世“塑造”的结果。与最初的亚瑟王相比，后世的亚瑟王形象已多有不同。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在于，在亚瑟王的形象构成与相关事迹的叙述中，叙述者融入了各种基督教元素。可以说，他的形象的塑造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他逐渐被“基督教化”的过程。在相关故事中，从战争将领到追求圣杯的王者，亚瑟王的宗教追寻和虔诚忏悔逐渐成为了故事的主旋律之一。那么，在这一演化过程中，亚瑟王是如何开始与基督教发生关联的？他的故事又是如何在基督教与国王这一身份之间建立紧密联系的？通过“圣杯”这一基督教圣物元素，并以之为锚点，我们可从历史时间的脉络中梳理出中世纪亚瑟王形象的基督教化历程，让亚瑟王的形象迭变轨迹与逻辑浮出水面。
凯尔特与基督教元素：从战争英雄到潜在基督徒王公的亚瑟王
最初，作为人物形象的亚瑟王出现于中世纪早期的《不列颠人史》（Historia Brittonum）和《威尔士年鉴》（Annales Cambriae）。在这两部作者身份不明的拉丁语作品中，亚瑟王被描述为带领不列颠诸王与敌人作战的战争领袖。揆诸原文，我们不难读到这样的描述：“他十二次被选为统帅，并且常得凯旋。”《不列颠人史》这一记载的重点，在于强调亚瑟王作为统帅的勇武与谋略。除去能一人匹敌近千人之外，他还能够在比他更为尊贵的人群中胜出，在众人的推选下成为一军之帅。这足以证明他的统军与指挥能力。但在这两部最早的文献中，作者对亚瑟王的记载仅为只言片语，且支离破碎。文本虽然提及亚瑟王这一人物形象，但针对他是如何继承王位，又是如何治理并统治国家的均未有涉及。因此，真正较为完整的亚瑟王形象，还需在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所撰的《不列颠诸王史》（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中找寻。事实上，亚瑟王的形象正是从这里开始成型的。
《不列颠诸王史》12世纪的手稿
《不列颠诸王史》由英格兰教士蒙茅斯的杰弗里撰写于公元1136年左右。对于英格兰的局势而言，这是一个远未尘埃落定的时代。一方面，诺曼底公爵威廉率领诺曼人、法兰西人、佛兰德人和布列塔尼人等组成的千人联军入侵英格兰。威廉夺得了英格兰的统治权，由此开启了诺曼时代；另一方面，新的诺曼政权要想在不列颠这片土地上扎根立足，进而塑造与巩固自身的政权合法性，以及要想让诸多不同族群的人对不列颠土地上的诺曼政权产生归属感，还需统治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对于新生的政权来说，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事实上，统治阶层的确做出了各种努力，其中之一便是，征服者威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通过索尔兹伯里盟誓（Oath of Salisbury）和《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确认了英格兰贵族的效忠姿态和国内土地财产的分布状况。然而，更为深层的族群归属和认同问题，并不能在短时期内解决。
在诺曼征服之后，英格兰仍由多个族群组成，其中既有继承古老凯尔特习俗的不列颠人，也有随征服者威廉来到英格兰的诺曼人和布列塔尼人等。面对这些习俗不同、文化和血缘也不同的族群，统治者该如何应对？或者说，该如何让他们认同并归属于威廉及其治下的“英格兰”？除却王室联姻等策略外，还有一种颇为重要的方式，那就是塑造各族群的文化认同。在11到12世纪这个时段内，众多具有盎格鲁—诺曼（Anglo-Norman）血统的英格兰作家通过撰写各自的作品，宣传一种新的、让父母血统双方都能寻找到认同点的“民族”文化，以此作为锚定并加深族群认同、促进族群融合的策略。《不列颠诸王史》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其中，它关于亚瑟王的形象与故事的书写，既融合了凯尔特的文化习俗，又增添了让法兰西人更为认可和熟悉的基督教元素。
