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4日黄昏，武昌平阅路一座挂着“军法执行总监部”招牌的院落里传出几声枪响。被押解到武汉还不满半个月的韩复榘身中七弹，其中一枪从后脑贯入，当场毙命。
这个曾经的“山东王”，没能留下一句遗言，也来不及再看一眼自己散落在河南漯河的家眷。那一天，韩复榘的妻子高艺珍正带着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躲在漯河一座破庙里苦等消息，直到一个浑身泥水的副官跑进庙里，扑通跪下，对着高艺珍哭喊：“太太，主席被……被枪毙了。”
高艺珍两眼一黑，昏厥在地。
高艺珍苏醒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嚎啕大哭，而是立刻吩咐随从封锁消息，不准孩子们大声哭闹。她早年跟着韩复榘从河北霸县台山村出来，见过阵仗，知道眼下最要紧的是把一家人从险境中择出去。
韩复榘被扣后，蒋介石的行营已下令将其在山东的家产查封，济南的韩公馆被翻了个底朝天，连家具、字画、汽车都被贴了封条。留在曹县、漯河一带的韩复榘卫队和家眷，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中央军缴械甚至“处置”。
高艺珍连夜将金银细软缝进破被褥和孩子们的棉袄夹层中，又在韩复榘旧部孙桐萱、曹福林的暗助下，弄到了几张去南方的船票。
孙桐萱时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韩复榘被处决后蒋介石为安抚军心，让他实际掌握了部队，但他对老长官的家眷并未落井下石，反而命亲信副官送了一笔盘缠。据韩子华晚年回忆，孙桐萱当时派人传话说：“趁早走，往南边去，留在河南不安全。”
1938年初，高艺珍带着子女和韩复榘的几个近亲，由连云港登船，混在难民里抵达上海法租界，在迈尔西爱路一幢小楼里暂住下来。韩复榘的灵柩则被孙桐萱派人秘密运往河南鸡公山，草草下葬。
当时韩家长子韩嗣燮，早在山东时就因精神刺激出现失常，经此巨变彻底崩溃，整日胡言乱语，对着空房间喊“爹”；次子韩嗣燠（后改名韩子华）刚满十五岁，三子韩嗣烽十二岁，四子韩嗣蟡只有七岁，最小的女儿韩嗣虑尚在襁褓中。
高艺珍不敢在上海久留，因为日本人的势力很快渗透进租界，尤其对前中国军政人员的家眷盯得很紧。不到一年，他们又举家南逃香港，住进铜锣湾的一处唐楼。在港期间，积蓄只出不进，高艺珍变卖了大半首饰，甚至把韩复榘当年收藏的几件值钱物件也悄悄托人转手了。日子最难的时候，韩子华记得母亲一天只买一块硬面包，掰碎了用开水泡成糊，分给几个孩子。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韩家的处境再度恶化。有人劝高艺珍去重庆投靠国民政府，她一口回绝。她对子女的原话是：“你们爹死在谁手里，我心里明白。我就是讨饭，也不去求那姓蒋的。”
在香港期间，韩复榘的另一房妻室纪甘青（原是唱河南坠子的名伶）选择了离开。据韩子华晚年口述，纪甘青在韩复榘死后不久便脱离了韩家，独自返回上海，后来改嫁给一位商人。另一位侧室李玉卿，原是济南青楼中人，韩复榘死后也离开了韩家，此后再无音讯。最终撑起整个家的，只有高艺珍一个人。
1942年秋，高艺珍咬牙决定冒一次险，带着全家经广州湾（今湛江）潜回北平。之所以选择北平，是因为韩复榘早年曾在冯玉祥手下驻扎过京津一带，多少还有些旧关系可以依凭，而且沦陷区的伪政权对韩家人采取一种暧昧的不追究态度，既不想惹恼日本人，也不愿太过为难这个无人撑腰的遗族。
