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究竟是在哪个精确时刻搞砸了自己的？”当这句话出现在《酒吧长谈》的开篇时，一位深谙国家历史可以成为小说组织原则的作家登场了。

彼时，整个拉丁美洲正沉醉于魔幻现实主义的醉人魅力——这种文体天然与革命政治意气相投，模糊了奇迹与可能之间的界限。然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却偏偏选择了老派的现实主义。杰拉尔德·马丁在这本时而闲谈、时而冷峻剖析的传记中指出，这既是政治立场问题，也是审美趣味问题。马丁追溯了这位小说家的轨迹：他曾以外科手术般的精准解剖寡头政治，到头来却欣然成为其座上宾，完成了文学史上最壮观的政治迁徙之一——在半个世纪里，从极左转向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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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马丁的修正主义观点在于：略萨跨越的意识形态距离，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短。他从未真正属于左派。他那短暂的暧昧期，与其说是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不如说是对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迷恋——那是他在圣马科斯大学遇到的、耀眼得令人无法企及的莱娅·巴尔巴。彼时，这对同窗的情谊在书店和莱娅那位共产党员父亲经营的一家波西米亚夜总会烟雾缭绕的桌子之间徐徐铺展。在这层游击队员的时髦外衣之下，马丁察觉到的，是略萨骨子里那份老派贵绅对等级秩序的笃信。一位大学同窗所称的“出厂缺陷”，其实是与生俱来的：略萨始终是一个“利马上流社会的小少爷”。

略萨最伟大的几部小说，都是在让-保罗·萨特的思想笼罩下写就的，直到这位法国哲人对革命政权的纵容最终令他与之决裂。他与萨特乃至整个左派的分道扬镳，发生在1971年的“帕迪亚事件”——古巴诗人埃贝托·帕迪亚被捕，并被迫上演了一出荒诞的公开忏悔，宣布放弃自己“反革命”的作品，并揭发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略萨领导了一场国际运动，抗议卡斯特罗对待作家的方式。然而，对于这个被广为传颂的自由主义勇气时刻，马丁的笔调惊人地冷峻。他认为，略萨将卡斯特罗比作斯大林是大大过头的夸张，而且那场针对哈瓦那的声讨，恰恰是在拉丁美洲左派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帮助孤立了那个政权。

许多传记如今都沦为替传主翻案的工程。所幸，马丁写出了真正具有批判性的作品。虽然他偶尔会对传主的私情做过头了的“俄狄浦斯式”解读，还对“性感”这个词有着难以理解的偏好，但这些不过是这部探究深入、文笔优美的传记中的微瑕。此书的真正主题不仅仅是略萨本人，更是那个塑造了他、又颠覆了他的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生态系统。马丁还原了那些曾被略萨简化为文学素材的女性的面貌：他19岁时与姻亲姨妈胡利娅轰动一时的婚姻、这段婚姻如何被拆解并重构成《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以及他后来的感情生活——真实的女人如何被压榨成小说的油墨，又如何被一位敏锐的传记作者重新赋予了血肉。