《不列颠诸王史》这一作品或多或少加入了凯尔特元素。例如，在其中，亚瑟王仅仅带有少量随从便与巨人作战，而作战的地点，就选在康沃尔（Cornwall）等凯尔特族群所在的区域。直到诺曼征服之时，康沃尔才被纳入英格兰的管辖范围。但即便如此，该地还是保留了独特的凯尔特文化元素。在书中，作为地理标识的地名更是能让读者意识到，与亚瑟王相关的故事发生在英格兰，而无论是康沃尔还是布列塔尼等，都已成为英格兰记忆的一部分。如此一来，他们便有了可以共同歌颂的英雄传说，有了共同的文化记忆。
除了地名外，书中最浓厚的凯尔特元素之一，便是我们至今也非常熟悉的阿瓦隆。它不是实际的法国市镇，而是人们幻想中的理想之乡。在书中，作者关于亚瑟王的故事的叙述行将结束之时，亚瑟王走向这样一个结局：“那位著名的亚瑟王受了致命之伤。为了疗伤，他去往阿瓦隆……”“Avallon”一词源自高卢语，意为苹果树之地，也有人说，其最初源自原始凯尔特语，可以从古爱尔兰语、威尔士语和古布列塔尼语等语种中找到相关源头。阿瓦隆往往被描述为可以治愈伤病的神秘之岛。这个岛由女巫或精灵统治。在有关阿瓦隆的故事中，与基督教元素相异的部分很可能来自杰弗里收集并加以利用的威尔士语资料等。
除了“凯尔特”这一让不列颠的原住居民产生认同感的元素，亚瑟王的战争英雄身份还须蕴含能够让法兰西人产生认同的“触媒”。如此，它才能进一步促进整个英格兰的文化认同。无疑，塑造历史上的相关英雄人物的记忆，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与此同时，书中与基督教相关的神圣元素，多是作为教堂或葬礼仪式等中世纪的宗教社会背景出现。这些宗教色彩不是神秘的、难解的、令人顿感隔膜的。从这些作为背景的基督教元素中，读者能够感受到基督教对于中世纪社会生活的微妙影响。而在其中，亚瑟王与基督教仪式传统的关联，也得以孕育和发展。例如，书中刻画了亚瑟王的妻子、他的王后桂妮薇儿（Guinevere）。王后的事迹在基督教所宣扬的道德框架内得到了进一步的诠释——最终，她开始忏悔，在忏悔之中，她走向了基督的怀抱。在书中，在亚瑟王远征期间，王后桂妮薇儿和莫德雷德（Mordred）私通，背叛了她的丈夫亚瑟王。一般来说，犯下私通之罪的女性难免会走向覆亡的惨境。然而，桂妮薇儿最终选择了遁入空门：她进入修道院的僻静之处，以此洗刷此生的罪孽，以求寻得最后的救赎。书中写道：“当桂妮薇儿王后得知此事后，她陷入了绝望之境；她立刻从约克逃往军团之城凯尔莱昂；在殉道者尤利乌斯的教堂里，她从修女手中接受了头纱，并许下誓愿，从此过上守贞的生活。”
细读文本便可得知，桂妮薇儿是在殉道者尤利乌斯教堂，也就是中世纪基督徒所崇拜的圣徒教堂中选择投入基督怀抱的。而戴上头纱这一行为，意味着她从此成为“基督的新娘”，与尘世作别乃至决裂。通过桂妮薇儿的故事，杰弗里似乎在暗示，世俗的罪恶可以通过信仰基督、向基督忏悔得到救赎。也正是在这一叙事逻辑中，基督教元素得以“顺畅”融入亚瑟王传奇，融入人们有关英格兰的故事和记忆之中。
此外，文中也包含亚瑟王将战死的贵族安葬于修道院的叙述。身为作者，杰弗里自己最终也将罗马的失败和不列颠的胜利归结于“神的旨意”。虽然在这些叙述中，基督教的元素还不甚明显，但它们已然涵盖方方面面。正如基督教对中世纪社会的影响一般，在影响亚瑟王传奇之时，这类元素犹如雨润万物，有力无声。虽然在此时期，人们对亚瑟王的形象塑造仍偏向于军事领袖和战争英雄等维度，但其间的基督教元素的影响已不容忽视。可以说，一个尊重基督教宗教仪式的亚瑟王从中诞生了。
初步基督教化的亚瑟王：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君主
尽管《不列颠诸王史》一书内容的准确性有待辨析，但有一点已不容置疑：它奠定了一个最初的、较为完善的亚瑟王形象。自从杰弗里的《不列颠诸王史》受到众人欢迎后，亚瑟王的传奇故事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当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它时，它也就逐渐突破了英格兰的地域限制，进一步传播至欧洲大陆，在这片大陆尤其是法兰西一带经历改编，并进一步传播开来。12世纪下半叶，相比于此前的亚瑟王故事，克雷蒂安·德·特瓦鲁（Chrétien de Troyes）的遗作《珀西瓦尔：圣杯的故事》（Perceval: The Story of the Grail），最终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亚瑟王形象——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君主。