高艺珍搬进东城什锦花园胡同一所年久失修的小四合院，对外只说自己是“丈夫病故的河北寡妇”，子女一律改从母姓，称“高家孩子”。韩子华插班进了北平地安门中学，历史课讲到韩复榘“违抗军令，丧师失地”一段时，他坐在教室里一语不发，回家后关起门来抄写父亲生前教他临的《麻姑仙坛记》。这个少年渐渐养成一种沉默内敛的性格，但在心底一直憋着一句话：父亲绝非戏文里那个只会喊“老子韩复榘”的草包。
韩复榘死后的几十年里，韩家人对这件事始终保持着不愿声张、但态度极其鲜明的立场。
韩子华直到晚年，在接受口述史访谈时仍然毫不含糊地说：“我父亲有错，错在不该擅自放弃济南、泰安，但罪不至死。蒋介石杀他，根本不是为了严肃军纪，而是为了铲除异己。”这句话的背后，是韩家几十年来反复咀嚼过的事实。西安事变时，韩复榘发过一封“马电”（21日电报），明确对张学良、杨虎城表示支持。这封电文被南京方面截获后，蒋介石恨之入骨，曾在日记中记下对韩复榘的切齿之语。抗战全面爆发后，韩复榘又密派代表与四川的刘湘联络，试图结成军事同盟，趁中央力量东调抗日之际，在华北、四川同时发难反蒋。刘湘的代表张斯可当时频繁出现在济南，这件事被军统侦知，成为压死韩复榘的最后一块砖。
韩子华在《我的父亲韩复榘》一书里逐条回应过那段公案：“所谓‘违抗命令擅自撤退’，是指他放弃了济南。可当时第五战区长官部原本承诺调给第三集团军的重炮部队根本没到位，让西北军旧部拿轻武器去和板垣师团硬拼，无异于自杀。父亲退到鲁西南后，主力在济宁、运河一线仍然和日军打了硬仗，阵亡数千人，如果他是想当汉奸，何苦还留下来抵抗？”韩子华的这些话，并非无据臆测，当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回忆录里也曾提到，韩复榘确实“心存观望”，但他同时也承认“中央对该部补充不及时，亦是事实”。
对于蒋介石，韩家人的真实看法几乎可以浓缩为四个字：杀父之仇。韩子华在九十岁时对着摄像镜头讲过一句很平淡却极有分量的话：“我对蒋介石没有好感，一丝一毫都没有。”韩复榘的三子韩嗣烽，后来在西安一家运输公司当了一辈子司机，单位填写政审表时，“父亲死因”一栏他只写“被国民党枪杀”，从不隐讳。四子韩嗣蟡在清华大学电机系读书时，有同窗偶然得知他是韩复榘的儿子，私下里议论纷纷，他听见后当众说：“我父亲的事情，你们了解的不一定比我多。他死得冤，但我用不着替他喊冤，我学好本事，对国家有用就够了。”
高艺珍1957年在北京病故前，把几个子女叫到床前，交代了两件事。
第一，一定要把韩复榘的灵柩从鸡公山迁回北京安葬。
第二，记住你们的爹是上过抗日前线的，死在了后方，但不是孬（种）。
此后，长子韩嗣燮在精神病院去世，韩子华成了实际上的家族主心骨。他在华北大学学习后报名参军，入了志愿军第六十八军，在朝鲜战场做文化教员和政治工作，立过三等功。复员后他被分配到电力系统，长期做行政工作，在甘肃兰州电力局技工学校任教直至退休，过着基层干部那种平淡如水的日子。韩嗣蟡则进入水利电力部，成了技术专家，参加过多个大型水电站的设计。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韩子华费尽周折，终于将父亲的遗骨从鸡公山移灵至北京西郊万安公墓，与母亲高艺珍合葬。
墓碑上没有职务，也没有军衔，只刻着“韩复榘先生之墓”。
立碑那天，韩子华弯着腰在墓前站了很久，后来他对韩复榘之孙韩宗喆说了一句：“咱们家的事，后人不必争，但得记着真事儿。”韩宗喆后来耗费数年，查阅海峡两岸的档案，写成《韩复榘全传》，他在自序中说得很直白：“祖父被处决，丧师失地仅是表面罪状，根子是他触犯了蒋介石的大忌。韩家后代分散各地，靠自己一点点站起来，与那段历史共生，但并不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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