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随着上海战役的失利，一位昔日风光无限的抗日名将，带着残兵败将仓皇登上了前往台湾的轮船。
他叫汤恩伯，曾经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又臭名昭著的“中原王”，谁也想不到，台湾，竟然成了他的人生终点站，而且是极其凄惨的一站。
到了台湾的汤恩伯，过得到底有多惨？如果非要找一个词来形容，最贴切的就是——众叛亲离。
汤恩伯的悲剧，其实在去台湾之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汤恩伯早年落魄时，得到了浙军大佬陈仪的赏识和资助，陈仪不仅帮他偿还债务，还每月资助他五十元大洋，送他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汤恩伯感激涕零，当场拜陈仪为师，后又认其为义父，甚至将自己的名字从“克勤”改为“恩伯”，以示感恩，后来，陈仪还将自己的义女王竟白许配给了他，可以说，没有陈仪，就没有后来的汤恩伯。
1949年初，当陈仪看到国民党败局已定，策动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起义时，汤恩伯做出了一个让他遗臭万年的决定——他转身就将恩师的“谋反”证据密送给了蒋介石，陈仪随即被秘密逮捕，押往台湾，并于1950年6月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出卖恩师并没有换来汤恩伯想要的荣华富贵，反而让他背上了“卖师求荣”的千古骂名，连蒋介石都看不起这种忘恩负义的无情小人，从此对他的态度急转直下。
到了台湾后，汤恩伯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他并非黄埔军校嫡系出身，与当时掌控台湾军政大权的黄埔系“土木工程系”关系紧张，根本容不下他。
很快，汤恩伯的所有实权职务都被剥夺了，他只捞到了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空头衔，这个职位听起来唬人，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力，就是个纯摆设。
在政治上备受排挤的同时，昔日那些与他并肩作战的同袍，也因为“卖师求荣”的恶名而看不起他，纷纷与他划清界限，走到哪里，迎接他的都是鄙夷和唾弃的目光，他整天精神忧郁，情绪低落，在一个冷冰冰的孤岛上活成了一座孤岛。
更让汤恩伯痛彻心扉的，是家庭的彻底破碎。
他的妻子王竟白，正是被他出卖的恩师陈仪的义女，当王竟白得知视自己如己出的义父被丈夫亲手送上绝路后，悲痛欲绝，她对汤恩伯的怨恨达到了极点，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带着孩子们离开这个忘恩负义的男人，远走美国。
曾经热闹的家庭分崩离析，汤恩伯身边只剩下了最小的一个女儿在台湾相依为命，一个曾经叱咤风云、妻妾成群的“中原王”，晚年竟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
没有实权，又断了经济来源，汤恩伯的生活陷入了困顿。
1951年3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与一班老同事，过去专致力军务，一心为国，向来不曾为本身之生活打算，至台后闲居一年，目前均感生活困难。”他甚至要靠迁往乡下居住来节省开支。
就在这穷困潦倒之际，病魔又找上了门，他本来就有的严重胃病开始复发，后来又检查出十二指肠肿瘤，医生建议他出国手术治疗，否则恐有性命之忧。
身在异国的妻子得知消息后，曾电邀他去美国就医，汤恩伯根本无力支付去美国治病的巨额费用，他向蒋介石申请去日本治病，换来的却是无情的嘲讽。
据说，蒋介石看到他申请报告后，冷嘲热讽地说：“有大过的人，还想到国外治病，浪费国币！”
然后大笔一挥，签了“就地医治”四个字，汤恩伯气得说：“我的病在台湾治不好……要治好，只有到国外，我申请到日本治，总裁又不同意，没有办法，只有等着死！”
直到1954年，他的病情急剧恶化，蒋介石这才勉强同意他去日本就医。
1954年5月26日晚，汤恩伯终于踏上了飞往日本东京的航班。
这趟迟来的“救命之旅”，最终却成了他的“死亡之旅”，6月29日，汤恩伯在日本东京的医院里接受手术时，因失血过多，死在了手术台上，终年56岁，有目击者称，他死前痛苦不堪，在手术台上哀嚎挣扎。
当汤恩伯客死异乡的消息传回台湾，蒋介石的反应极其冷漠，只冷冷地吐出四个字：“死了也好。”
一代抗日名将，就这样在日本的手术台上，以最痛苦、最凄凉的方式走完了一生。
从权倾一时的“中原王”，到背负骂名的“卖师求荣”者；从妻妾成群的军阀，到孤苦伶仃的病人，汤恩伯在台湾的这几年，完美诠释了什么叫“众叛亲离”，他背叛了对他恩重如山的恩师，最终也被他所效忠的主子和整个世界所抛弃，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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