需知，11世纪末，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信众对于自身罪恶的焦虑和寻求忏悔的渴望，促成了这次前所未有的武装朝圣。接下来的事情众所周知：十字军在1099年攻占了圣地耶路撒冷，进而掀起了整个西欧的信仰热潮。无数朝圣者去往耶路撒冷。为了保卫朝圣者的安全，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诞生，并很快得到了耶路撒冷王国和罗马教廷两方面的认可。在这一团体身上，尚武精神和对宗教的虔诚两相结合。受西欧信仰热潮的影响，许多文学创作也开始将宗教元素与冒险、宫廷浪漫故事加以结合。法国作家克雷蒂安也不例外。
根据历史记载，克雷蒂安曾在香槟宫廷担任宫廷诗人，为香槟伯爵夫人玛丽，也就是阿基坦的埃莉诺和路易七世的女儿撰写过《兰斯洛特，马车骑士》（Lancelot, the Knight of the Cart）。该作品催生了“典雅爱情”的代表人物兰斯洛特。此后，在宗教狂热和骑士故事盛行的社会大背景下，他开创性地将圣杯这一神秘因素引入了亚瑟王传奇。在细节处，他暗示圣杯与基督教宗教救赎之间的紧密联系。在骑士和基督教多种因素的交织之下，他完成了自己最后的作品——《珀西瓦尔：圣杯的故事》。
克雷蒂安的这部作品围绕珀西瓦尔的骑士的冒险故事展开。它塑造了一位经历冒险之后，在精神上、武力上和灵性上都得以成长的骑士代表。这样的代表便是人们心目中的骑士的典范。表面上看，亚瑟王似乎只是故事中的背景人物。但细究之下，亚瑟王及其宫廷中的骑士对待珀西瓦尔的态度之变化，也表明他和珀西瓦尔一同成长，彼此相互成就。可以说，珀西瓦尔的形象丰富了亚瑟王的传奇故事，而亚瑟王这一历史久远的故事素材，也赋予珀西瓦尔这个人物以神秘之感。
或许是受了他曾经为之效力的法兰西香槟宫廷的影响，又或许是因为一位法兰西臣民对于国家的理解，亚瑟王在克雷蒂安的笔下，成了一位典型的基督教世界君主。在神降下恩惠的基督教世界内，宫廷中的重大事件往往都与基督教的庆祝日期相重合。例如，当克拉马杜来到亚瑟王的宫廷并向他表达投降之意时，这一意义深远的事件，便正好与基督教的圣灵降临日（Pentecost）重合。和基督教的叙事框架一致，接下来的故事情节安排是：君主行使自己的王权，统治他的王国，并接受骑士们的臣服；此外，他派遣骑士前往各地冒险。
与此同时，亚瑟王也保有对基督的虔诚信仰。被珀西瓦尔打败的骑士接连不断地来到亚瑟王宫廷。这位王公终于知道，他错过了一位多么英勇强大的骑士，错过了一个上天赐予他的宝物。除了心中深觉遗憾之外，他没有就此放弃，而是选择主动出击：他去追寻珀西瓦尔在荒野中的踪迹。他这样表达自己的决心：“我以圣大卫的名义起誓，威尔士人向他祈祷，我连续两个夜晚绝不在室内睡眠，除非我再次见到他，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只要他活在这世上。现在，我就要去见他。”在亚瑟王的誓言中，对于自己睡眠的约束，实际上正符合基督教誓言的核心要求之一，即以自身外在的、身体上的磨难，来换取心灵上的忏悔与救赎。亚瑟王对于之前宫廷中的骑士看轻珀西瓦尔一事是有愧于心的，正是通过给予自己磨难，他得以赎轻自己的罪过。如此，他才能开启寻找珀西瓦尔的旅程。在以基督教圣人的名义起誓后，他带领整个宫廷，像出征一般去追寻珀西瓦尔的足迹，并最终发现了在雪中沉思的他。
亚瑟王对于珀西瓦尔的看重，既说明他作为君主的求贤若渴之心，也说明他在圣徒信仰的驱动之下，有意追寻那位可能存在的“圣人”。无疑，从珀西瓦尔的冒险内容来看，他这一路所经历的，不单是世俗之事，更是对自身精神的磨练和灵性的追寻。
在离开亚瑟王的宫廷，继而在外冒险之时，珀西瓦尔偶然来到了渔王的城堡，并在此见到了与染血的长矛并列的圣杯。圣杯最初出现之时，由一位少女用手持起，其上镶嵌着各种宝石，同时散发出炫目的光辉，奢华又高贵的样子令烛火失去光芒。然而，就在这时，珀西瓦尔记起了师父的提醒，并未去询问圣杯的作用。与此同时，渔王城堡中的侍从虽然传递过圣杯，却也始终未能明确它的具体位置。直到离开城堡、遇见自己的表妹之时，珀西瓦尔才在她的训斥之下，知晓了圣杯的意义。同时，他也知道了自己当初发问的重要性。他知道，“如果你当初问出了那个问题，你原本是可以完全治愈那位仁慈王者的伤痛的。但你从未询问圣杯到底是什么，也从未知晓它被带给了谁”。
