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药瓶

表姐来电话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十七分，我手机贴着枕头震动，屏幕光刺得眼睛发酸。接起来没声音，只有喘气，粗重得像拉风箱。我喂了好几声，她才开口，嗓子是劈的：“姑姑走了。”

我坐起来，被子滑下去，后背一阵凉。

“药瓶，”表姐说，“她留了好多空药瓶。”

我赶到的时候天还没亮透，老居民楼的楼道灯坏了大半，三楼拐角那盏忽明忽暗，照着表姐蜷在门口的侧影。她穿着睡衣，外面胡乱裹了件羽绒服，头发散着，脚上还是拖鞋。怀里抱了个塑料袋，鼓鼓囊囊的，里面全是药瓶碰撞的轻响。

“没敢进去。”她说，下巴往门里指了指，“等殡仪馆的人。”

我蹲下来，看见她膝盖上摊着几个白色小瓶，瓶身上的标签还完整，商品名、成分、规格、生产批号，一行一行印得密密麻麻。表姐食指抵在“阿普唑仑”那几个字下面，指甲掐出月牙形的白印。

“这个，”她声音很轻，“治焦虑的。”

她又拿起另一个：“舍曲林。”手指移到成分栏，“抗抑郁。”

塑料袋里还有七八个瓶子，她一个一个摆在地上，像摆一排墓碑。帕罗西汀、艾司西酞普兰、佐匹克隆、劳拉西泮，每个名字她都念出声，然后用手机查。屏幕光照着她的脸，颧骨上还有泪痕，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

“昨天晚上她还给我发了微信，”表姐划开手机递过来，“说冰箱里有包好的饺子，韭菜鸡蛋馅的，让我周末回去拿。”

消息时间是昨晚八点十二分，后面跟了个笑脸表情。姑姑惯用的那种，黄脸圆眼睛，嘴角弯弯的。

表姐又拿起一个瓶子：“富马酸喹硫平，治失眠的。她跟我说她睡得好，说老邻居张阿姨天天吃安眠药，她不用吃。”

瓶子在她手心里转了一圈，标签上医生的名字潦草得认不出。表姐用指甲刮了刮，刮不掉，像那些话一样嵌进瓶身里。

殡仪馆的人来了以后，我和表姐进了屋。姑姑躺在卧室床上，被子盖得很平整，手交叠放在胸前，像排练过很多次。床头柜上整整齐齐码着五六个空药瓶，每个都拧紧了盖子，排成一列，标签朝外。旁边压着一张A4纸，写了三个字：对不起。

表姐走过去，拿起那些瓶子，一个一个核对塑料袋里的。她动作很慢，把每个瓶子的标签翻来覆去地看，成分、规格、用法用量。最后她捏着那个“佐匹克隆”的瓶子站起来，声音抖得像风中铁丝。

“这是安眠药。”她说，“十四片，全没了。”

我扶住她胳膊，她胳膊硬邦邦的，肌肉绷着。她突然扭头看我，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她说她睡得好，她说她不用吃药。”

我不知道说什么。姑姑的房子不大，两室一厅，家具都是十年前的老款式，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茶几上放着绣了一半的十字绣，图案是富贵牡丹，针还插在上面。电视柜上有表姐小时候的照片，扎两个羊角辫，举着奖状笑。旁边是一盒没拆封的降压药，生产日期三个月前。

表姐坐在沙发上翻手机，翻姑姑的微信聊天记录。我站在旁边，看见屏幕上一条一条弹出来：

“囡囡，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吗？炖了排骨。”

“降温了多穿点，别只要风度不要温度。”

“你上次说的那个项目怎么样了？别太累。”

“五一不回来也没事，妈自己挺好。”

每一条表姐都有回复，但大多是简短的一两个字——“忙”“知道了”“好”。最后一条是姑姑发的：“饺子包好了，韭菜鸡蛋的，你最爱吃的。”表姐回了个“嗯”。

没有其他了。

表姐把手机扣在腿上，盯着茶几上那盒降压药看了很久。“这个我买的，”她指着药盒，“三个月前她说头晕，我给她买了寄过来的。她跟我说吃了，血压正常了。”

她忽然站起来，走进姑姑卧室，拉开床头柜最下面那层抽屉。里面整整齐齐码着药盒，降压药，一盒没拆，两盒没拆，三盒没拆。生产日期分别是三个月前、两个月前、一个月前。

她蹲在那儿，背影僵得像石头。我听见她吸气，很深的一口，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吐出来。她伸手去够抽屉最里面，摸出一个铁皮盒子，旧饼干盒，上面印着褪色的曲奇图案。

盒子没锁，掀开盖子，里面全是收据和单据。医院挂号单、药房小票、检查报告单。表姐一张一张翻，手指越来越抖。最后一张是精神科的诊断单，日期是去年九月，诊断栏写着“重度抑郁发作”。