当知晓了圣杯的作用，并知道了自己未曾提问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时，珀西瓦尔陷入了悔恨之中。他意识到，自己忽略了神的恩赐与慈悲，是自己未向神明祈祷，且未践行自己应祈之事，才犯下眼下的罪过。隐士告诉他，是因为他离开母亲、导致母亲死去的罪过，使他最后未能提问。惟有他领受圣餐，才能获得自己心灵的释放。
可以看出，在渔王城堡中与圣杯擦肩而过的经历，是珀西瓦尔冒险的转捩点。从这个故事开始，圣杯作为珀西瓦尔冒险的一部分，被引入了亚瑟王的传说。在克雷蒂安的描写中，圣杯具有神秘的力量，其中盛放着圣饼以维持渔王的生命，并且在询问圣杯的作用后，它能发挥治愈伤痛的能力。但作者并未确切道明圣杯的具体来源，只是强调了它的神秘与神圣性，并将其和染血的长矛等器物并置，以此给予读者足够的联想空间。同时，亚瑟王在故事中也仅仅发挥了一位世俗君主的作用：他是基督教世界中的合格君主，也是一位虔诚的信徒，但也仅此而已。值得注意的是，直至此时，亚瑟王与圣杯还并产生直接的联系。他的形象，仍然限于世俗氛围之中。
追求圣杯：作为基督教君主典范的亚瑟王
克雷蒂安将神圣因素引入了与亚瑟王相关的传说之中。而13世纪初期的罗伯特·德·博龙（Robert de Boron）则在西欧社会对圣物的崇拜与狂热氛围中，完善并拓展了克雷蒂安作品中的“圣杯故事”，并在自己的作品中，构造了与亚瑟王传说息息相关的“圣杯史”。
13世纪初期，西欧王权与神权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人们对圣物的崇拜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升华。在早期基督教仍受迫害之时，基督教殉道者的遗体或是遗物就被认为具有神圣力量，能够帮助人们远离伤痛。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这些被认为具有神圣力量的物品，进而被人们称作圣物。在信徒们心中，圣物连接人与神。故此，圣物崇拜得以进一步发展。时至13世纪，西欧大地上王国林立。世俗王权也需要罗马教廷的承认，由此增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在用来增强君主统治神圣性的各种方法中，收集和供奉圣物之举颇受人们关注。1204年，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惨遭洗劫。这一古老帝国的遗产又一次被瓜分。其中，众多与基督教的圣人甚至是相传与耶稣自身紧密相关的圣物，也被成批带回了西欧各国。在中世纪这样一个王权追求神圣性的时代，收集、供奉圣物是歌颂君主虔诚最好的方式之一。大批圣物的涌入，无疑使西欧更进一步受到圣物崇拜的影响。与此同时，在1191年，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Glastonbury Abbey）宣称，其在墓地发现了亚瑟王与桂妮薇儿王后的陵墓。这一发现轰动了全英格兰。当消息传播至欧洲大陆后，亚瑟王的传说更显示出一种奇幻与现实相交织的色彩，进而吸引更多的作家参与这一传说的构建。罗伯特·德·博龙就是其中一位。他为参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戈蒂埃·德·蒙贝利亚尔（Gautier de Montbéliard）领主创作了《梅林与圣杯：亚利马太的约瑟夫、梅林、珀西瓦尔》（Merlin and the Grail: Joseph of Arimathea, Merlin, Perceval）。这部作品包含“三部曲”，从亚利马太的约瑟的故事开篇，并在圣杯与耶稣最后的晚餐、耶稣作为圣人所受的苦难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作为圣物，圣杯被代代传承：从约瑟作为第一任守护者开始，传往渔王布隆（Bron），继而再传给珀西瓦尔。在罗伯特的作品里，圣杯以“基督教的圣物”这一身份，完美融入了亚瑟王的故事之中。
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
在克雷蒂安的作品中，圣杯虽然被暗示具有治愈伤痛的力量，但它的作用与神圣性是隐晦未言的。克雷蒂安未曾挑明圣杯与基督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罗伯特的这部作品中，圣杯真正成为承载耶稣之血的圣物。当约瑟带着他的追随者在外邦生活时，他们遭遇了饥荒。圣灵告诉约瑟：之所以遭遇饥荒，是因为是有人犯下了罪过。于是，根据指引，约瑟建立了“圣杯之桌”，并考验了他的追随者们。在他看来，唯有真正信仰三位一体，并遵守诫命之人，才能在放有圣杯的桌子旁边坐下，而坐下之人由此会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喜悦。对此，书中这般叙述道：“那些愿意给它正确命名的人，会把它称作圣杯；它能给待在附近的人们带来极大的喜悦与欢愉，使他们像是鱼儿逃离人们的手中、跃入水中一般欢乐。”从这时起，圣杯就不再是单纯的容器，而是代表着基督，从古至今不断传承，世间独此一份。
在塑造了圣杯作为故事发展的锚点后，随着基督元素的涌入，罗伯特也相应塑造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亚瑟王形象。在他笔下，亚瑟王在圣杯冒险中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成为了主动参与者。珀西瓦尔来到亚瑟王的宫廷，并加入了圆桌骑士团。在五旬节（Pentecost），也就是圣灵降临日的盛宴上，他不顾劝阻，坐上了圆桌上象征犹大空席的危险之座。这一行为招致上天的盛怒，盛怒转化为石板开裂、大地轰鸣和黑暗笼罩。此时，亚瑟王获得启示：“你要听好了，亚瑟王，我们的主向你传达一则讯息，祂在监狱中赐给约瑟的器皿，如今就在这片土地上，被称作圣杯。”在知晓了圣杯能使渔王痊愈，复原圆桌和驱散笼罩不列颠大地的诅咒后，亚瑟王与他的骑士下定决心：定要找到圣杯。
中世纪晚期手稿中的圆桌骑士图像
在这部作品中，亚瑟王更多的是作为故事的推动者。在强调了世俗世界中的亚瑟王作为国王与骑士的典范这一盛名后，作者又提及他在宗教上所受到的影响。不同于单纯的世俗国王，文中的亚瑟王受到的启示表明，他在世俗国王的身份之外，还是一个服膺于基督信仰的凡人。他听从启示、派遣圆桌骑士寻找圣杯的行为，更是进一步将自己与这一神圣任务联系在一起。寻找圣物的旅程，实际也是他前往朝圣的旅程。国王与骑士、圣物与国家、寻找圣杯和国家的命运，由此都被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至此，亚瑟王手中所掌握的世俗权力，已经需要向那一更高的神意表示敬意，即需要尊重祂，并受祂的影响。
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寻找圣杯这一行为尤具有使命感和神圣感。在这一叙述逻辑中，寻找圣杯的开端源于一个从天而降的声音，这个声音告诉亚瑟王一个预言。而寻找圣杯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除不列颠大地上的诅咒，而这又使得上述行为更进一步成为宗教信仰意义上的追寻。虽然故事的主角是珀西瓦尔，但他作为亚瑟王的骑士，是在君主的命令开启之时追寻圣杯的。这也暗示了他受到圣物崇拜的影响。经过宗教信仰维度上的转变，亚瑟王的王国与追寻圣杯的使命紧密相连。随着圣杯这一最主要的神圣元素的引入，亚瑟王的形象已经逐渐完成了从世俗君主到与基督教紧密相关的王者的转变。
如今，亚瑟王的故事仍是虚实交融。但无论如何，亚瑟王作为一位留名千古的人物，其形象与骑士典范对接，更与基督教信仰和价值观相连。它已成为众人文化记忆中难以抹去的部分。而有关它的故事的历时性演变，一如亚瑟王这一传奇人物的形象的基督化历程所表明的，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世纪文化的演化路径。它在后人记忆中的接受情形，某种意义上也折射出后人的价值观动态。就此而言，中世纪有中世纪的亚瑟王，现代有现代的亚瑟王。
（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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