姑姑没告诉任何人。表姐每个月给她打生活费，她收，说“够花”。表姐每次问她身体好不好，她说“好，都好”。春节回家住了三天，姑姑包了饺子炖了鱼，笑着送她上高铁，站在站台上挥手挥了很久。

表姐捏着那张诊断单，眼泪砸在纸上，晕开一行蓝黑色的字。她没出声，只是肩膀一抽一抽地颤。我蹲下去搂住她，她身上冰凉，睡衣薄薄一层，后背上凸起的肩胛骨硌着我的手臂。

“我不知道，”她说，声音闷在我肩膀上，“我什么都不知道。”

殡仪馆的人进来抬人的时候，表姐把那些空药瓶一个一个收进塑料袋。她没再看标签，只是把它们拢在一起，瓶子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脆。她跟着担架走到门口，忽然停住，转身回了卧室。

我跟过去，看见她站在床头柜前，把那张写着“对不起”的A4纸翻了过来。纸背是空白的，她从抽屉里找了支笔，手抖着写了一行字：

“妈，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字写得歪歪扭扭，有的笔画断在半路。她把纸重新压在床头柜上，空药瓶旁边，然后转身走了。

送完姑姑回来已经是傍晚，表姐坐在我车里不说话，膝盖上放着那个塑料袋。塑料袋里的药瓶随着车晃来晃去，发出细碎的响声。红灯的时候我侧头看她，她正盯着窗外的一棵银杏树发呆，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往下掉。

“上个月她说腰疼，”表姐忽然开口，“我说忙完这阵就回去陪她检查。这阵一直没忙完。”

绿灯亮了，我踩油门，后视镜里那棵银杏越来越远。

表姐把塑料袋放在副驾驶脚垫上，弯腰翻了一会儿，从里面掏出那个铁皮饼干盒。她打开盒盖，在收据底下又翻出一样东西——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展开来，是姑姑的字迹，比诊断单上医生的字好认多了。

“囡囡，妈没事。你好好工作，别惦记。”

日期是今年三月。表姐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然后把纸叠回原样，放回铁盒里，扣上盖子。

“我上个月给她打电话，”她说，“打了四分钟。她说她正在跳广场舞，吵，听不清，先挂了。”

车窗外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橙黄色的光一段一段划过表姐的脸。她低着头，拇指摩挲着铁盒边缘的锈迹。“她跳什么广场舞，她膝盖疼了两年，下个楼都费劲。”

我把车停在她家楼下，没熄火。暖风吹着前挡风玻璃，起了一层薄雾。表姐坐在副驾没动，塑料袋搁在脚边，药瓶的影子被路灯拉得细细长长。

“你上去吧，”我说，“睡一觉。”

她摇头，手指扣着铁盒盖子的边：“我查了一宿成分表，一个瓶子一个瓶子查。阿普唑仑、舍曲林、帕罗西汀，每一个我都查了。我想知道她吃了多少，吃了多久，难受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她停了停，声音低下去：“可我查出来又怎么样呢。她已经不在了。”

我伸手握住她手腕，她脉搏跳得很快，像受惊的鸟。

“明天，”她吸了吸鼻子，“明天我去把她冰箱里的饺子煮了。韭菜鸡蛋的。”

她推开车门下去，抱着塑料袋和铁皮盒子，背影拖在地上。走到单元门口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路灯底下，她眼圈红着，但没哭。

“蔓蔓，”她说，“以后我妈问我吃没吃饭，我再也不说‘忙’了。”

我点头，看着她上楼。三楼那扇窗户亮了灯，昏黄的一小片。窗帘没拉，我坐在车里能看见她走到客厅，把塑料袋放在茶几上，然后打开冰箱，蹲在那儿看了很久。

冰箱里大概有姑姑包好的饺子，一排一排摆得整整齐齐。韭菜鸡蛋馅的，表姐最爱吃的。

她关上门，在冰箱前坐了下来。背影小小的一团，灯从后面照过来，把她影子拉长投在地板上。她就那么坐着，很久很久没有动。

我发动车子离开的时候，后视镜里那扇窗还亮着。夜风灌进来，带着深秋的凉意。仪表盘上的时间跳成十九点零三分，姑姑发最后那条微信的时间，是昨天晚上八点十二分。

差一个多小时。表姐回“嗯”的那个晚上，姑姑就坐在那盏灯下面，把空药瓶一个一个拧开盖子，排整齐，标签朝外。

她大概想了很多次，终于在那个晚上做完了。而表姐查了一整宿药瓶上的成分表，每一个字都看得清清楚楚，却再也问不出一句“妈，你疼不疼”。

车拐上大路，后视镜里那扇窗终于看不见了。我打开广播，电台在放一首老歌，女声细细地唱：“时间都去哪儿了……”

我伸手关掉。车厢里安静下来，只有暖风呼呼地吹。挡风玻璃上的雾又厚了一层，前路模糊成一片暖黄色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